在半個世紀的體質人類學和種族理論之後，我們要跳到1862年，從而強調對一個歐洲種族進行抵抗的特殊問題。 1859年，語言學家阿道夫· 皮克泰特在日內瓦出版了一篇論文，名為《印歐起源或原始雅利安人：論語言古生物學》。
他從大量能夠得出存在一種印歐語言的 比較語言學研究中，提出了存在一種印歐種族的假設。不同種類的被命名為印歐語言之間的親緣性，自17世紀以來就為人知曉了，它指的是 一種古代語言的整體，從中產生了大多數現代歐洲語言。印歐語言群包括古希臘語、拉丁 語、古波斯語和梵語，其中梵語是自公元前4世紀就被證明使用了的印度教的宗教文本語言。在19世紀初，大量重要的比較語言學研究，細化了這種語言共同起源的假設：在德國，弗朗茲· 博普撰寫了一本印歐語言學比較語法書；在瑞士，阿道夫· 皮克泰特則在凱爾特語與梵語之間尋找關聯。
1862年，一位比利時語言學家，奧諾雷· 沙維，先擔任討論課教 師後來成為自由思想家，重新提起並且系統化了阿道夫· 皮克泰特關於雅利安種族的觀點，為此他出版了小書《語言與種族》。沙維聲稱通過將語言 學定義為科學，他科學地證明了人類多祖論。他還總結了閃語族語系和印歐語系之間的區別，並將這兩種語系都回歸到它們各自使用人群的起源，也就是說，存在兩個不同的人類種族：雅利安人和閃族人。上述學說自從1862年出現起，就成了剛成立的巴黎人類學協會組織辯論的內容。
這一學術協會的創始人是卡裡斯瑪式的保羅· 布羅卡，他是醫生和體質人類學家，他堅持不懈地推崇一種科學的人類學，不過那時人類的自然史和社會史之間還沒有區分開。作為眾多短期存在的學術協會之一，巴黎人類學協會 雖然也使用相同的術語「種族」，但是超越了以往對民族學對象的定義：它要研究的是「體質組織、智力與道德特性、致力於區分種族的語言 和歷史傳統」。這種把「種族」視為體質、語言和文化集合體的定義，在1862年引起爭議 之後，被巴黎人類學協會細緻地抨擊。
在布羅卡組織的研討課上，沙維混淆了語言學論據與種族論據的觀點，同時受到醫生和語言學家批評。醫生們強調，對於說印歐語言的人與說閃族語言的人來說，他們的話語 器官在嚴格意義上都是相同的。語言學家們強調，不可能去證明種族差異與語言和文化差 異之間的關聯。在這些語言學家中，我們可以發現歐內斯特· 勒南，他已經因為1855年 出版的《閃族人語言通史》而小有名氣，隨後又 因為1863年的《耶穌的一生》而暴得大名。這本書第一次認為耶穌就 是與他人一樣的普通人，因此我們可以對他進行歷史的研究，而不是神學的研究。
勒南是一位顯赫的學者，作為語言學和歷史學專家，他的觀點與布羅卡堅持的自然科學的人類學雖然並不相同，但可以互為補充。在1862年的爭論中，出場的醫生和語言學家一致同意，有必要明確地區分兩種學科。 語言的歷史與人類的生物史無法兼容。語言學的集體性，即說同樣語言的所有個體，並不是被生物親緣性定義的集體性的反映。以「雅利安種族」為名的印歐種族共同體的假設， 從科學的角度看就是無稽之談。我們可以說布羅卡和勒南是進步主義、反宗教且反對反動派的公民，但他們都沒有在政治層面上進行爭論。正是科學的理性讓他們如此做的。
這場爭論對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都是非常重要的。它發生在1902年美國人類學協會決 定將人類學劃為四個分支的四十年之前。 2 1902年起，相似性消失了。在法國，語言學家們，尤其是印歐語系和閃族語系的專家們，要比研究其他大洲人類的專家更加受重視。前者的研究對象——古代與《聖經》，要更為高貴。而在美國，歷史學識的弱勢，相反促進了人類學智識的強勢：美國史屬於美洲印第安人史的一部分，而美洲印第安人史實際上就是人類學。1862年的爭論，在法國沒有產生制度上的重大後果。它只是重複了業已建成的分界。
