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衣陶與彩陶有其外表相似的一面，但裝飾風格及工藝卻各異。漆衣陶與漆器裝飾工藝相同，一件漆衣陶與一件漆器放在一起，用肉眼很難分別他們的屬性，因為這些紋飾與楚地流行的漆器紋飾是一樣的，楚文化色彩濃鬱。只能從胎質來加以區別。
1西漢神人龜甲盾
漆衣陶是在陶器表上髹漆繪畫而製成的陶質器物。漆器胎骨則以木、竹為主，還有夾紵胎（薴麻織成的布料）、皮胎（三國時期安徽馬鞍山朱然墓出土一件犀皮漆耳杯，是我國已知最早皮胎漆器實物）等。《髹飾錄》（質法第十七）載：「棬榡，一名坯胎，一名器骨。方器有旋題者、合題者，圓器有屈木者、車旋者。皆要平正輕簿……」注云：「又有篾胎、藤胎、錫胎、窯胎、凍子胎、布心紙胎、重布胎，各隨其法也。」說明漆器的胎制非常豐富。漆的用途很廣，而楚國髹漆工業尤發達，不但髹漆於木器上，在楚遺物中，陶器、銅器、皮革、絲麻、骨角、龜甲等器物上也有一些髹漆器皿，如圖1西漢神人龜甲盾［1］，高32、寬20.1㎝，1973年江陵鳳皇山8號墓出土。龜盾胎骨為龜板，亦見有人介紹該盾為「木質」胎體［2］，正面上部繪一神人：人首、人身、鳥足，穿豹斑紋衣褲，作奔走狀，頭部還有各一蛇形物，其下繪一神獸：鳥首、獸身、三鳥足，頭上有一角，作奔走狀。背面盾把兩側各繪一人，拱手相向而立，身穿寬袖上衣和長褲，腰束帶，足穿翹頭鞋，頭戴冠，腰佩長劍，似為賓主相見。現藏荊州博物館。
2西漢漆彩陶壺
彩陶則是直接在陶表繪彩色紋飾，如圖2西漢三角紋彩繪陶壺［3］，頸、肩、腹部用紅彩繪六層三角紋，各層之間分別以紅、白或紅黃相間的彩帶所分界線，紅色間填白色小圓點。色彩豔麗奪目。現藏河南省博物院。
3商周漆衣陶壺
據《韓非子·十過》有「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其跡，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的記載，說明遠古傳說中的虞舜時期已有漆木之器。我國最早的漆器實物是原始社會河姆渡第三層遺址出土的木胎朱漆碗［4］，最早的漆衣陶出土於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吳江梅堰遺址，所繪的原料為漆，先在黑陶表面塗一層稀薄棕色漆，再在上面用厚漆加繪圖案，厚薄不勻。同樣的漆繪彩陶曾於1955年在吳江團結村亦有發現。陶器上的彩繪用料與漢代漆片的用料相同（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吳江梅堰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3年6期）。事實證明，中國是世界漆器手工業的發源地。
4戰國漆衣陶蓋豆
商周時期，山東滕州前掌大墓地是商周時期東方方國的貴族墓地，出土了眾多精美文物，圖3「漆衣陶壺」便是該墓地出土文物中的唯一一件漆衣陶器。
5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漆衣陶鼎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是我國漆器的主要產地，豐富多彩的漆器是楚文化基本特徵之一。這時漆衣陶開始在楚國流行，這與楚國的制漆業發達密不可分。楚國的疆域自西周至戰國末不斷發生變化，東周時期楚國的主要活動範圍包括今湖北全省、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和安徽西部。考古工作者在歷年來楚墓發掘中，戰國時期的漆器廣泛發現於湖南、湖北楚墓中，特別是長沙、江陵出土數量最多，河南漆器主要見於信陽長臺關1、2號墓，安徽則主要見於舒城楚墓。同時也出土不少漆衣陶器（片）。如湖南長沙、益陽、常德、桃源等，湖北江陵溪峨山、拍馬山、李家臺以及麻城等，安徽六安城北等戰國楚墓中均有漆衣陶器出土。