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語歌壇上，鄧麗君三個字是一個傳奇。
在現在30歲以上的人心裡,鄧麗君的名字還代表一種懷念,聽她的歌,看她的照片,很多人都能夠想起自己曾經有過的一段時光,那是一個偶像剛剛出現的年代,大陸的人們接觸到的第一個港臺青春偶像就是鄧麗君,那時全國都在流行灰色和其它沉重的顏色,流行著嚴肅的階級愛情。
鄧麗君或許不是最傑出的歌手,但她的歌有一種可以讓人忘記痛苦的甜蜜,她也非難得一見的絕色女子,但她的笑容溫柔得讓人窒息.也許是她出現的年代已經開始遠去,即使崇拜她的人們也不再能清晰的記住她的一切,但是當你洗淨城市的塵埃,在黑夜裡重溫她的音樂,你卻仍會發現,那種安慰與恬美總是靜靜的呆在心中的一個小角落裡,在不經意的時候悄悄走出來。
國軍少校的女兒迷戀周璇
鄧麗君的父親鄧樞,一位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14期的退役少校，曾參加過李宗仁將軍指揮的臺兒莊戰役，但在退役後長期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他到臺灣初期在雲林縣大埠鄉龍光村居住。與妻子趙素桂一連生下三個兒子後，企盼著能再添一位幹金。1953年1月29日的凌晨，隨著一聲晨雞的報曉，小村山坳裡的鄧家傳來一聲悅耳的嬰兒啼哭。鄧家果然接來了一位胖乎乎的小女嬰，父親為她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鄧麗筠（後改名為鄧麗君）。
鄧麗君6歲那年，鄧樞退役了。全家由鄉下搬到臺北的盧州縣。鄧麗君小時候最大的喜好就是想騎馬和騎腳踏車。但家裡窮得根本沒有閒錢去買。一家七口擠住在十幾平方米的陋宅裡，鄧樞用從建築工地揀來的一些盒子板，搭了一個簡易的小偏廈，作為廚房。全家人以粗米和菜粥為主食.
鄧樞很喜歡唱京戲，所唱的大多是著名鬚生餘叔巖的唱段，鄧麗君從小就愛聽父親唱戲。和她的兄弟不同,鄧麗君小學的成績經常是全班倒數第幾名,不過她天生了一個好嗓子。有一天,鄧麗君蹲在青石臺階上，傾聽春雨的漸瀝之聲，不由吟唱周璇在電影《董小宛》中所唱的插曲《飄渺歌》。那是她在很小的時候，偶爾在父親放舊唱片時，偷偷在門外的樹蔭下學會的。就在她小聲地哼著歌時，突然看見家門口默默地站立著一位穿銀灰色西裝的老人。他50多歲，兩鬢已經有了斑斑華發，舉著一把黑布傘，佇立在細雨中默默地朝小院裡望，似乎在雨中已經聽了許久，老者湊近了柵門。
這位在柵門外的雨中聽鄧麗君唱歌的陌生人，叫常蔭春，是臺北濟眾聲樂學校的音樂教師。他當晚登門請求鄧氏夫婦允許鄧麗君跟他學唱歌.經過他的努力,鄧樞終於默許愛女在課餘時間可以到淡水河邊的常宅，受教一些聲樂方面的知識。
1964年的夏天，自從香港著名電影導演李翰祥執導黃梅調故事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在臺上映以後，臺灣各地掀動了黃梅調民眾演唱熱潮，臺灣的「中華電臺」決定舉辦一次黃梅調歌曲比賽大會」。鄧麗君作為剛10歲的小學生，居然在預選賽的前兩輪，一連擊敗了數十名競爭對手，進入了決賽的前10名。
