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王芳，來自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是一名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研究者。我想問一下現場在座的各位，在過去一年裡曾經搬過家的，請舉手我看一下。有不少。我想再接著問，有沒有人不止搬過一次家的？也有一些。謝謝大家。
我自己生活在北京，我看到一些統計數據說，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平均有超過八成的人在過去一年內更換過住所。就更不用說在更廣大的中國，每年都有數以億計的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去到陌生的地方打拼。
搬遷本來是一個個人事件，但是當很多人都在變換著他們的居住地點時，它就可能成為了一個社會事件。而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者，我關心的是，對於個體的心理與行為而言，這種流動的社會狀態和具體行動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在經歷搬家或者一想到搬家的時候，馬上會冒出一些什麼樣的念頭，是收拾東西很煩躁？還是扔東西特別開心？又或者是馬上要開始一段新生活了，會覺得特別地興奮？也許都有可能。
在這個時候常常會有一些人出來告誡我們，說一定要小心處理好與物品之間的關係，做到三個字——斷、舍、離。搬遷所涉及到的「斷、舍、離」絕不僅僅是我們跟物品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跟這個居住地的環境、社群以及他人之間的關係。
當你從一個地方流動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可能會帶來：原有社會網絡的中斷，原有人際關係的割捨，以及原有情感連接的疏離。這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斷、舍、離」。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其實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普遍觀點是流動使人們從有根走向無根，從穩定走向自由。
現代人都特別熱衷於懷舊，比如我們都很喜歡木心先生的詩《從前慢》：「從前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想一想以前，比如我們父母那一代，他們可能一輩子都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一輩子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可能一輩子都碰不到多少人，朋友是這些人，仇人也是這些人，所以真的有可能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但是隨著社會發展，人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我們現在得以自由地流動，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工作地點和居住地點，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流動，我們被打碎成了一顆顆原子，主動或者被動地投身於這個高歌猛進的時代激流中。
我們現在一天碰到的陌生人可能比以前的人一輩子碰到的還多，比如說今天大家就碰到了好幾百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可能都發生了改變。具體體現在哪裡呢？我們以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作一個對比。
在以前的傳統社會中，人們通常是以家族、宗族成群聚居。解放以後在城市裡就是以單位聚居，安土眾遷的意識很濃，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流動。在這樣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極其穩定的，不是鄉裡鄉親就是樓上樓下，抬頭不見低頭見，隔壁老王就是那一個老王，彼此之間是完全熟悉並且知根知底的，所以大家之間的情感聯結非常地緊密而且深厚。
▲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傳統農業社會。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但是現在呢？現在是一個現代的流動社會。比如大家住在商品房裡，你的隔離鄰居到底是些什麼人，恐怕沒有幾個人能說得出來。我們身邊好像來來回回都變成了一些陌生人；熟人反而遠在千裡之外，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可能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給予你支持，甚至你還需要額外地付出時間、精力去跟他們刻意保持聯絡。換言之，原有緊密的情感聯結現在就變得疏離了。