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出土漆衣陶的同時，伴隨出土的一般還有漆器與銅器，器形多為鼎、敦、壺、豆、罍等，罐、盤等少見漆衣彩繪。紋飾多以三角紋、波折紋、方連紋、菱形紋、勾雲紋、捲雲紋、三角雲紋、柿蒂紋、龍鳳紋、蟠螭紋、蟠虺紋、弦紋、網紋、S紋等常見，顏色主要為紅與黑兩色，黃、白色偶見。1958～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楚墓中發掘出土了成套的漆衣陶鼎、敦、壺等，通體髹漆衣，以紅、黑、白色彩紋裝飾； 1975年湖北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漆衣陶敦、壺等；1978年湖北雲夢珍珠坡1號楚墓中出土了整套的仿銅禮器的漆衣壺、鍅、豆、罍等，還有漆彩鼎、敦、高足壺、豆等陶器，出土的漆衣陶和漆彩陶用漆以黑、紅、白和金粉為主，紋飾有弦紋、網紋、蟠虺紋、變體蟠虺紋、三角雷紋、斜角雷紋、捲雲紋等。其中網紋平底漆陶敦為戰國中期仿銅禮器，通高27.5、腹徑20㎝，上、下器各有三獸形足，無耳，蓋與器身形狀不同。蓋為半橢圓形，頂部突起。器身有子口，上腹較直，下腹內收成小平底。蓋頂部用紅漆和白色彩繪弦紋數道。蓋和器身中部用紅漆繪網紋一圈，口沿部各飾紅漆三角雲雷紋一周。該敦不但造型特殊，而且漆繪圖案精美，是楚國漆繪陶器的代表作。漆衣金粉陶蓋豆（圖4），亦為戰國中期仿銅陶禮器，通高34、口徑20㎝，器蓋扣合呈圓球形。蓋頂圈足形鈕較細高，豆盤較深，豆柄細長，喇叭形座。器身髹黑色漆衣。蓋鈕下用紅色繪蟠虺紋一周，蓋沿用紅色及金粉飾三角雷紋一周。盤口沿上用金粉填底飾捲雲紋一周，柄與座上都用白色彩繪弦紋數道，該器從器形、漆衣和金粉飾等都具有重要的學術與研究價值。漆繪十字花蕊紋高柄陶豆，為戰國中期日用器，通高19.5、口徑12.5㎝，上為弧形淺盤，直筒狀，細高柄內空且小，喇叭狀足座，座沿唇外露，盤內沿用黑漆繪弦紋一周，盤內用黑漆繪十字形花蕊狀圖案，盤外壁和座外壁用黑漆繪弦紋。為隨棗走廊較典型的楚國漆衣陶器，有一定的地或特色。現均藏雲夢縣博物館；1991年安徽六安城北戰國中期墓中，出土漆衣陶禮器鼎、鍅、壺、豆等，多為通體髹黑色漆衣，繪紅、黃色交織彩紋，紋飾有捲雲紋、變形蟠螭紋及變形鳳紋等，如變形鳳紋漆衣陶壺，通高30.9、口徑12.4、腹徑23.8、底徑14.4㎝，泥質夾沙灰陶，蓋頂部隆起，口微外撇，蓋上三鈕與腹上的對稱鈕缺失。通體外髹黑漆，上施紅黃兩色交織的彩繪紋飾，蓋中繪變形鳳紋，口沿繪交叉紋，頸部見二道凹弦紋，肩與近底處繪一周捲雲紋，腹上部繪一周變形蟠虺紋與變形蟠螭紋，其餘部分繪勾狀雲紋和變形蟠螭紋，紋飾清晰，圖案精美，色彩豔麗，製作精緻，是楚國漆衣陶中的精品。髹漆陶豆，通高19.4、口徑16.2、座徑11.5㎝，盤口微斂，細長竹節狀高柄上有數道弦紋，喇叭形座，通體磨光髹黑漆，是已發現的較早髹漆陶器之一。現均藏六安市文物管理所。
6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漆衣陶壺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陝西洛南縣西寺冀塬墓葬出土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精美漆衣陶鼎一對、漆衣陶壺一對、漆衣陶豆一對，共6件，均為泥質灰陶胎。