一位女化妝師為鄧麗君借來了一套戲裝。那是臺北大戲院一位京劇生角的精緻行頭，穿在鄧麗君頎長窈窕的身上顯得十分合體。黑色的秀才官紗帽，再配一襲粉色的長袍，鄧麗君扮成了一位梁山伯。《訪英臺》的一段唱段。被這位10歲的小姑娘唱得纏綿緋測惻，畲音嫋嫋。
鄧麗君一曲驚人！獲得「黃梅調演唱比賽」的冠軍！臺灣《自立早報》在她的大幅照片旁，這樣描寫初出茅廬的鄧麗君：「這位名叫鄧麗君的奇女子雖僅妙齡10歲，天真稚嫩，然而表演欲卻極強。孩提時便隨父哼唱京曲，其父乃北平長大，深諳皮簧京曲，對童星鄧女甚有影響。她不但從小就迷上了京戲和黃梅調，有時還會規規矩矩地哼唱一段時新歌曲。家庭對於她是一種萌芽性的藝術薰陶和感染。」
第一次戀情含恨而終
小鄧的情事命運似乎一開始，就預示著某種宿命的歷程。
鄧麗君從此有了許多的表演機會。1967年的夏天，14歲的鄧麗君被臺被臺灣「中視公司」的一位董事長看中，決定聘她到電視臺主持一次《每日一星》的節目，很快就在臺島激起了較為強烈的反響。臺灣的報界都紛紛稱她為「天才女歌星」。這時,鄧麗君遇見了一個名叫朱堅的男子。比鄧麗君大6,7歲的朱堅是一位富家子弟，又有一個不大不小的企業，與他的父親共同經營建築器材。兩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由朱堅出資,在1969年，鄧麗君的第一張唱片在臺北市百代唱片公司錄成，包含著鄧麗君早年較有影響的幾首歌曲，如《小放牛》、《阿里山的姑娘》、《採紅菱》和那首人人皆知的黃梅調《訪英臺》等等。
鄧麗君的知名度高了起來，她受邀參加了電視劇《晶晶》的拍攝,從此紅遍臺灣。再往後,朱堅建議鄧麗君去香港發展。鄧麗君在多年後說起朱堅,仍然認為沒有他當時冒險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歌手出唱片,就不可能有自己後來的成功。
1969年，鄧麗君在朱堅的支持下，又接連推出了幾張時髦的唱片，例如《一見你就笑》這首歌，本來別的歌手已經先後演唱過，可是都沒有唱紅。但是，同樣的歌詞，同樣的曲子，同樣的樂隊，換上了鄧麗君以後，境況大為改觀。朱堅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鄧麗君停止拍電影電視劇,因為他和常蔭椿教授認為她的潛力全在唱歌上,擔心這樣下去會影響她在歌唱上的發展.鄧麗君同意了他的建議,
1970年，朱堅和鄧麗君訂婚。同年鄧麗君前往香港發展。由於朱堅宣傳攻勢非常好,鄧麗君在未到香港之前就已擁有了大量的香港歌迷。鄧麗君首次在香港登臺演唱，從此踏上國際巨星的徵途。香港可算是鄧麗君的第二故鄉，她學會流利的廣東話，又演唱《忘記她》等著名的廣東歌曲，深深打動了香港人的心。本港《文匯報》、《星島日報》、《明報》、《鏡報》等都以顯著版面刊登鄧麗君演出的大幅照片：《臺灣歌星鄧麗君首次掀起歌潮，萬人擁塞街頭一瞻歌星風採》；《歌曲輕柔感人，舞姿深具勉力，港人首次大開眼界》。鄧麗君在香港接連榮獲大獎，1971年在香港「白花油義賣慈善皇后」的歌曲大賽上，鄧麗君被推舉為「皇后」，她在獲獎時被主辦單位授予「皇后」服飾與皇冠，同年9月在《華僑日報》主辦的」十大歌星「大獎賽上，鄧麗君榮獲「金駱駝獎」；在1972年1月的一次歌唱大賽中她榮獲」十大最受歡迎的歌星獎「。她在吉隆坡、曼谷和新加坡等地的舞臺上也受到廣泛歡迎。可當她和朱堅也開始為婚事做籌備時,朱堅乘坐的飛機卻發生失事,年輕的鄧麗君驟失愛人與夥伴,一下子垮了.
