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的概念取決於我們的人性概念。在前一章，我力圖表明，人的需要與感情根源於人的存在的特殊狀況。人與動物共有的需要——飲食、睡覺、性滿足——非常重要，因為這些需要根源於身體內部的化學反應，如果一直得不到滿足，就會變得非常強烈。（當然，與性需要相比，這種說法更適用於人對食物和睡眠的需要，因為，未滿足的性需要至少不會因為生理方面的原因呈現出其他兩種需要所能呈現的那麼強大的力量）。不過，即使全部滿足了這些需要，也不足以使人精神健康。精神健康有賴於人所特有的那些需要和清感的滿足，它們產生於人類處境的狀況：人需要與他人相關，需要超越，需要有一個根，需要身份感，需要定位坐標系及信仰對象。人的幾種重要的情感，諸如他對權力的渴求、他的虛榮心、他對真理的追求、他對愛情及友愛的渴望、他的破壞性和創造性，每一種促使他行動的強烈願望都根植於人類的特殊狀況，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假定的那樣，植根於原始性慾發展的各個階段。
弗洛伊德以身體不同部位獲得性衝動的滿足為標準,將人格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口欲期，肛欲期，性蕾期（俄狄浦斯期），潛伏期，生殖期；也被稱之為性心理發展階段論。[圖源：hemabhattgrowingkids.wordpress.com]
從心理學角度講，人解決生理需要的方法十分簡單；此處所面臨的困難是純粹社會的和經濟的。對於他的人的一面的需要，人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極其複雜，解決這個問題取決於很多因素，最終，但並非最不重要，取決於他所在的社會的組織方式，以及這個社會組織如何決定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之間的關係。
基本的心理需要根源於人類存在的特殊性，它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得到滿足，否則人就會精神失常，就如人的生理需要必須得到滿足，否則他就會死去一樣。不過，滿足人的心理需要的方法多種多樣，各種方法之間的差異與精神健康的各種程度之間的差異相對應。如果某種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人就會精神錯亂；如果滿足了，但令人不滿意——從人這種存在的本性出發考慮——結果便是神經症（要麼是明顯的神經症，要麼是以社會決定的缺陷的形式出現）。人必須同他人建立關係。但是如果這種關係是以共生或讓渡權利的方式建立的，他便會喪失他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他脆弱，痛苦，變得敵視他人，或者情感淡漠。只有當他以友愛的方式把自己與他人聯繫起來時，他才能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同時，感到與他人結合在一起。只有在生產勞動中他才同自然發生關係，與自然結合成一體，又不被自然所淹沒。人只要仍然深切地紮根於自然、母親、部族，就無法發展自己的個性及理性，就仍然是為自然所俘獲的無助的獵物，但他決不會感到自己同自然是一體的。只有當他發展了他的理性和愛的能力，只有當他能以人的方式來體驗自然界和社會之時，他才會感到自在、安全，感到是自己生命的主人。顯而易見，在兩種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破壞性會導致痛苦，創造性能帶來幸福。我們也很容易便能看到，只有那種以對自己的力量的體驗為基礎的身份感才能給人以力量，而一切以集團為基礎的身份經驗都會使人不能自立，從而使人虛弱。最終，只有當人達到了把握現實的境地，他才能使這個世界成為他的世界。如果他生活在幻象之中，他就無法改變視這些幻象為必需品的環境。
總之，我們可以說，精神健康的概念是從人類存在的特定條件推導而來的，而且，對於處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和各種不同的文化中的人，這個概念是相同的。精神健康的特點是：有愛與創造的能力；掙脫了同部族及土地的亂倫關係；人的身份感的基礎為體驗到自己是自己力量的主體和動因；能把握自身之內及之外的現實，即能夠發展客觀性和理性。