其次，在以前相對穩固的社會關係網中，可能你總是在跟同一群人在打交道，這就好像總在跟有限的人進行無限次的重複博弈，為了長遠利益最大化，雙方都必須要恪守一個信任和合作的原則。
如果有人違反怎麼辦呢？也沒有關係，在傳統社會裡有一套非常強大的聲譽監控系統，這個系統可以通過一傳十，十傳百起作用。我們講「唾沫星子淹死人」，而且反正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廟。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會願意去跟熟人保持一個比較信任的關係。
但是在現代社會，大家都可以隨意地流動，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和陌生人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往往是一次性的、匿名的、鬆散的，你可能對你的互動對象的背景信息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
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在熟人網絡中的名聲的約束作用也會大打折扣，也就是說你在上一次博弈中做了什麼，可能在下一次互動的時候是可以完全不被知曉的。換句話說就是，聲譽監控機制也失效了。
▲ 城市裡高樓林立。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於是我們認為，像搬家這樣的居住流動，事實上強烈改變了我們所處的人際環境。那麼人們要如何去適應這樣一種新的環境？他們會在心理和行為上採用一些什麼樣的策略去跟這樣的環境互動呢？
我們就在當下快速變化的中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想要嘗試去回應這樣的問題，我們會把主題更聚焦於跟道德有關的心理與行為上。為什麼選道德？也是注意到在這些年大規模流動發生的同時，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嚴重的道德危機。
大家都有感覺，比如說欺騙、造假，一不小心就被套路，冷漠、戒備，開啟互害模式，成為了一種有點普遍的社會心態。我們就想知道，這種流動和道德的共變，到底是一種巧合，還是真的存在某種關聯？
接下來我會給大家分享我們在近兩年做的四個研究，這四個研究的主題總結一下，就是我們這幾年在討論很多社會現象的時候，經常會發出的幾大感慨：環境越來越糟了，壞人越來越多了，騙子哪哪都是呀，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呢。大概是這幾個主題。
在講具體的研究之前我還想先交代一點，就是當我們在說一個流動的環境的時候，其實它有兩個層面上的含義：第一個層面是個體水平上的，也就是說有一個個體他自己總在流動，他就會給自己創設出一個流動的小環境。而另一個層面是地區水平上的，比如說在某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有很多人都在流動，即便其中的某一個特定的個體，比如說你並沒有在流動，但是你依然會生活在一個流動的大環境裡，這個環境依然會影響你。
在我們後面的研究中，我們基本都會同時考慮個體和地區這兩個水平上的流動性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關心的第一個問題是，處在一個高居住流動性的環境中，人們會如何與所處的自然環境互動。比如說，他們會愛護當地的環境嗎？
要不要保護環境其實是一個心理決策過程，它主要涉及到兩個權衡：第一個權衡就是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權衡，一些環保行為，比如說垃圾分類，可能對於個人來講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甚至會有損個人利益，但是對於公眾來講肯定是一件集體受益的事情。
第二個權衡則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權衡，就是當下可能很痛苦，但是功在千秋。但對於一個總在流動的人來說，首先他可能不會在任何一個地方停留太久，也就是說他可能跟任何一個地方的環境、社群和個人，都不會產生太深的情感依戀，於是當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可能會優先選擇個人利益。
其次，高流動性同時也意味著高不確定性，如果你今天碰到了一個有一定吸引力的東西，你可以選擇再等一等，等它變得更好再去得到它，這叫做延遲滿足。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過一陣子你自己還會不會在這裡，或者這個東西會不會就被別人搶走了，這個時候你就會想那我等不了了，我現在、立刻、馬上就要，也就是會更關注當下即時的得失。於是當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優先選擇短期利益。
