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滾紅塵》:歷史裹挾下的愛情悲劇,時代變遷中的聚散離合

2020-12-15 宿夜花

文:宿夜花

當提及電影《滾滾紅塵》之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羅大佑作曲的同名插曲裡的歌詞:

來易來,去難去,數十載的人世遊;分易分,聚難聚,愛與恨的千古愁。

滾滾紅塵裡的悲歡聚散,時代變遷下的愛恨離愁,令人唏噓不已。

當我們用現代的眼光審視電影《滾滾紅塵》時,便會從影片凝結的流行符號中了解到更多的文化價值:

著名作家三毛的第一部電影劇本,最後一部文學作品;香港電影「新浪潮」代表導演嚴浩《似水流年》後的另一部重量級作品;林青霞、三毛、張愛玲三位傳奇女性愛情的跨越時空的「互動」。

01.林青霞演的是張愛玲、三毛、沈韶華還是自己?

電影《滾滾紅塵》作為林青霞影海生涯無法繞過的一個巔峰,沈韶華一角為她贏得了其演藝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個影后。從業內、影評人到觀眾在看完電影後都會產生疑問——林青霞演的是張愛玲、三毛、沈韶華還是自己?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需要了解電影從文本到影像的全部過程。

在三毛的劇本中,作家沈韶華與漢奸官員章能才的一段曠世絕戀,以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愛情故事為藍本,沈韶華與月鳳間的友誼,又是張愛玲與炎櫻友情的一種影射。

兩位「並蒂花」式的女性角色沈韶華與月鳳,仿若「一體兩面」,本質上擁有相同的靈魂,卻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韶華的心思敏感多愁緒、月鳳的橫衝直撞熱血率直,一外一內,一靜一動,從兩種不同層面作為作者三毛自我靈魂的投射。

從文本到影像的過程中,演員塑造的角色又是觀眾最直觀看到的。因此,沈韶華與章能才的愛情,又是林青霞與秦漢戲裡戲外愛情的一種詮釋。而林青霞作為從臺灣電影的「玉女」到香港電影中的「俠女」,其表演風格並非淡化個人特質、塑造形形色色強反差人物的「性格演員」,更接近於從自我形象氣質出發、注重角色與自我契合度的「本色演員」。

在飾演《滾滾紅塵》中的沈韶華之時,她當時的人生經歷、精神狀態、心境與沈韶華形成了一種共情,因此她無需過多詮釋,她不經意的流露出的愁緒與迷惘,與角色之間有著高度默契的「不謀而合」。

是故,在角色最終的誕生過程中,經歷了每一個主要創作者的自我投射。而觀眾對電影中沈韶華角色與林青霞表演的理解,又是帶有主觀色彩的藝術感受。因此,我們無需計較林青霞究竟扮演了什麼,而是通過了解創作者所寄託的價值,去看到背後的意義。

沈韶華出生在一個舊式買辦家庭,父母在無愛的包辦婚姻造就了家庭的不幸與韶華性格的缺陷。母親的早逝,父親的冷淡,養成了韶華敏感脆弱又叛逆的性格。影片的開頭,被困在一棟西式洋房閣樓中的沈韶華,試圖「以死反抗」,封閉空間製造的逼仄感,正昭示著韶華成長中的枷鎖與桎梏。

終其一生,沈韶華一直在反抗封建家庭、保守文化形態給她帶來的一切行為禁錮,尋找自我的價值;另一方面,沈韶華因為父母之愛的缺失,內心永遠處在一種無依無靠的漂泊狀態,她渴望找到心靈的棲息地與實現情感皈依。這種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理成為其愛情悲劇的核心。

章能才英俊儒雅、氣度不凡,苟全性命於亂世,卻無法獨善其身、淪為了日寇的爪牙。章能才縱使不乏更高的精神追求,卻無法克服性格上的致命弱點——「懦弱」與「無力感」造成了他責任與氣魄的缺失,成為了一個隨波逐流的人。

沈韶華的愛,是一種超脫世俗目光的愛,她不懼漢奸的惡名,甚至對他的愛情也並不夾雜著對身份、地位的考量。她為此奮不顧身、不惜一切。

他的體恤與愛慕,給了無助、迷惘中的沈韶華煥發光彩的精神力量;但他的懦弱與無能,苟且偷生與自我放逐,給了沈韶華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當他逃難到鄉下,對房東太太說出了曖昧感十足的「小傻瓜」,支撐沈韶華的愛情支柱已然坍塌。