年輕的人類學還局限在體質人類學，並且依靠在博物學家和醫生建立的機構之上：國家自然史博物館和布羅卡任主席的巴黎人類學協會。印歐語言學家們，被幸運地從史前史和生物學中分開，於1864年組織成立了巴黎語言學家協會。但是這一協會並不與研究其他大洲的語言學家們合作，後者在同時期與研究物和物質文化的民族學創建了共同的協會。換句話說，法國人類學成功地避免了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之間 的危險關係，不過付出的代價是將對近處的科學和對遠方的科學進行區分。於是，1858年法國以兩個最常被研究的 大洲的名字，創建了美洲與東方民族志學會。
這一學會很快就成為民族志學會，該組織旨在研究每一個大洲：美洲、非洲、中國和日本、大洋洲，但從不對歐洲感興趣。如果說1862年的爭論以及它堅定的結論對今天的我們如此重要，那肯定是因為雅利安 種族的理論。它雖然沒有科學的依據，但在今天的政治用途中仍然常見。雅利安種族理論 尤其服務於德國納粹政權下的理論學者。這種理論超出了政治的邊界，例如德國人的民族 志提出德國對歐洲的帝國主義徵服；除此之外，該理論還為出現在歐洲土地上的針對非雅 利安人的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種族集中營辯護。
在歐洲，1848年的革命弘揚了歐洲人民來自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從而建立新的國家 並且摧毀舊的帝國。但是反動派的學者卻對舊制度充滿鄉愁，這種舊制度強調一個面對其 他大洲的歐洲統一體。革命之後，我們知道歐洲文化是複數的：斯堪地那維亞文化不同於 德國文化；就像歷史學家儒勒· 米什萊在1833年的《法國史》中精彩指出的那樣，法國代表了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聚合點。那麼對於那 些對貴族歐洲失去的統一體懷有鄉愁的人來說，還剩下了什麼？答案就是種族。這正是阿蒂爾· 德·戈 比諾伯爵在1853至1855年出版的《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中所要辯護的，儘管這本 書在剛出版時並未引人注目。
該書並不聲稱是科學的著作，而是一本文學抨擊小冊子，一 本自認為不為人知的浪漫主義作家的悲觀作品。作為法國駐巴西大使，戈比諾經歷了被 法國知識分子稱讚的巴西年輕政權的陰影。那些法國知識分子有奧古斯特· 孔德 ，他的「秩序與進步」的箴言至今仍被刻在巴西的國旗上；還有本雅 明· 貢斯當，他起草了巴西憲法。巴西因而是雜交混血的標誌。而戈比諾的觀點，則像四個世紀之前的波馬· 德· 阿亞拉那樣，將那一時期所有的不幸， 都歸結於雜交人種。戈比諾從雜交人種的退化中提煉出了種族理論。
要不是戈比諾的理論被20世紀的一位種族理論家休斯頓· 張伯倫使用戈比諾的書就要被世人遺忘了。張伯倫遠不像戈比諾那樣有著優雅的悲觀主義，他重拾了雅利安種族的理論以及作為其基礎的印歐語言學。作為劇作家理察· 華格納的女婿，張伯倫是一個歸化德國的英國人，並且保持著德國與英國之間的敵意，他的理論後來受到希特勒的重視，從而為1918年德國的戰敗復仇。事實上，希特勒從他的書中看到了超越國家民俗學框架的手段，這一手段旨在發展一種更宏大的歐洲種族理論，而這對希特勒首次徵服德語國家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