綜合這兩個方面，我們預期高居住流動性會降低人們做出「親環境行為」的可能。我們做了三個小研究來檢驗這樣的一個假設。我逐一來給大家做介紹。
在第一個研究裡，我們首先關注的是，一個地區層面的居住流動性跟這個地區環境的整體狀況之間的關係。我們用到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遷入和遷出該地區的人口佔到總人口的比例，來作為一個地區居住流動性的指標。大家可以看這張地圖，顏色越深，總體的流動性越高。
我們又找到了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到2014年各個地方人均生活汙水和人均生活廢氣的排放量的指標，同時我們控制了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這樣一個因素。我們都知道如果一個地方越發達、經濟越好，那麼可能它本來人均生活汙水和廢氣的排放量就是會比較高，所以我們把這個潛在的影響因素做了一個統計的控制。
也就是說在居住流動性比較高的地區，環境整體的汙染狀況會有一個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具體就會表現為：人均汙水和廢氣的排放量是相對比較高的。
接下來我們還想進一步地來看一下，這種地區整體層面的關聯會不會體現在個體身上。我們還是用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地區居住流動性的指標，並且借用了《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一個嚴格抽樣的公開數據，它裡面詢問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萬多居民在日常做出親環境行為的頻率。同時我們也把地區層面的經濟等各種因素，還有個體層面，比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社會階層等等因素做了一個統計控制。
最後我們也來看一下這個結果，這個結果也是符合我們預期的。
它是有一個負相關的關聯，也就是說那些來自居住流動性比較高的地區的被調查者，他們會傾向於更少從事親環境行為。
剛才這兩個研究得出的還只是一個相關的結論而已，接下來我們還想看一看會不會有因果的聯繫。於是我們就把一些大學生請到了實驗室，把他們隨機分成了兩組。其中一組讓他們想像：大學畢業以後找到了一份心儀的工作，這份工作會要求他在未來的十年裡每一年更換一個不同的城市居住，我們把它叫做流動組。
而另外一組我們則讓他們想像：同樣是找到了這份心儀的工作，但這份工作在未來的十年裡可以穩定在同一個城市生活，我們把它叫做穩定組。之後我們還會讓他們回答一些相關的問題，來加強這種代入和想像的效果。
之後我們會給每位被試發一把全新的剪刀和一疊A4紙，幹什麼呢？我們跟他們說我們想調查一款新產品，就是這把剪刀的使用感受，使用的方式就是你用這把剪刀和這疊紙剪出指定的五種圖形，比如說圓形、三角形，怎麼剪隨便你。之後我們會假裝問一下他們這個剪刀好不好用，把我們這個目的給圓回來。
大家可以想像，每個人在剪的時候可能都是一個無意識的行為，你可能只用一張紙就完成了所有任務，你也可以用很多張紙，我們會認為後者也許是有一點點浪費，是對環境不那麼友好的一種傾向的表現。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紅色的是流動組，綠色的是穩定組。我們發現，相比穩定組的被試，流動組的被試會在剛才的剪紙任務中消耗更多的紙，這個研究也再次證明了：居住流動對親環境行為有一個潛在的抑制作用。
破壞環境似乎是對環境本身的不友好，那麼對於環境中的人呢？我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欺騙。
大家都知道囚徒困境遊戲，也知道互惠合作是讓雙方利益最大化的一個最優選擇，但其實這個最優選擇要成立，它是有一個前提的。
這個前提就是雙方有長期交往、重複接觸的預期，也就是說我今天跟你合作了，我期待你明天還會跟我合作。但是如果這個遊戲只玩一次呢？那麼實際上最優選擇是什麼？其實是背叛或者欺騙。因為只玩一次，一錘子買賣，我們今後老死不相往來，我今天拿到了就是拿到了，我就贏了。
大家想一想，高流動的環境不就是這樣的一種環境嗎？我們總是在跟陌生人接觸，接觸了一次可能就沒有下一次了，這就破壞了「要合作不要欺騙」這樣的一個心理基礎。
其次，以前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聲譽監控機制，它可以通過名聲的約束讓騙子名聲掃地，讓他們在欺騙之前想一想要付出的成本代價。但是流動使得社會關係網絡鬆散，誰也不認識誰，如果做出欺騙行為，受到懲罰的可能性是變小的，要付出的人際成本代價也在下降。
因此，綜合起來我們就認為：居住流動性可能會提升人們做出欺騙行為的可能。我們同樣也是做了三個研究，在每個研究裡頭，我們都創設了一個可以讓被試有機會通過欺騙來獲取更高報酬的任務。