精神健康的這種概念在本質上與偉大的人類精神的導師們所制定的標準是一致的。在某些現代心理學家看來，這種一致性證明：我們的心理學的前提不是「科學的」，而是哲學的或宗教的「理念」。顯然，他們認為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各種文化產生的偉大學說都是以對人性的理性洞察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條件為基礎的。這個結論看來也更符合如下事實：在地球上若干幾位不同的區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已經覺醒的人們「在相互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影響的情況下給出了同樣的教誨。埃赫納吞、摩西、孔子、老子、佛陀、以賽亞、蘇格拉底、耶穌為人類生活定出了大體相同的規範。
對於許多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來說，要接受人本主義精神分析學說的思想，得克服一個特別的困難。他們仍然根據十九世紀唯物主義的哲學前提來思維，這些前提假定，所有的心理現象都植根於相應的生理和肉體過程，並且是這些過程的結果。弗洛伊德的基本哲學傾向也是由這種唯物主義所塑造的，因而他認為，他在「裡比多」中發現了人類感情的生理基質。而在本書所提出的理論中，與他人保持關聯及超越等需要井沒有相應的生理基礎。人類情感的基礎不是肉體的東西，而是與世界、自然、他人相互作用的人格之整體，是人的存在狀況所導致的人的生活實踐。我們的哲學前提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哲學前提，而是將人的行為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作為研究人的基本經驗資料。
如果我們考慮到人類進化的概念，那麼，我們的精神健康的概念便引起了一個理論難題。我們有理由假設，在幾萬年前，人類歷史以真正「原始」的文化開其端；此時，人的理性發展還處在最初級的階段，他的定位坐標系同現實、真理還沒有多少聯繫。原始人只是缺乏那些只有進化可以賦予他的品質，難道我們可以因此說他精神不健全嗎？確實，有一個答案可以輕易解答這個問題。這個答案注意到了人類進化與個人進化之間明顯的類似。假使一個成年人的態度和定位坐標系如同—個月大的孩子，我們肯定會把他視做重症病人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一個月大的嬰兒有同樣的態度則是正常、健康的，因為這種態度與他的心理發展階段相一致。因此，我們可以像弗洛伊德一樣把成人的精神病概括為一種對屬於較早的進化階段的定位坐標系的執著或者向這一坐標系的回退，就人本該達到的進化情形而言，這種坐標系已經不適用了。同樣，我們也可以說，人類，如同嬰兒一樣，以一種原始的定位坐標系開始了自己的進化旅程，一切與人類進化的完備程度相一致的定位坐標系都應被認為是健康的；而「執著於」和「倒退到」人類已經歷過的較早期的進化狀態的傾向則是「病態的」。這種解答很吸引人，但它未考慮到一個事實。一個月大的嬰兒由於生理發展所限還無法具備成熟的態度。他絕不可能像成人那樣思維、感覺或行動。與此相反，人的機體發展成熟已有幾十萬年了，在這漫長的時間中，他的大腦、身體的協調性、體力都沒有什麼變化。他的進化完全依賴於他向下一代傳送知識的能力，以及由此而來的積累知識的能力。人類進化是文化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有機體變化的結果。如果我們把最原始的文化中的嬰兒放到一個高度發達的文化之中，他也會像這個文化中的其他孩子一樣成長，因為決定他的發展的唯一因素是文化因素。換句話說，一個月大的嬰兒無論在什麼文化條件下都不可能有成年人那樣成熟的精神；任何以原始階段為發展起點的人，若被賦予通向這種成熟狀態的文化條件，都能夠在其進化的頂點成為一個完善的人。因此，那種認為原始的、亂倫的、缺乏理性的人是處在一個正常的進化階段的看法同認為嬰兒也處在一個正常的進化階段的看法不是一回事。不過，從另一方面講，文化的發展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對於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解答。從一種立場出發，我們可談論精神健康的缺乏；從另一種立場出發，我們可談論發展進化的早期階段。不過，這個困難只有當我們處理的是這個問題最一般的形式時才顯得特別大；而當我們面對的是我們時代的具體問題時，這個這個問題就不那麼複雜了。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個性化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充分發展了的、成熟的個人才能最有成效地使用自由，如果一個人還沒有發展自己的理性及愛的能力，他便無力承擔自由和個性的負擔，他會設法逃入能夠提供給他歸屬感和根基感的人為的關聯中。今天，任何從自由退回到在國家、民族中尋求人造的根基感的掃都是精神病的表徵，因為這種退縮與人已經達到的進化狀態不符，並且必定會導致病態現象。