情感失利，事業遭遇生機，日本寶麗金公司「包裝」鄧麗君，
《空港》一曲驚日本國
鄧麗君的感情生活一蹶不振。但是她的事業卻碰上了一個好機會，日本的寶麗金公司看中了她。
但第一次來東京錄唱片卻令人大失所望,在寶麗金公司幾乎準備放棄她的時候,幸好渡邊娛樂公司看重她,將她借到旗下,出資讓她學習日語，學習聲樂，鄧麗君很快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實力。不久,她在日本推出的唱片《空港》震動扶桑，唱片突破70萬張。1974年7月盛夏在日本東京所舉行的紅白歌大賽會上，鄧麗君獲得了所有日本觀眾的認可與全部評委的好評，摘取了「新人獎」、「電視賽」、「銀賽」等三個大獎，成為光彩照人的冠軍！當鄧麗君懷抱獎盃，滿面含笑地出現在領獎臺上的一瞬間，整個日本四島轟動了，整個東南亞轟動了！因為中國歌手在日本同時獲得這三個輝煌的獎項，是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此後，鄧麗君的歌唱事業令人吃驚地發展著。1975年1月她又獲取日本「第十八屆唱片大賞」和「新宿歌謠祭」的新人獎。1976年3月香港舉辦首次個人演唱會，4月香港成立「鄧麗君歌迷會。1977年年初，在東京舉行的《何處是故鄉》歌曲大賽中，奪得第一名。2月推出《島國之情歌——第二集》，4月成為香港「第一屆金唱片頒獎禮」首位金唱片得主，7月在香港舉辦第二次個人演唱會，盛況空前。8月在日本獲「電視放送獎」；年底在日本錄製《鄧麗君專輯》。1978年在香港舉辦第三次個人演唱會。同時推出《島國之情歌——第三集》。
假護照風波波及半生
1979年,鄧麗君和她的第二任男友林振發已經交往了5年,這名男友也對她非常好,兩人已經準備成婚,但不幸的事情再次發生,林振發心臟病突發去世,這場悲劇使剛剛以為獲得了終生幸福的鄧麗君再次面臨沉重的打擊.為此,她消沉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79年,日本寶麗金公司再次邀請她前往日本表演.但是由於臨時有急事,她必須先趕往臺灣,然後當天轉機前往日本。根據有關過境規定,她持有的日本護照在抵達臺灣後,不能當天再離境前往日本,在這種情況下,鄧麗君突然想起她在1978年在印度尼西亞演出時,該國移民局局長贈送給她一本印尼護照,於是她決定持印尼護照,從臺灣飛往日本.。
但是一名臺灣記者在臺灣桃園機場無意之間發現了鄧麗君持印尼護照登機,就以為她已經加入了印尼國籍.1979年12月16日清晨，臺灣的《中國時報》刊發了一條新聞，題目是《歌星鄧麗君昨晚由臺赴東京，所持護照表明該人已入籍印尼》。該文的上方配發了一幅鄧麗君戴墨鏡在候機廳為旅客們籤名的新聞照片，從而更增加了這條消息的新聞性。也正是這條僅有數百字的新聞稿，拉開了「假護照事件」的序幕……
消息很快傳到印度尼西亞駐日本東京的大使館。大使館並不知道一年前鄧麗君獲贈印尼護照的事,很快否定了鄧麗君在印尼具有長期居住權的傳聞。日本外務省很快通過海關查驗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鄧麗君，確實是持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亞護照進關受檢。緊接著，移民局通過寶麗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鄧麗君在東京原宿的下榻地點。12月17日，鄧麗君正準備前往新宿參加演出，房間裡闖進一群如臨大敵的日本警員，使鄧麗君如五雷轟頂。
12月18日清晨，日本東京的幾家報紙，率先開始報導鄧麗君因為「假護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日本《東京新聞》刊登的文章稱：「據可靠消息說，昨晚4點50分，日本移民局警員佐藤木等多人，闖進位於原宿的亞力士大廈18層，將一度風靡東京的臺灣歌手鄧麗君用警車押往東京移民局。據警方說，鄧麗君女士被拘傳的罪名系她隨身攜帶的印度尼西亞護照為偽造。……鄧麗君當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暫停留，約晚6點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過夜…」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的媒體，也一齊開足馬力，將鄧麗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鄧麗君在日本所發生的「假護照事件」，被各國媒體公開曝光後，她當年出道發跡的故鄉——臺北市也是輿論大譁。許多報紙當然是想為鄧麗君鳴不平，可是他們因為得不到鄧麗君在東京的真實情況與有利的證據而愛莫能助。