比如說我們在第一個研究裡出了一系列的知識問答題，題目涉及歷史、地理、生物、科學、數學等等，每題都有三個選項，其中一個選項是「我不知道」。系統會提示被試說，如果你答對了一題，會給你三毛錢；答錯了不會扣錢；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請你誠實回答：我不知道。
比如其中一題是這樣的：「黑色盆地在哪個大洲，是非洲，還是美洲，還是我不知道？」請回答。各位都非常誠實，這個問題唯一的正確答案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呢？因為根本沒有黑色盆地這個地方，這一題是我們編的。
我們編了一堆這樣的真真假假的題，最後我們會計算，被試會在多少類似這樣的題目中，沒有誠實地回答「我不知道」，而是為了多拿獎勵而胡亂作答。之後我們也會詢問他們過往搬家的經驗。
結果表明，那些在個人層面上經常流動的人，會更傾向於在這樣的無解任務中通過欺騙來作答，同時獲取更高的收益。這也是一個相關的關係。
我們也想看一看存不存在因果關係，於是我們又在實驗室重複做這個研究。我們還是把被試按照那個想像任務，區分成了流動組和穩定組，接著又給了他們一個可以通過欺騙來獲取更高被試費的任務。
我們也簡單地來看一下這個結果，這個結果也非常明顯。我們可以看到，相比穩定組，那些被激活了高居住流動性思維定勢的被試，會更傾向於通過不誠實的回答來獲取更高的被試費。
做到這裡我們就會想問，那怎麼辦呢？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管束一下這樣的欺騙傾向？我們在之前講到，一個高居住流動性的環境裡，聲譽監控機制是失效的，那換成社會監控有沒有可能有效呢？
我們在第三個研究當中做了一個嘗試，首先還是把被試請到實驗室，把他們分成流動組和穩定組兩組，接著又給了他們一個依然可以通過欺騙來獲取更高報酬的任務。在他們做這個任務的時候，我們還給了他們一個特別的設置。
其中有一半的被試在做題目的時候，電腦背景上會有一張很像眼睛的圖案，就是這個（左圖）。這是什麼感覺呢？就好像你在答題的時候有人在看著你，就是考試有老師在監考的感覺，我們把它叫做社會監控線索。而另外一半的人在做題的時候背景上也有一個圖案（右圖），但這個圖案是一個抽象的無意義的圖形，我們是拿來做對照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這個結果非常有意思。我們先來看左邊的這部分，就是流動組的這兩個柱子。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監控線索的這個組，就是有眼睛在看的組是綠色的柱子，更高的紅色柱子就是無意義的對照組。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監控線索的出現確實有效，它有效的方式就是讓流動組的欺騙行為顯著下降。但是我們來看一下穩定組的結果。這個結果是匪夷所思的：眼睛的圖案，也就是社會監控線索的出現，反而讓穩定組的欺騙行為有小幅但也顯著的提升。這是一件有點詭異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這個結果呢？現在一個有可能的解釋大概就是這張圖。
我們認為當社會監控線索（眼睛）存在的時候，如果這個環境是不那麼穩定的，其中那些在蠢蠢欲動的人他們就會被監管住了，這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這個環境本來就非常穩定呢？老是有人這麼看著你，你什麼感覺？其實這是一種有罪推定，這種推定默認這個環境裡所有人都是不誠實的，都是需要被監管的。
於是我們就有一個猜想，我們覺得那種小幅的反彈，有可能是穩定環境中這種有罪推定的不被信任感，它會激起人們通過破壞規則的行為來以示一種反抗。
▲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當然這只是一個猜想，這種猜想如果再延伸下去的話，就會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會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監控社會裡，很多人會認為這種監控是對我們自由的一種侵犯，而事實上流動本身就是自由和安全的博弈，流動讓我們更自由了，我們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但是同時也讓你暴露在不安全當中。
於是我們又有了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那些居住在高居住流動性環境中的人，他們有可能會更願意犧牲自己的一部分隱私，或者是讓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去換取對於自己所處環境的掌控感和安全感。當然這還有待未來的研究去檢驗，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接下來我們還想知道這種欺騙的傾向，會不會繼續泛化成為一系列的行為模式，表現為特定的人格。心理學上把一系列具有反社會性的人格特質綜合到一起，統稱為暗黑人格。
