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力合法性的構建中，同一種神物，究竟代表「災異」還是「祥瑞」，完全取決於統治者的需要。
龍鳳是中古時代的神祇，與讖緯符命、天人感應相結合。歷朝皆視作「大瑞」。一旦龍鳳降世，往往伴隨著祭祀、改元乃至大赦天下。
有趣之處，是龍鳳雖為祥瑞，在中古時代，卻又經常被視作「災異」。
三國時期，將龍鳳視作「妖孽」的情況亦不罕見。
曹叡時曾因「神龍見於摩陂」，而改元「青龍」；但此舉遭到後世史家譏諷，稱其為「亡國之兆」。
曹髦時有飛龍降世，亦被看作「龍困井中、皇權衰微之象」。
孫皓時有彩鳳雲集，為此改元「鳳凰」。又被後世史家罵作「其非鳳凰、實乃羽孽之屬」。將出現在孫吳的靈物、貶低為妖獸。
龍鳳本至祥之物，在不同立場的語境中，卻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解釋。
其實道理相當淺顯且簡單。
神話、讖緯、符命體系，本就是「天人感應」系統下的組成部分。這個系統是統治者為了愚弄百姓而編造的，其根本目的是維護封建皇權。因此，「人間異象」的最終解釋權，不在民間，而在官方。
簡而言之，對同一件事，上位者可以根據自身立場，隨意做出解釋，藉以維護統治權威。至於龍鳳之屬，到底是「神物」還是「妖孽」，反倒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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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叡的「屢易制度」
對制度的改易，本質是統治者「試探自身權威」的手段。
魏明帝曹叡是曹魏第二代皇帝，第三代統治者。
明帝在位時，對「改元」、「改曆法」乃至「改宗」之類的事物，尤其上心。其在位十三年間，年號三易，分別為：太和、青龍、景初。
明帝又是少有的實行「殷歷」的君主。歷史上大多數君王實行「夏曆」。
註：不同曆法的區別，主要在於「以幾月為一歲之始」。夏曆以正月（一月）為歲首，殷歷以十二月為歲首。
明帝不僅痴迷於修改曆法，甚至連曹魏的祖宗都要改。
最初曹魏欽定「宗邾子」（周代曹氏封國），但曹叡竟改為「宗帝舜」。
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王沈《魏書》
明帝從高堂隆議，以魏為舜後。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顧炎武《日知錄》
實際帝舜是「有虞氏」（一說姚氏），與曹氏八竿子打不著。
曹叡對年號、曆法等系統的修改，並非肆意妄為，本質是在宣示其統治權威。
曆法、年號實際是「天人感應」下的重要構成部分。曆法與「日月星辰的變化」息息相關。
天象、異象被視作神祇對人間君主的告誡，年號則往往是君主對「神諭」的反饋。諸如祥瑞降世，通常會改易年號，諸如青龍、黃龍、神龍、五鳳、天鳳、神爵（雀）一類，皆如此。
星象的變化，又被視作天神對世俗君主的警示或褒獎。史官、天官對天文的觀測記錄，主要用來預測王朝走勢，與「近代天文學」幾乎毫無聯繫。屬政治學範疇。
曹叡「修改曆法」、「修改年號」乃至「修改祖宗」等一系列離經叛道的行為，實際實在展示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這大概與其出身有關。
曹叡是文帝庶長子，生母甄氏失寵被殺，故久不得立。
（曹叡）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書三 明帝紀》
曹丕在位的七年間（220-226），儲君之位一直空缺。直到曹丕病重不治，才在彌留之際立曹叡為太子。因此，曹叡登基之初，其法統是很不穩固的。
曹叡第一個年號「太和」用了七年（227-233），「青龍」用了四年（233-236），「景初」則用了三年（237-239）。
註：太和七年（233）春改元青龍，故該年有兩個不同年號。
其改易年號，是在執政七年之後；而改宗之事，則發生在其掌權十年之後。
換言之，曹叡在權力穩固後，便開始借修改律法、曆法、年號等行為，來試探群臣、同時炫耀君權。
② 「青龍」的政治隱喻
青龍改元，有悖於「五德始終」之說，是非常典型的「君權展示」。
在中唐之前，「五德始終」學說，被視作儒教經典，統治者皆奉為圭臬。
「五德始終」，即王朝興替之間，存在著「五行相生與相剋」的關係。
比如周為火德，秦代周而立，按「水克火」的邏輯，秦屬水德。又因水色黑、秦王穿玄色（即黑色）禮服；水性陰，秦法嚴酷，重刑殺。