如圖31-5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漆衣陶鼎，高17.4、口徑17.5㎝，出土2件，形制相同，通體髹黑色漆衣，漆上用紅白色彩繪，腹較深，器壁較厚，圜底，子母口上承隆頂形蓋，蓋無鈕，附耳外斜，蹄足粗短，近圓柱狀，足微外撇，耳與足有削稜，蓋面外區飾一周蟠螭紋，蓋頂雙線圓心內用紅白兩色繪三分式水渦紋，腹壁飾雲紋，多呈「S」狀，在附耳的內外側用紅線勾框，間飾對稱朱色圓點，蹄足上部勾描獸面紋；圖31-6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漆衣陶壺，高33、口徑10.8、腹徑24、底徑13.3㎝，出土2件，形制相同，通體髹黑漆，漆上用紅白色彩繪，器高大厚重，平沿，沿面有淺凹槽，上承蓮瓣形蓋，蓋心隆起，在朱色單線圓圈內用紅白二色繪三分式水渦紋，蓮瓣周邊均經刮削，頂端呈「圭首」形，內外表飾雲紋，壺口微外撇，頸向內彎弧，溜肩，鼓腹，最大腹徑在下部，平底，底根部一周露胎，頸部上下有朱色雙線弦紋兩道，內飾雲紋一周，肩至底部採用寬帶十字格將腹體均分為8個扇面，十字格寬帶中用紅白色繪齒紋，扇面內飾雲雷紋、捲雲紋；圖31-7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漆衣陶豆，高20.5、口徑16.3㎝，出土2件，形制相同，通體髹黑色漆衣，漆上紅色彩繪，子母口內斂，直腹斜收，腹較深，圜底，粗短柄，喇叭形盤座較大，蓋面鼓起，頂上喇叭形捉手較矮，捉手表面飾斜行交叉網狀紋，蓋面和腹壁各飾一周山重水複的蟠螭紋，底座飾三角紋［5］。
7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漆衣陶豆
70年代河北平山發掘戰國時期中山王墓時，出土了一批陶器，主要器型有罍、鼎、壺、盤、匜、尊等。李知宴將之從陶質區分為灰陶與黑陶，黑陶上面壓磨光亮的各種花紋。並認為黑陶的胎質本為灰陶，而為什麼器表這麼黑呢？是坯體未乾透時，用濃煙薰翳所至。這批陶器並非孤例，考古所1950～1952年在河南輝縣琉璃閣、固圍村、趙固村、褚丘村等地發掘的戰國墓就有這類陶器，琉璃閣戰國墓所出一種「既黑且亮，黑色都不脫落」的「光滑」陶器，「因為它黑色的表皮像塗了油漆一樣，農民稱它『黑漆古』」（李知宴：《中山王墓諱土的陶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2期。）。筆者認為這些「既黑且亮，黑色都不脫落」的黑陶應該也是漆衣陶無疑。
8西漢漆衣魚形陶盒
秦漢時是疆界最廣，封建經濟大發展時期。秦代在我國漆器工藝史上處於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髹漆工藝有較大的發展，秦朝雖14年即滅亡，但卻建立了有關漆器生產的各種制度（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中，記載了有關漆園生產、天然漆原料運輸及管理，以及各類器物生產標準化等方面的制度等）。秦代漆器上有許多針刻、漆書和烙印文字和符號，或為作坊標記，或為物勒工名的標誌，說明秦代漆器製作有多道工序和官營手工作坊的規摸，所生產的漆器銷售各地。但真正可確定的秦墓並不多。
9西漢漆衣陶壺
西漢是漆器工藝史上的發展和繁榮時期，由於髹漆工藝的大發展，此時漆器已基本取代青銅器，成為最主要的隨葬品。漆衣陶、漆彩陶流行區域逐漸擴大，河南、河北、安徽、山東、北京等地均有出土。如：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陶鼎、豆、罐、壺、盤、匜、甗、盆、碗、耳杯等十餘種，出土時部分器物還殘留有黑色漆皮，中室還有2件塗漆陶爐；安徽阜陽雙古堆M1、M2墓出土陶鼎、盒、壺等殘器，器內外髹漆衣，有黑色、褐色、棕色；湖北雲夢大墳頭、襄陽擂鼓臺、枝江以及河南南陽麒麟崗、安徽霍山等西漢墓中出土漆衣陶鼎、盒、壺、鍅、小壺等；山東日照海曲漢墓群中出土漆器近500件，完整的大漆案、木虎子、漆衣陶壺、漆衣陶耳杯等，尤以50餘件漆衣陶等重要，漆衣陶魚形食盒（圖8）［6］和豬形食盒為山東首次發現的新器形，漆衣陶壺（圖9）［7］、尊也十分罕見，成套成摞的漆衣陶耳杯錯落有致。
10西漢漆彩陶鍅