它有三個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體現。第一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自戀，也就是自我中心。第二個叫做馬基雅維利主義，就是那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非常擅長操縱、利用並且剝削他人的人。第三個叫精神病態，是那種衝動、冒險、冷酷無情的人。
進化心理學認為，不同的人格對於不同的環境具有不同的適應性。比如說這個環境是非常安全穩定的，那麼就可以慢慢來沒關係，我們就可以徐徐圖之。在這種情況下，那種注重成長、延遲滿足，做長期規劃的人格就會比較適應，這我們把它叫做慢策略。
但是相反，如果這個環境不是那麼穩定，甚至是快速多變、反覆無常、難以預測的——高流動性其實就是這樣一種環境——這種環境就有點類似於有今天沒明天，這時候你就要「短、平、快」，立馬變現。於是那種急功近利，關注眼前利益，追求即時滿足的人格就會更加適應，我們把它叫做快策略。
而暗黑人格的人，他們是一群短期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的特徵就是重利輕義，精明利己，然後急功近利，這些全部都是快策略的體現。於是我們就認為，暗黑人格可能是對於高居住流動性環境的一整套行為適應策略，二者之間存在共變。
我們也做了一些初步的檢驗，因為總體樣本量不算特別大，所以目前得出的還只是一個初步結論，但是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如我們預期的趨勢。
比如說，在個體層面上存在著「高流動—高暗黑人格」這樣的正向關聯。在地區水平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這樣一個正向關聯：地區整體的流動性越高，這個地方的人的整體暗黑水平也相對更高。這也讓我們看到了特定的社會環境會塑造出相應人格的一種可能。
但是當然，我們也有一種反向的可能性，就是人格不僅受環境影響，也可能會主動地選擇著環境。所以到底是一個高流動的環境吸引了很多暗黑的人來到這裡，或者是把這個地方本來的人搞得很暗黑？還是說，有一些暗黑的人聚集到了某個地方，然後讓這個地方變得更流動？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回答不了，也許都有可能。
研究做到這裡，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覺，說實話我們自己內心是有一點衝突的。難道流動就沒有點好的嗎？我們之前講到的全部是非常消極的負面的結果，這好像跟事實不符，我們看歷史上很多重大文明的誕生或者重大變革的發生，其實都跟搬遷、遷徙有關，也就是說流動應該跟文明演進有一定的關聯。
於是我們又從信任的角度切入做了第四個研究。在我們的研究中主要關注了關係信任和制度信任這兩類。所謂關係信任，就是出於血緣和社會關係的信任。很顯然你為什麼會信任關係，因為你了解他們，因為你們之間有情感羈絆，因為你們以後還會經常碰面，因為你們有著共同的圈子可以約束彼此的行為。
而剛才我講到的這一切，我們前面已經說到，都被頻繁的流動完全打破了。但是對於制度信任有可能有所不同。流動使人們擺脫了原有的熟人聚居地，而進入到了一個易變的、開放的、充滿陌生人的環境，在這個環境裡你不可避免地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也就是說你也不得不去相信陌生人。
那陌生人不可信怎麼辦？這個時候就需要制度保障。相比那些零散的不可長久的人際關係，相對穩固的制度、客觀的機構和物化條件，顯然更值得信賴。於是我們會假設說，高居住流動性對於制度信任有一個促進和提升的作用。
我們也同樣做了一系列研究。第一個研究我們關注的是這個地區的整體居住流動性，跟這個地區居住的居民的信任之間的關係。我們也依然用到了之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但是這一次我們算得更精細了一些。
在區域層面上的流動其實是有方向的，有流入也有流出。我們之前是把它們放在了一起算，這一次我們分別做了計算，結果發現流出率基本沒有什麼影響，起關鍵作用的是流入率。
而在流入率方面其實又可以劃分成兩類，一類是基於戶籍的流入率，也就是說有多少居民流入並且落戶了；另一個是人戶分離率（沒有戶籍的流入率），就是有多少居民住在這裡，但是戶口不在這裡。出於中國戶籍制度的一個特殊性，我們覺得做這樣的區分是有意義的。
我們同樣用了之前講到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當中的信任的數據，同時也把經濟和個體的各種因素做了一個統計控制。經過一番非常複雜的計算之後，我們來簡單看一下這個結果。
首先我們來看關係信任的數據就會發現，人戶分離率越高，關係信任就越低，而戶籍流入率則沒有什麼影響。這個基本跟我們的預期相符。
但是制度信任方面就特別地複雜，我們得到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結果，簡單來講就是，如果一個地方流入並且可以落戶的人越多，這個地方整體的制度信任就會越高，是一個正向的關聯。