鄧麗君在被拘留其間將她1978年去雅加達演出時，印尼移民局的高級官員如何主動為她頒送護照的來龍去脈向印尼駐日本大使館做了報告，但大使館方面拒絕調查也拒絕承認錯誤。在社會輿論方面，東京、臺北、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媒體，近日來長篇累牘地發表大量有關「假護照事件」的報導和評論，有人公開指責寶麗金公司不能出面保護他們邀請的歌手。
12月23日上午。鄧麗君無端遭拘的第七天！一份從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發來的加急密電擺在印尼駐日使館大使的面前。那是印尼移民局發來的電報，電文非常簡單，但卻澄清了一個七日來眾說紛壇的「假護照」之謎：「……所查中國歌手鄧麗君所持護照一事，經驗證，確係我局於1978年所頒……現予證實。」
日本移民局據此電文，於當日下午3時半開釋羈押在拘留所裡的中國歌手鄧麗君。鄧麗君自由了！
「假護照事件」雖然過去了，可是這場風波留給鄧麗君的卻是無法彌補的精神創傷與名譽損害,她在日本獲得了巨大的榮耀,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雖然臺灣是她的家，可是因為這本護照，許多人對她進行斥責和誹謗。臺當局部分首腦認為她丟了面子，不歡迎她回去。她後來曾經對臺灣當局的態度表示傷透了心,本來自己的同胞在日本受了這么大的欺負，應該站出來為她鳴不平才是，可是有些官員卻落井下石，向她潑汙。所以，臺灣她是堅決不回去了。
假護照鳳波對正處於事業顛峰時期的鄧麗君來說,是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也是這次事件導致鄧麗君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再回到日本和中國香港、臺灣等地進行表演。
遭遇成龍
成龍認為小鄧：一生中唯一不知道選擇的就是男人。
離開傷心地日本,又不願回到臺灣,鄧麗君只身前往美國。但她剛到美國時並不太受歡迎,就在她事業陷入低谷,又有家不能回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出現,並給與了她最需要的幫助,這個人就是成龍.
當時的成龍,在香港只是小有名氣,他那段日子正想闖進好萊塢。成龍並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因為出身微寒,在創業的過程中經歷的挫折尤其多。成龍的天份當時正逐漸顯現出來,而他熱情豪爽的個性,不拘小節的作風使他交到了許多朋友.加上他本人艱忍穩重的性格,不服輸的精神,使成龍的人格魅力非常突出.
他了解發生在鄧麗君身上的假護照事件對她造成的傷害,於是儘可能的開導她,並向她講述了很多自己的經歷,這使孤單的鄧麗君不僅有了一個好朋友,也找到了一個可以讓她仔細思考自己的人生,為自己療傷的好方法。成龍在和鄧麗君交往的過程中,真切地體會到鄧麗君的善解人意與純真.但是兩個人性格的差異使他們的感情沒能長久下去,這段日子很快結束了,後來成龍在自傳中談到鄧麗君時,曾有這樣的敘述：
"我們的友誼發展成了浪漫的關係。我們晚上在一起活動，到餐館吃飯，出入於別開生面的派對。她溫柔，聰明，有幽默感，又美麗。她在時裝和食品上的鑑賞力簡直是令人羨慕的。她從來就懂得，什么場合穿什么衣服和飾物。但她唯一不知道選擇的就是男人。實話說，我配不上她，或至少當時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我卻是個沒有教化的粗魯的男孩，一心想做個真正的男子漢。我說話沒有分寸，能走路時卻要跑。她總會穿著可體的名牌服裝，而我穿短褲和T恤就上街。她文質彬彬，禮節周全,我對權威不屑一顧，當著酒店經理和服務員的面做鬼臉，把腳放在桌子上。她願意和我一個人在一起，而我在公共場合卻時時不願沒有我那幫小兄弟跟班。我年輕，富有，被名聲給慣壞了。我愛她,但我更愛自己，沒有哪一顆心可以做一僕二主的事。"