無論我們談論的是「精神健康」還是人類的「成熟發展」，我們都應看到，精神健康或成熟的概念是一個客觀的東西，只有在對「人的處境」及植根於「人的處境」的人的需要進行考察之後，我們才能獲得它。因此，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能從個人是否「適應「社會這一點出發來精神健康下定義；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先看社會是否適應人的需要，在促進或阻礙精神健康的發展方面，它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然後再來下定義。一個人的精神是否健康，從根本上講，並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取決於他所處的社會的結構。健康的社會能促進人的如下能力：愛他的同胞，創造性地工作，發展他的理性與客觀性，獲得自我感，自我感的基礎是對自己創造性力量的體驗。不健康的社會則造成人們相互之間的憎恨與不信任，將人變成供他人利用與剝削的工具，剝奪他的自我感，直至他屈從於他人，或者變成一個機器人。社會可以具有兩種功能：它可以促進人的健康發展，也可以阻礙它。實際上，大多數社會都具有這兩種功能，問題只在於，社會對人的發展的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的程度和方向怎樣。
精神健康狀況是由社會的客觀條件決定的，社會既能促進人健康發展，也可促使其畸形發展，這個觀點不僅與上述相對主義的觀點矛盾，也與另外兩種觀點牴觸。下面我就這兩種觀點作一番討論。第一種觀點——肯定也是當今最流行的觀點——想使我們相信，當代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生活方式」，與人性最根本的需要是一致的，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就意味著精神健康與成熟。於是，社會心理學不再是社會批判的工具，而成了現狀的辯護者。這種觀點所包含的「成熟」與「精神健康」的概念與工業或商業的工人或僱員的令人滿意的態度相一致。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適應概念。斯特雷克對感情成熟下了這麼一個定義：」成熟指堅持幹一項工作的能力，能幹比要求多的事，可靠，不怕困難，堅持不懈地執行一項計劃，能夠在一個組織內或在權威的領導下同他人一道工作，有能力作出決定，有生活的意志，具有靈活性，獨立，寬容。「很清楚，斯特雷克在這裡所描述的成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的社會組織中的好工人、好僱員或好士兵的美德；這些美德是招聘僱員的廣告中經常提到的僱員品德。對斯特雷克以及其他許多有類似想法的人來說，成熟等同於適應社會，他們從不提這種適應指向的是健康的還是病態的生活方式。
與此相反的是從霍布斯到弗洛伊德以來的觀點，這種觀點假設人性與社會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可改變的矛盾，這一矛盾源自所謂的人的非社會性。弗洛伊德認為，人受到兩種生物衝動——渴望性快樂與渴望破壞——的驅使。人的性慾望的目標是完全的性自由，即與所有他所渴望的女人不受限制地發生性關係。「人通過經驗發現，性愛（生殖器官的愛）使他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因而對他而言，性愛就成了一切幸福的保型。」於是，人被迫「繼續沿著性關係的道路尋求他的幸福，把肉慾變成生活的中心」。
人的自然的性慾的另一個目標是同母親亂倫，這種渴望的性質導致了父子之間的衝突和仇視。弗洛伊德說道，禁止亂倫的做法」也許對人的性愛生活造成了最嚴重的創傷」，以此強調性慾的這個方面。
雙眼已盲的俄狄浦斯向上帝讚揚他的孩子們，1784，Bénigne Gagneraux, National museum, Stockholm。[圖源：thoughtco.com]