看看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漆衣陶鍅（圖10）為泥質灰陶，模製，平唇，微侈口，鼓腹，高足，肩飾鋪首，蓋作盝頂形。器表磨光髹漆，周身粉繪黃、綠、銀灰三色花紋。鋪首上各繪一立鳳。蓋面繪朱紅、銀灰紋飾，蓋沿繪方框和波浪紋；漆衣陶盒（圖11）泥質灰陶，輪制，扁圓形，蓋與盒子母口扣合，平底。弧形蓋頂凸脊一周。器身表面塗黑色粉狀物，並粉繪銀灰色弦紋兩道和波狀紋一道，器蓋用黃、綠、銀灰三色繪弦紋、波狀紋和雲紋。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除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曆譜》等先秦古籍和古佚書竹簡外，還伴隨出土有陶鼎、盒、壺、罐、鍅、盤、匜等，部分陶器上髹紅褐色漆，如4號墓出土的漆衣陶鼎（圖12）等。沅陵虎溪山1號漢墓是繼馬王堆1號漢墓後，湖南省發現的第二座未被盜掘的西漢王侯墓，出土漆器、陶器、銅器、玉器等500餘件及竹簡近千枝等，其中就有漆衣陶器，漆衣陶鼎（圖13）［8］為該墓出土漆衣陶中較精美的一件。
11西漢漆衣彩繪陶盒
陝西靖邊縣張家坬M3西漢墓出土漆衣彩繪29件，其中鼎2件、盒一件、壺2件、鍅1件、奩1件、罐2件、扁形壺1件、鍾1件、盆1件、盤2件、灶1件、燈1件、燻爐1件、倉1件、跽坐俑1件、囷10件，均在灰陶上通體髹一層黑灰漆，然後在漆上用紅、白、藍、綠、粉等顏色彩繪，以紅彩為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西靖邊縣張家坬西漢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6年4期。）。
12西漢漆衣陶鼎
四川西漢晚期墓葬中也出土部分漆衣陶器，如綿陽永興雙包山一號西漢木槨墓（綿陽博物館等：《四川綿陽永興雙包山一號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0期。）出土了10件漆衣陶器，分別是罐、盒、缽、鼎、洗，器表髹黑漆，部分內髹紅漆。二號西漢木槨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0期。）出土漆衣陶罐、碗、鍾（壺）、鼎、編磬、俑等。四川漆衣陶主要在東漢的中小型墓中出現。它的出現和發展只經歷了很短的一段時期，這時已是漆衣陶結束的一個尾聲而已。四川出土漆衣陶的器型主要有耳杯、缽、案、鍅等，紋飾見鳥紋、雲草紋、幾何紋。如：1962年底四川成都東郊一座東漢墓出土一件漆衣陶缽，高9.5、口徑20.8、足徑11.2、足高1.2㎝，為細泥陶胎，火候較高，口外侈，折為方唇，唇下有1㎝的凹面，形成束頸，鼓腹上大下小，圈足。器全身磨光後髹朱漆，再以黑漆、石黃、橙紅色彩繪花紋圖案，頸部以交叉黑線和半圓弧組成物橢圓形，中心一菱形紋飾，上腹為鋸齒紋，下腹近圈足處為蓮瓣紋，中腹用黑線畫漩水紋，再在上面用石黃點畫「浪花」或「鳳鳥」紋的變形圖案，圈足以五條豎立黑線分隔，中間組成菱形花的二方連續帶形圖案，內口邊2.5㎝處用四條交叉黑線組成二方連續菱形帶形圖案，菱形內用橙紅繪似「引號」的紋飾，再在整個帶形內畫一些小圓圈，帶邊又一道鋸齒紋，底正中為直徑10㎝的黑色圓形［9］。雲南昆明羊甫頭墓地也見漢代漆衣陶器出土，圖14為漆衣陶器和漆衣陶蓋［10］。由此看來，漢代的漆衣陶器的發現區域還是較廣闊的。
13西漢漆衣陶鼎
東漢時期，銅器的製造因為資源和社會種種原因趨於衰落，漆器也因製造的煩瑣費工及價格昂貴而不易普及。據《鹽鐵論》載：「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富者銀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野玉紵器，金錯蜀杯」。而陶瓷製品便以原料較易尋得並可以大批量生產，且價格低廉易於普及等優點而得到社會關心與重視。這時瓷器得以從原始瓷真正脫穎而出，並與低溫釉陶一起基本上取代了青銅器、漆器及彩繪陶的喪葬明器功能。漆衣陶也已基本上完成了中間過渡使命，讓位於更易燒造、成本更低廉的釉陶。但作為實用器的漆器並未消失，而且有更長足的發展。隋、唐的漆衣陶器幾乎不見。