儘管兩人不能成為戀人,但是卻成為了知心的好朋友,在成龍的幫助下,鄧麗君成功的在美國舉行了巡迴演唱會,其後她又於1981年4月重返香港舉行7場個人演唱會，同年在港連獲五張白金唱片，創下歷屆白金唱片的紀錄。
到了1983年，鄧麗君改變唱路，推出以唐詩宋詞為主體的新碟《淡淡幽情》，暢銷東南亞。不久再次赴美，在賭城拉斯維加斯，作為首位華人歌唱家登上歌臺，名震全美。其後，獲獎對她來說，似乎只是一習慣。1984年以新歌《償還》再一次震動日本，流行10個月之久，歷唱不衰。85年又再以新歌《愛人》蟬聯日本廣播「點唱流行榜」冠軍及「有線放送大獎」，歲末，首次在東京的NHK NALL作個人演出，並有《鄧麗君演出專輯》暢銷東南亞各國。
但鄧麗君的影響力，還在於她對中國大陸社會的衝擊，在七八十年代，神州大地還在文革的肅殺氣氛中，鄧麗君溫柔的歌聲，衝破政治的禁忌，意外地成為社會上非意識形態化過程中的媒介，加速民間非政治化的步伐。民間甚至出現一句湎口溜：『白天聽老鄧的（鄧小平），晚上聽小鄧的」。一時傳為美談。
最後的光輝：政治與命運的遭遇
鄧麗君事業的成功，並不能掩蓋住她感情生活的波折多難,在成龍之後,她結識了馬來西亞糖業大王郭孔丞,但郭氏家族要求她退出歌壇的時候,鄧麗君不願捨棄自己的演藝事業,於是放棄了這段感情。在1986年之後,她開始定居法國,在異鄉尋找平靜.但仍不時回到香港參加演出。在這個時候,她認識了比她小十幾歲的法國年輕攝影師保羅,她原本是想幫助貧寒的保羅完成攝影家的夢想,但後來保羅卻成了她的專屬攝影師,也幸好有了保羅,才能紀錄下鄧麗君最後的一段日子。
從1990年的初春開始，在古老的塞納河畔，保羅為鄧麗君拍下了她在河邊的晚霞中唱的《風從哪裡來》。在凱旋門、羅浮宮、巴黎聖母院以及凡爾賽宮等處，分別為她錄製了《愛在我心中》、《情人一笑》、《梅花》和《誰來愛我》等歌曲的片斷。4月，鄧麗君又與保羅飛到倫敦，幾乎跑遍了從前她最喜歡的英倫三島。
1991年7月香港一家報紙首次公開曝光《鄧麗君身邊謎一樣的法國小男友》，向世人介紹了保羅：「最近幾年來一直生活在英國、法國的鄧麗君，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她已經在過著一種神秘的隱居生活，演唱生涯已成半退休或退休的狀態。但是，只要鄧麗君一在公開場合露面，她的身邊必陪著一位法籍男友保羅。這也是多年來唯一與她公開出入的異性伴侶。年前曾傳出他與鄧麗君結婚的消息，但是兩位當事人都極力否認。但是在港臺影視圈裡的友人們和記者的眼中，鄧與這位法國小男友的親密關係非比尋常。譬如在鄧麗君偕保羅飛來香港的頭等艙中，有人看見鄧要喝飲料，空姐沒有立即反應。保羅立即走到空姐面前重複一次女友的需要。鄧麗君去洗手間，超過十分鐘沒有出來，保羅如坐針氈，最後像箭一樣地地衝到廁所，大力敲門並用法文問出了什么事。
但是與鄧麗君配合多年工作的人士透露，保羅其實相當任性，孩子氣，有時連鄧麗君也要讓他三分。保羅喜歡攝影，鄧麗君花了200多萬新臺幣買最新的攝影器材哄男友開懷，打算培植他。鄧麗君很清楚她和小男友之間的問題，經濟、年紀,因此她始終不願意承認保羅與她的關係。
其後，香港演藝界為廣東水災舉辦賑災籌款活動那年，鄧麗君也排除萬難參加。九三年底，鄧麗君主動要求在香港亞洲電視臺的龍門陣清談節目中亮相。這個節目以針貶時別，詞鋒銳利著稱，鄧麗君當時已甚少公開露面，在節目中說出「我沒過政治，也不理那一邊的中國，我只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得很好」的一番話，令人印象深刻。
長年的奔波演出使鄧麗君在1994年患上了哮喘,她認為已經治癒了,但是沒想到第二年5月,她的哮喘病再次發作。5月8日,保羅正好從他們在泰國清邁所住的旅館出外購物,鄧麗君哮喘病發,引發心臟病逝世，享年42歲，一代巨星就此隕落。