弗洛伊德認為，在滿足這些基本欲望方面，原始人無需或極少應對什麼限制。這與盧梭的觀點相吻合。原始人可以表現出侵略性，原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限制性衝動滿足的規定，「實際上，原始人……根本不知道約束本能這回事。……文明人用他的部分幸福機會換取了一定的』安全感『「。
弗洛伊德一方面繼承了盧梭關於「幸福的野蠻人」的觀點，另一方面又採用了霍布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的敵視態度的假設。弗洛伊德問道：「Homo homini lupus（人對他人是狼）；在自己的生活和歷史所提供的全部證據面前，誰有勇氣來反駁這種說法？「弗洛伊德認為，人的侵略性有兩種根源：第一，固有的破壞欲望（死亡本能），第二，文明加諸本能欲望之上的挫折。人可以通過超我把一部分侵略性引向自己，少數人可以將性慾升華為友愛，但是，侵略性是根深蒂固的。人總是互相競爭，互相攻擊，不是為了物質的東西，就是為了「在性關係中獲得特權，這就在在其他方面相互平等的男女中造成了最深的怨恨和最強烈的敵意。我們可以設想通過使性生活完全自由除去這些怨恨和敵意，如此一來，家庭這一文化的細胞將不再存在。我們的確無法預見文化發展的新途徑。不過，我們卻可以肯定一件事：不管文化走向如何，人性的那些無法消除的特徵都將繼續存在。」由於弗洛伊德認為愛從本質上講是性慾，他不得不提出愛與社會內聚力相矛盾的觀點。他認為，就其本性，愛具有自我中心及反社會的特點，一體感和友愛不是根植於人性的原始感情，而是被抑制了的性慾。
弗洛伊德認為，人生來渴求不受限制的性滿足，具有破壞性。以此觀點為基礎，他勢必會描繪出一幅文明與精神的健康及快樂必然衝突的畫面。原始人是健康的、快樂的，因為他的基本本能沒有受挫，但是他缺乏文化的賜福。文明人比較安全，享有藝術與科學，但是他必定會患神經症，因為文明生活使人的本能不斷受挫。
在弗洛伊德看來，社會生活與文明同人性的需要在根本上是對立的，人面臨著一種悲慘的選擇：一面是以不受限制的本能滿足為基礎的快樂，另一面是以本能受挫為基礎的安穩與文化成就，後者導致了神經症及其他形式的精神病。弗洛伊德認為，文明是本能受挫的產物，因而也是精神病發生的原因。
弗洛伊德認為，人性在根本上是競爭的（和反社會的）；這與我們在許多相信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性便是人的本性的作者那裡所看到的人性概念一樣。弗洛伊德關於戀母情結的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在愛母親這一點上，父親與兒子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敵對和競爭心理。這種競爭不可避免，因為兒子亂倫的欲望是天生的。弗洛伊德順著同樣的思路提出了另一個假設：每個人的本能促使他渴望在性關係中獲得特權，並因此導致了他們之間強烈的敵意。我們不難看到，弗洛伊德的整個性理論建立在這樣一個人類學的前提下：競爭與相互仇視乃人類固有的本性。
在生物學領域，達爾文以「生存競爭」理論表達了這一原則。經濟學家，比如李嘉圖及曼徹斯特學派，將這條原則引入經濟學領域。後來，在相同的人類學前提的影響之下，弗洛伊德主張這一原則也適合於性慾。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是「性慾的人」，正如經濟學家的基本概念是「經濟的人」。無論是「經濟的人」還是「性慾的人」，都是方便的虛構概念；這些概念所聲稱的人性——孤獨、自私、貪婪和競爭——使得資本主義看起來是一種完全符合人性的制度，從而使它免遭批判。
「適應觀」以及霍布斯－弗洛伊德關於的本性與社會必然衝突的觀點暗含著對當代社會的辯護，兩者都帶有片面性。此外，兩者都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社會不僅同人的非社會的方面相衝突，這一社會部分地是由自身造成的；社會常常也同人的最有方面價值的人性的品質相矛盾，社會不是促進而是壓抑了這些品質。
要對社會與人的本性的關係作客觀的考察，必須同時考慮到社會對人的促進和抑制作用，考慮到人的本性以及源於本性的需要。由於大多數作者強調現代社會對人的積極影響，在本書中我對這方面會說得少些，而將重點放在在某種程度上為人們所忽視的方面：現代社會的致病作用。
*本文節選自弗洛姆《健全的社會》第四章，孫愷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為閱讀及排版便利，本文刪去了注釋，敬請有需要的讀者參閱原文。**封面圖為由Lisbeth Zwerger繪的格林童話特別版插圖。[圖源：brainpicking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