筆者僅見一例，是1984年河南洛陽市龍門西山神會墓出土的一件唐代漆衣陶缽（圖15）［11］，高7.5、口徑18.8、壁厚0.3㎝，胎質較細，胎體輕巧，通體髹黑漆，是一件較精緻的實用飲食器。據明代成書的《髹飾錄》（雕鏤第十）載：「宋內府中器有金胎、銀胎者。近日有鍮胎、錫胎者，即所假效也。」注曰：「又有磁胎者，非宋制也。」說明近日（明代）還有鍮（黃銅）胎、錫胎、磁胎的漆器，都不是宋代製品。所謂磁胎即瓷胎，證明明代尚見瓷質漆器，但目前未見實物。王世襄《髹飾錄解說》（王世襄：《髹飾錄解說》？？）曰：「故宮博物院藏有瓷胎剔犀瓶，通身上漆，與一般剔犀器無異，只有瓶裡及底足露出瓷質。瓶作花觚式，是康熙時物，說明髹飾時代，不能早於康熙。」旅順博物館藏有一件瓷胎螺鈿漆蓋罐和一件瓷胎螺鈿漆筆筒，為1927年3月入藏。從兩器瓷胎塗漆螺鈿鑲嵌以及畫面內容、藝術手法等觀察，是我國清代器物（周懷松、王瑽：《談瓷胎螺鈿漆器》，《遼海文物學刊》1987年2期。）。作為瓷胎漆器，且用七彩薄片螺鈿鑲嵌，實屬罕見，堪稱珍品。
14漢代漆衣陶器和漆衣陶蓋
「錫塗陶」是根據馬王堆一、二號漢墓出土遺策所載而命名，俗稱錫皮陶。這種特殊陶器僅見於戰國至西漢時期，與彩繪陶、漆衣陶差不多同時興起，衰亡時間也驚人地相同。由於它們存在時間不長，使用區域不廣，出土亦不及彩繪陶、漆器那麼多，一直不被人們注意。我國的陶瓷著作中找不到它們的記載。李建毛先生的《長沙楚漢墓出土錫塗陶的考察》［12］是目前惟一的「錫塗陶」專文。50年代後，長沙地區相繼發現了不少錫塗陶，但對錫塗陶的認識和定名卻是70年代馬王堆漢墓發掘開始的。1957年湖南長沙市子彈庫17號楚墓相繼出土了2件錫塗陶罐，當時誤認為是「釉陶」。1973年子彈庫楚墓又出土了數量稍多的錫塗陶器，有3件陶鼎、2件陶敦、2件陶壺，器表有錫箔狀貼片。馬王堆漢墓出土錫塗陶數量最多，計有4件鼎、4件盒、4件壺、2件鍾、1件甑、1件釜，也保存最好，且有文字記載，從而使我們對錫塗陶有了全新的認識。
15唐代漆衣陶缽
李建毛先生認為：50～60年代長沙楚漢墓發掘報告中提到的部分「表皮上尚遺有黑色，但大多表皮均已剝落」的陶器，可能是被浸濁變黑的錫皮。並從建國初期中科院考古所在長沙203號等漢墓中發掘出土的「銀衣壓紋灰陶」的質地、顯色以及壓劃、磨平等工藝手法論證這批釜、甑、壺、鍅、盉等數種均為「錫塗陶」。這種陶器在長沙近年來發掘的西漢晚期墓葬中有一定數量出土，並逐漸演變成一種程式化的喪葬明器，常飾以放射狀齒紋。東漢墓再不見錫塗陶出土，說明它與漆衣陶一樣已在陶器品種中迅速的消失了。
16戰國「貼錫箔球狀陶敦」線圖
其實，錫塗陶器並不只限於長沙地區。湖北江陵太暉觀50號戰國中期楚墓、安徽霍山縣西漢木槨墓等亦見出土，如「貼錫箔球狀陶敦」（圖16），通高30、口徑19.5㎝，器、蓋形狀相同，蓋合後呈球形，平口，口沿有兩個對稱的環耳，底部有三個仰首相對的獸形小足，器表用黃、朱、黑三色彩繪花紋，蓋頂正中為渦紋，外圈以捲雲紋和線紋組成環形圖案，器、蓋口沿至中腹部繪菱形紋，下腹部有二周錫箔狀貼片，該墓共出土了兩件相同的「貼錫箔球狀陶敦」，敦造形別致，花紋精細，色澤鮮豔，為江陵地區戰國中期小型楚墓出土的典型陶敦，富有楚文化特色。安徽霍山西漢墓出土漆衣陶的同時，還出土了2件錫塗黑衣陶鼎及1件錫塗黑衣陶壺，錫塗黑衣陶鼎蓋面略弧，上有三獸形鈕，器身子口微斂，偏圓腹，兩長方形附耳外撇，圜底，三矮粗蹄足，腹部飾凸弦紋一周，黑衣上刷錫，閃閃發光；錫塗黑衣陶壺有蓋，蓋面微隆，上飾二周凹弦紋，子母口，器身直口，短領，細長頸，球形腹，頸腹分界不明顯，附一對鋪首銜環，平底，矮圓足，腹部模印一花紋帶，由上下各兩周弦紋、其間的三角幾何紋和雲紋組成［13］。似有別於長沙出土的錫塗陶器。