鄧麗君猝世，各地同聲惋嘆。有人曾質詢，認為另有他因，但主理醫生指出鄧麗君有感冒的病症，當地警方相信鄧麗君之死並無可疑之處，她的男友要求院方不要解剖屍體。鄧麗君年初曾返臺灣與家人歡度春節，患重感冒一直未愈。鄧麗君4月初從法國致電母親，訴說哮喘病發後經醫理後已無大礙，醫生曾吩咐要長期服藥及小心打理身體。鄧麗君死前曾從房內走出求救，兩名服務員見她腳步不穩，上前扶持時，她已倒地不起，最後留言竟是「媽媽，媽媽……」
驚悉噩耗的鄧母，情緒悲痛不已。鄧父已於5年前病逝，據稱5月8日也是鄧父的忌辰。保羅自責若當時留在身旁，可能不會來不及搶救，他拒絕回答記者問題，凡記者來電便立刻掛線。鄧麗君遺體擺放在醫院停屍間，家人希望儘快運送回臺灣安葬。香港、臺灣、日本，各地記者及電視臺共派出100多人來清邁採訪。
鄧麗君的遺體躺在醫院停屍間的冷凍庫。據醫院形容，她神情安詳，臉略呈粉紅色，身穿淺色衣服，由一件深色外套包裹。
鄧麗君去世兩天後，遺體裝在白色七金的泰式棺木中，運回臺灣。在中正機場獲禮遇通關。臺北新聞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稱鄧麗君是臺灣流行歌壇的典範人物云云，而在入殮時，更以國民黨黨旗、國旗復棺，以示尊榮。當然這也與早年她曾經常參加勞軍活動，被國民黨軍力捧為「軍中情人」相關。
鄧麗君是臺灣國寶，逝世引起極大震憾。傳媒大量報導相關消息，電臺則持續廣播她的歌曲，鄧麗君的唱片更是成為搶手貨。馬來西亞歌迷感嘆鄧麗君的英年早逝，有人甚至痛哭失聲。連在被形容為華人文化沙漠的印尼，鄧麗君的歌也很風行，且對推廣華語起了一定的作用。她的去世，在當地華人當中引起自發掉念活動。至於日本，在聞聽她的死訊後，更是大感震蕩與痛惜。日本專代理鄧麗君的唱片公司，把她當成新人般服喪。規定全體職員載孝一周。為鄧麗君做詞，譜曲的荒木豐久，在公司商討推出鄧麗君的《黃昏傷情》新歌的會議上，接到鄧麗君的死訊，當場雙腳發抖，一邊痛罵打電話來的唱片公司職員：「你胡說八道什么？」
鄧的去世，更在大陸引起連鎖反應，五月十日晚，北京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檔節目《新聞聯播》中發布鄧病逝的消息，廣播了她在演唱會和生活中的十多個場境。而這樣的規格在大陸也極為罕見，而這也是自大陸曾將鄧歌曲定性為「靡靡之音」後首次的公開宣示。
臺灣間諜的傳言
鄧麗君逝世後不到一個月，臺灣《獨家報導》6月刊報導，雜誌社記者在對原國民黨退役少將谷正文先生進行採訪時，谷直言不諱地指出：鄧麗君是「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當時的三處吳處長負責單線聯繫（吳先生於1994年死於癌症）。
他說了當時的情況：1968年夏天，鄧麗君受邀請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臺灣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於當時鄧麗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她的母親趙素桂。在出入境申請的審查過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他（她）現有的條件為臺灣當局進行情報工作。
在鄧麗君遞交了出境申請之後，臺灣「國家安全局」不但對鄧麗君本人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而且對鄧麗君的家庭及家族也進行了全面審查。由於鄧麗君的父親鄧樞為是原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而其母親趙素桂尚有部分親屬仍生活在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的吳處長親自拿著鄧麗君的個人檔案，直接來到了「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要求國民黨軍方協助審查工作。谷正文是該局的特勤處少將主任審查官。