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史記索隱》
比如漢代秦而立，按「土克水」的邏輯，漢屬土德。但又因為劉邦起家時自稱「赤帝之子」，故西漢在「土」與「火」之間來回搖擺。東漢肇始，明確為火德。
（劉秀）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後漢書 光武帝紀》
王朝尊奉的五行，與禮法、著裝、崇尚顏色皆息息相關。如火色赤，漢帝穿緋色（紅色）禮服云云。
魏代漢而立，但不同於秦滅周，漢滅秦。漢魏嬗代是通過「禪讓制」，因此取「五行相生」原則。
漢為火德，按「火生土」的邏輯，魏當為土德。
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袁宏《漢紀》
這樣，就使明帝的「青龍改元」（233），顯得非常怪異。
太和七年春，有青龍出現在摩陂的井中。明帝前往摩陂「觀龍」，同年改元「青龍」。
龍是神話體系中的聖獸，不可能真的存在人間，更不用說還生活在井中。明帝所謂的「觀龍」，無外乎自吹自擂、炫耀功德。如果井中真的存在「龍」，那大概率就是條水蛇而已。
更大的問題是，青龍所代表的，是五行始終當中的「木德」。
土色黃，木色青。按照五行相剋規律，「木克土」。
魏屬土德，因此代表木德的「青龍」、相當於曹魏的災異。按照五行始終學說，在曹魏的語境下，「黃龍」屬於祥瑞，「青龍」則屬於妖孽。
魏明帝改元「青龍」之事，歷來被後世史家嘲諷。考慮到漢末喪亂已久，典章廢弛，乃至京師學者「能操筆者」不足十人的窘境（見《魏略 儒宗篇》），鬧出如此可笑的翻車事件，也不難理解。
更為可笑的是，「青龍改元」明明是一件顯而易見「政治車禍」，滿朝文武竟無一作聲，甚至有不少大臣還跟著明帝前往摩陂一起「觀龍」。並吹捧附和。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明帝）幸摩陂觀龍。--《魏書三 明帝紀》
可想而知，對祥瑞與災異的解釋權，在實際操作中，不以典籍為依據，而掌握在權勢者手中。
③ 曹髦「潛龍詩」的隱喻
黃龍屬土德，本是曹魏的祥瑞。但在特殊背景下，也會被解釋為妖異。
曹髦是曹魏第四任皇帝，第五位統治者。
曹髦好學，對五行讖緯一類的「內學」比較了解。類似明帝時「改元青龍」一類的鬧劇，便罕有發生。
在曹髦統治末年，即其被殺的前一年（259），在寧陵縣井中又出現了「神龍」。
（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魏書四 高貴鄉公紀》
這次的地方官功課做得比較好，稱「兩條黃龍悠遊井中」。黃龍吻合曹魏的「土德」之義，屬於「大瑞」，按理應該改元大赦。
可怪之處恰恰在此。
曹髦聞黃龍降世，不僅面無喜色，反而嘆息痛罵：
「龍代表了皇帝。皇帝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居然住在井裡？此惡兆也。」
是時龍仍見，鹹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漢晉春秋》
曹髦口中「住在井裡的龍」，毫無疑問指代自己。而「惡兆」則清楚指向了彼時的權臣司馬昭。
曹髦甚至憤憤不平地提筆作詩，即著名的《潛龍詩》。
該詩原文已經散佚，目前流傳的是元末明初版本的演繹文學，不過二者傳達的含義，應當相差不遠。按《漢紀春秋》記載，司馬昭「聞而惡之」。翌年（260）即發生了著名的弒君事件。
（曹髦）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司馬昭）見而惡之。--《漢晉春秋》
青龍是曹魏的惡兆。但明帝獨擅權柄，故強行將「災異」解釋成「祥瑞」，滿朝文武不敢作聲。
黃龍是曹魏的大瑞。但曹髦已然失勢，結合了自身的悲慘處境，竟將「祥瑞」解釋為「災異」，最終又引發了權臣篡弒。
可見，同一件事物，到底是喜還是災，是福還是禍，解釋權完全掌握在統治者手中，根本沒有學者或者百姓的置喙之地。
④ 孫皓與鳳凰
昏君時代的鳳凰，往往被後世學者視作「羽蟲之孽」。
鳳凰是傳說中的靈獸，雄者為鳳，雌者為凰。司馬相如所謂「鳳求凰」是也。
三國時代，吳國末代國君孫皓，便曾使用過「鳳凰」年號。
事實上孫皓對巫蠱、讖緯等異端邪說極為迷信，其年號基本都圍繞著「祥瑞降世、神人授書」的主題。在其短暫的統治生涯中，年號屢易，有「鳳凰」、「寶鼎」、「甘露」、「天璽」、「天冊」、「天紀」等等，迷信程度可見一斑。
鳳凰的年號，來源於建衡三年（271）「神鳥雲集西苑」。於是明年改元。
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吳書三 孫皓傳》