這種「錫箔狀貼片」是否也是錫塗陶器呢？其製作工藝如何？李建毛先生已給出了肯定的答案：「錫皮當是外鍍而成」，「沉浸法所形成的錫膜本身不會出現任何紋飾，錫塗陶的紋飾便依靠胎的凹凸變化而成。錫塗紋飾有從簡單到複雜的演變過程：戰國吋期以凹凸弦紋為主；西漢初期出現瓦紋、帶紋和鋪首等；西漢晚期則出現放射狀的齒狀紋。」西漢晚期以後，錫塗陶器在我國消失，漆衣陶亦與之相似。究其原因，當不外兩種，一是成本高於其它陶瓷，且工藝繁瑣易碎；二是低溫釉陶與印紋硬陶的勃興有關。據考古資料顯示，低溫鉛釉陶首先在陝西關中地區出現，至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盛極一時。低溫鉛綠釉陶呈現色彩有如翡翠，且清澈明亮，玻璃感強，器表光潔平整，幾可容人。而錫塗陶器及漆衣陶器費工費時、成本高昂，裝飾不如低溫釉陶，實用不足與印紋硬陶、原始瓷相比擬，自然而然會被這些品種取而代之，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特別是東漢瓷器的燒製成功，更不會再見這些特種陶器了。但是漆衣陶與錫塗陶在陶瓷發展的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工效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上，以漆衣陶替代昂貴的青銅器、漆器的嘗試一直是古代手工業製品製造者的夢想，除去新石器時代吳江梅堰遺址最早的不明顯漆衣陶，從商周開始已見漆衣陶壺試圖以低廉的成本伍入漆器行列，幾可亂真。至戰國時代，仿青銅禮器、日用器的漆衣陶普遍見於楚墓中，流行疆域進一步擴大。雖然戰國時代多見仿漆器的彩繪陶器，顯然它們也是漆器的代用品，但簡陋粗劣的彩陶明器實際上不過是敷衍禮儀，精美的漆衣彩繪陶則表明了一種認真的努力。
關於錫塗陶，「是素陶向釉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插曲，沉浸錫塗法對以後制瓷的浸釉法工藝曾有過影響和啟發。」［14］我同意李建毛先生的這一觀點。
注釋：
［1］譚維四主編：《湖北出土文物精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郭廉夫、丁濤、諸葛鎧主編：《中國紋樣辭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
［3］中國陶瓷全集編委會：《中國陶瓷全集·秦漢》，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4］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80年5期。
［5］商洛市考古隊、洛南縣博物館：《洛南西寺冀塬及城關糧庫東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3年5期。
［6］［7］圖見國家文物局：《山東日照海曲漢代墓地》，《2002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3年。
［8］圖見《文物天地》2000年4期彩色插頁二。
［9］王品中：《從一件陶胎漆缽看四川古代漆器》，《四川文物》1988年4期。
［10］圖見國家文物局：《雲南昆明羊甫頭墓地》，《199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圖見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文物集粹》，朝華出版社，1990年。
［12］［14］李建毛：《長沙楚漢墓出土錫塗陶的考察》，《考古》1998年3期。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霍山縣西漢木槨墓》，《文物》1991年9期。
原文發表於世界學術文庫出版社2005年9月版《歐陽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及《收藏快報》2006年5月31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