谷正文回憶，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為了出境，不得已地接受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谷正文解釋說：「像鄧麗君這樣被吸收進來，原則上與其它專業間諜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她）們不承擔那些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諜報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們現存的條件，在適當的情況下為臺灣國民黨政府效勞而已。」
鄧麗君的家屬們對此事斷然否定。長兄鄧長富發表了以下聲明：《獨家報導》雜誌的報導文章是在沒有對我們家屬進行任何採訪的基礎上編寫的，是對鄧麗君本人的侮辱，作為同是記者的我本人，為它感到羞恥。
然而，在採訪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並且對一些反對意見進行了尖銳的反駁。「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我現在已經年邁體弱了，在餘下來的時間裡，我並無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為歷史的見證人，說一些事實而已。」
「如果鄧麗君的家屬們或者其它什么人，認為我是在胡說八道的話，那么就請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為止，『國家安全局』還保留著鄧麗君的全部檔案。到時候請法院去查閱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誰在胡說八道了。」
說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對一片不信任的議論和評論，提出可以對簿公堂的講話後，一切反對和不信任的意見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銷聲匿跡了。
對於民間社會來說，初聞「鄧麗君是間諜」令人十分驚訝。但在驚訝之餘，民間反應普遍傾向於同情鄧麗君。人們普遍表示：當年臺灣國民黨當局以批准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國民黨特務系統之中，這種做法是任何時候都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夢短夢長同是夢
作為一個紅遍華人社會的歌星,鄧麗君的地位本來就十分超然,加上她死於華年,後半生又幾乎處於半退休狀態,因此她在大部分歌迷心中留下的印象都是在她鼎盛狀態時的形象,這樣一個光彩照人的人物,在最燦爛的時候消失了，留給人們的也是一個最美麗的背影.許多親眼見過鄧麗君的人都表示,鄧麗君性格溫婉,舉止典雅,一生淡泊名利,最講究乾淨,無論是周遭的生活環境和自己的內心都要是絕對的潔淨.。另外她的敬業是現在的許多娛樂圈中人士無法想像的,只要出現在公眾場合,外表的美麗永遠不讓人失望,對待歌迷的態度也從來沒有一絲的厭煩。只是鄧麗君在人前總是溫柔的笑臉,很少有人知道她一生的寂寞.。雖然曾先後對五位男子產生過熱烈的感情,但卻終身未嫁.。最近有消息說,她在生前最後時光創作的部分歌曲,以及已經錄製,但未能發行的作品將會在近期被公開.很多人無法想像鄧麗君這樣一個事業上一帆風順的成功女子,心裡會是這樣的孤苦無依.那樣如花的笑靨後面竟會掩藏那麼多的淚水。鄧麗君在生前的其中一首遺作中為自己的這一輩子做了一個這樣的總結:
往事不堪思，世事難預料，莫將煩惱著詩篇，
夢短夢長同是夢。
一切都是為了年少的野心，身世浮沉雨打萍。
天涯何處有知己？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
一切都是為了如水的柔情，不妨常任月底脫。
為何看花花不語？
是否多情換無情，燭火無語照獨眠。
愛清苦海任浮沉，無可奈何花落去，
唯有長江水默默向東流。
（選自香港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