但是相反，如果這個地方流入進來但沒有辦法落戶的人越多，那麼這個地方整體的制度信任就是反向、下降的關係。這看似矛盾，但其實也是可以解釋的。在戶籍制度的大背景下，流入能不能夠落戶本身，可能就反映了這個地方的社會制度整體的靈活開放程度。
當人們得以在制度支持下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居住地，並享受制度的優待的時候，這個地方整體的制度信任水平就會比較高。相反，流動就會讓人們體會到很多的制度壁壘，表現為這個地方整體的制度信任水平是更低的。
這個研究成果就提示我們，或者是暗示我們，有的時候低的制度信任未必是不信任制度，而只是不信任尚不完善的制度。有關這一點，我們也想在第二個研究當中繼續探討。
第二個研究我們就從宏觀的地區水平，轉到了一個個體的小環境上。我們去詢問被試過往的搬家經歷，分別去測量他們兩類信任的水平，同時還特別額外設置了一個評價，就是讓他們對當下社會制度的健全完備和滿意程度做一個評分。
首先，關係信任方面完全如我們所料，就是個人層面上的居住流動性和關係信任之間是顯著的負相關關係，也就是說一個頻繁流動的人同時也是一個不那麼信任關係的人。但是一個人和制度信任之間的關係，會受到「感知到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健全」這一因素的強烈影響。
先來看那個紅色的那條線，紅色這條線就說明，如果這個人覺得社會制度是比較健全的，那麼他越流動，制度信任就越高。相反看一下這條往下走的綠色的線，就是如果他覺得社會制度是不夠健全的，那麼他越流動，制度信任就越低。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在第三個研究中，我們又把一些人請到實驗室，然後讓他們想像：他們睡了一覺，一覺醒來，來到了一個社會制度非常健全完備的虛擬社會，假設這個社會叫做Yooomhaa，在這個社會裡他們馬上要大學畢業了，然後找工作。
找什麼工作呢？一半是找到的工作需要他們每年換一個地方生活，另一半是穩定十年居住在同一個地方，也就是再次啟動了居住流動性的思維定勢。接著我們根據一系列的日常生活情境，編制了一些決策情境題，比如說：你要在這個虛擬社會中租房子，看醫生，或者是要買車，你是會去找熟人，還是去找特定的機構等等。
這其實也是在模擬——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到底是信任關係還是信任制度，到底是依賴熟人還是依賴陌生人——經常是在具體情況下做具體分析的二擇一考量。我們可以看到像這一題，選A是制度信任加一分，選B是關係信任加一分。
可以看到，相比穩定組的被試，流動組的被試會在這一系列的決策任務中，整體傾向於更信任制度，而不是關係。
首先，這個研究再次讓我們看到了：像搬家這樣的居住流動所帶來的人際環境的改變，對於個體的心理與行為的塑造。
其次，我覺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讓我們看到了流動的積極意義，長期定居可能會限制人們的視野，使人們產生惰性和依賴，產生對於習慣和傳統的屈從。而遷徙會對一個民族形成新的刺激，促進其文明生長，表現為可能會推動社會從以血緣為基礎發展為以契約為基礎，也就是從一個傳統的穩定的禮俗社會，發展為一個現代的流變的法理社會。但是我們也看到，這種積極作用會受到當下社會制度健全程度的強烈影響。
從現在的社會現狀來看，制度和人心的進步可能還遠未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當下的中國社會也許正處在一個有點尷尬的夾生狀態裡，一方面熟人社會的禮儀秩序已經瓦解，但是另一方面生人社會的規則契約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最後就導致了一邊殺熟一邊欺生。
我們之前講到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亂象，包括欺騙也好，暗黑也好，破壞環境也好，可能都跟這樣的夾生狀況有關。當然我們也知道，內在的觀念意識相對外在的社會場域變化可能滯後，從關係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轉變，包括制度信任本身的生成發展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趨勢，至少我們發現，人們已經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而要真正讓這一些趨勢真實地發生，則需要讓人們真正地體會到規則制度和制度信任的益處，我們也期待著那一天的早日到來。
註：文中出現的散點圖均為未控制其他因素影響的研究結果示意圖。
演講者 | 王芳，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教授
來源 | 一席
編輯 |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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