如果說沈韶華與章能才的愛情悲劇,有其作為小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自身視野的局限性與性格弱點,月鳳與沈韶華兩位女性角色的對照,餘老闆與章能才兩個不同階層、文化背景、性格特徵男性的對比,昭示著一個亂世更廣泛的眾生相。

比起韶華的優柔寡斷、謹小慎微,月鳳的愛,來得更為熾熱又直率,她為了愛情義無反顧地與男友一起革命,最終成為愛情與理想的殉道者。比之事業成熟期的林青霞,事業上升期的張曼玉在形象氣質上有著天然的青澀,也正因如此,月鳳轟轟烈烈、無怨無悔的愛情,呈現出來特定年齡段才會有的率真。

對於悲喜交加、百感交集的複雜情緒呈現,比之《甜蜜蜜》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哭戲,月鳳在韶華落魄之際重聚的一段戲,張曼玉已經呈現出了很強的層次感。

餘老闆,是一個可敬卻又可憐的人物。他沒有文化、沒有受到教育,他的模樣氣質、言行舉止,使他與沈韶華之間有著無法彌合的精神隔閡。

他用性命與血汗掙得財富去追求自己夢想中的「沈小姐」,卻從內在將自己定位成一個低姿態的追求者。他的愛是卑微的,卻也是實實在在的,而一廂情願的單方面付出、無法實現平等交流的關係,終究使得他是韶華世界的局外者。

02.嚴浩的「文化尋根」情結與歷史追憶

作為一部集合了幾位傳奇女性與文化符合的故事,需要富有表現力的影像去承載這種靈魂內核。

在導演嚴浩的敘述下,家國歷史的時間線與主人公的愛恨情仇融合在了一起。

抗日戰爭時期,沈韶華與章能才的相識相知相戀;日本投降後內戰時期,章能才的苟活於世;解放前夕的逃難船上,沈韶華將餘老闆贈予的船票留給了一生摯愛章能才。

影片的主體部分,是現實空間內沈韶華與章能才的愛情故事,由章能才為主視角敘述;

影片的另一重空間,是韶華小說中玉蘭與春望的愛情悲劇,虛幻空間內的愛情以沈韶華作為第一人稱敘述的「戲中戲」方式呈現。

在結尾處,章能才找回韶華遺作,玉蘭將孩子取名月鳳,兩個時空完成了一種融合。虛實結合、時空交錯的手法,給了影片帶來一種超現實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超現實元素並不止於敘事方式上的虛實相生。在表現在一些意象的運用上,例如玉蘭逃難的小屋外,血流沿著皚皚白雪包裹著玉蘭的世界;開頭與結尾,白茫茫大雪中緩緩獨行的章能才,更是現實與虛幻的融合,介乎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夢幻感,正是歷史巨輪裹挾下一種無法擺脫的宿命感,正如《紅樓夢》中「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影片《滾滾紅塵》呈現的亂世影像,放到導演嚴浩的個人作品體系中探析,更有一種現實意義。

作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不同於一般香港電影側重於紀錄香港都市百態,在嚴浩影像世界裡,最鮮明的是「文化尋根」情結。這固然與其家庭文化環境難以分割,祖籍姑蘇的嚴浩,不僅中國古典人文氣息鮮明,更熱衷於呈現一個宏觀時代變遷、文明進程下的個體命運。

《似水流年》中,傳統與現代價值對立融合下的鄉愁在尋根之旅中得以消解;《滾滾紅塵》中,時代劇輪下的漂泊者對命運深感無力、無所適從;《天國逆子》中,女性角色自我意識覺醒後於傳統枷鎖下無奈迷惘;《太陽有耳》中,人性的悲憫與慈悲戰勝了個人的私情與愛欲。

在香港新浪潮的諸多風格迥異、特色鮮明的導演中,當我們觀賞到了徐克的天馬行空、不拘一格,感受出了許鞍華的女性關懷與命運憂患意識,理解透了方育平的底層關懷與現實紀錄;嚴浩導演影像世界裡的家國情結、民族憂患與文化尋根意識,也應得到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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