可笑之處，是孫皓改元時，吳國朝野並無異議。但吳國滅亡後，後世史家卻極力污衊，稱「孫皓看見的不是鳳凰、而是羽孽」。
（孫皓）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晉書 五行志》
羽孽，即「長著翅膀的妖獸」。
按《天地祥瑞志》，東西南北中，共有五種珍禽異獸。
南方的是「焦明」，代表水災。
北方的是「幽昌」，代表旱災。
東方的是「發明」，代表兵災。
西方的是「鷫鸘」，與北方的幽昌類似，也代表旱災。
以上四種，被稱作「羽孽」。即「羽蟲之孽」。
唯有居於中央的鳳凰，代表祥瑞。
問題在於，這五種神鳥，在外貌描述上，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差異就是某隻脖子長一些、某隻腦袋大一些，僅此而已。
可見「神鳥降世」時，到底是鳳凰還是羽孽，解釋權不在學者，而在統治者。
孫皓在位時，那神鳥就是當之無愧的「鳳凰」；孫皓倒臺後，鳳凰便淪為野雞，跟著亡國之君一道、永世不得翻身。
宋代學者對五神鳥「一祥四孽」的說法，便嗤之以鼻。直呼「腐儒誇大其詞、誇而無驗，便胡說八道以遮其醜」，可謂一語中的。
四鳳首背翼膺腹皆合五常，豈應為孽！蓋漢儒既誇大其辭，推鳳為希世之瑞。誇而無驗，極而必反，則又推之以為孽。--《爾雅翼》
思想的開化，與彼時（唐宋）的學風也有關。在中唐之後，讖緯、陰陽、五行一類的學說，便被掃入異端，不再被學者重視了。
⑤ 小結
龍、鳳是中古神話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神龍與彩鳳，雖然在不同時代的具體作用有所差異，但基本被歷代視作「天下大治、人間太平」的象徵。
可笑之處，卻是龍與鳳究竟代表了祥瑞還是災異，解釋權卻從來不在編纂經典的學者手中。
曹叡將魏國災異、代表著「木德」的青龍視作「國家大瑞」，甚至以此改元，實在可笑。但考慮到曹魏群臣噤聲不語、乃至曲意附和，便顯得意味深長。
曹髦的情況則反之。代表著「土德」的黃龍確是魏國祥瑞，卻被曹髦解釋為災異，還作詩揶揄。毫無疑問，其意在影射權臣司馬昭。
至於神鳥降世，令孫皓改元的「鳳凰」，在魏晉史家筆下，被貶低為「羽孽妖獸」，無疑是因人廢事。
其實更早的東漢桓靈時代，也經常出現甘露、嘉禾一類的「祥瑞」。
問題是桓靈無道、天下怨憤；被劉備「嘆息痛恨」，被董卓罵作「每念靈帝、令人憤毒」甚至高呼「劉氏種不足遺」。
（董）卓欲廢帝，謂（袁）紹曰：「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獻帝春秋》
可見「祥瑞」的出現與否，無關乎統治者的功業，而是對異象的隨意捏造。畢竟，最終解釋權在統治階級手中。
立場決定思維，位置決定想法，僅此而已。
隨著讖緯、術數的沒落，學者逐漸將注意力由「天」回歸到「人」，也便少了許多迷信神怪的糟粕理論。
水旱之災，在中唐之前屬於「天父發怒，警示人君」的象徵。皇帝需要齋戒、沐浴、祭祀，還得下罪己詔，擺出一副「虔誠至深」的感人模樣。但人所共知，「政治表演」並不能解決旱澇等「實際問題」。
到乾隆時代，便可以公開說出「水旱之災，雖堯湯不能免」。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實際的行動上，而不再一味追求「天人感應」、「下詔罪己」之類的花活兒了。
然水旱之災，雖堯湯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隱，竭力補救，可以化災沴而成太和。--《乾隆實錄 卷四》
災異與祥瑞，封禪與祭祀，無非是統治者的功績裝點；萬千的人間百姓，才是歷史的組成者與推動者。
與其孜孜不倦「求得天心」，不如兢兢業業「求得民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大概也是讖緯、五行、陰陽等學說在主流領域逐漸式微的反映吧！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讖緯術數的沒落，也不啻為一種進步。
我是胖咪，百家號歷史原創作者。漫談歷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鉤中的蛛絲馬跡、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後隱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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