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裾之美》
作者：難波知子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5年9月
《裙裾之美》是一本細緻紮實的博士論文，日本女生制服是日本在船堅炮利的逼迫下現代化的產物，其興衰也和政治動向緊密相關。明治政府被西方大炮轟開國門之後，主動轉型提出歐化主義政策。歐化不僅限於社會制度，也包括禮儀、習慣、服裝等文化領域。女式洋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引入日本的。
德國醫生伯爾茲曾經對伊藤博文說，從健康角度考慮，洋服對女人的身體有害，從文化、美學的角度看更不值一提。伊藤博文卻說：「我國的女人如果穿著日本服裝出現在眾人面前，是不會被當做人來看待的，只會被視為玩具或者人偶。」可見當時日本政府是把穿洋服當做文明國家的象徵。在這股潮流中，部分女子學校開始要求女學生穿束腰、大蓬裙的洋服。19世紀末，東京師範學校的女生需要擔任一部分外交責任，是用宿舍的窗簾製作晚會禮服，把報紙縫起來塞在裙子下面當襯裙。但是地方上對洋服抵制很厲害，隨著批判歐化，洋裝校服衰落，改良和服登場。
日本女子學校制服的全面確定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在當時的日本，女性承擔著孕育強健國民的義務，健康的身體不可或缺。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國家鼓勵女子教育開展體育活動，但是傳統服裝不適合運動，改良「野蠻」的和服勢在必行。山根正次是當時的一位設計師，他曾對比中日兩國的女性服裝，認為中國在結構上更勝一籌，而日本和服的裙裾經常被風吹開，醜態畢露。
同一時間，很多日本設計師參考歐洲、中國、朝鮮與日本古代的服裝，提出了不同的改良方案。不久「褲」發展成最具有代表性的女生服飾，但民間卻抵制不斷。1901年日本天皇到宮城縣巡視陸軍演習，當地政府禁止去參加活動的女生穿褲，理由是褲並非女子禮服。「禁褲事件」引發了各大雜誌激烈的討論。在不斷的論爭、阻撓和嘗試下，改良制服持續推廣。
隨著女子穿褲潮流的升溫，世人一看到褐紅色的褲就聯想到女學生。女生墮落的新聞也佔據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其實很多是假冒的女學生。為了區別學生與非學生，「防偽標誌」學校徽章出現了，有褲上點綴線條的褲章、胸章和腰帶型徽章。學校制定徽章的目的本來是為了便於校外監管，但是對這種被強加的標記，女生卻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和依戀感，畢業摘下徽章時會流下依依不捨的眼淚。
日本女生校服的再次洋服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關。一戰時，歐美國家取消了緊身褡和長裙，清爽幹練的風格也影響到了日本。從衛生、方便、經濟的角度出發，政府全面推廣洋服，這一次上上下下都很順利地接受了。1920年，東京女子醫學專業學校的學生提出，要和男醫生一樣穿洋服。不僅是從醫生這一職業出發對服裝功能提出要求，而且也喚醒了女性獨立承擔社會工作的自覺意識。
到了上世紀30年代，水手服因為輕盈、利落、經濟而廣受歡迎，成為女子學校制服的典型樣式。大一統的時代，年輕人也在悄悄表現自己的叛逆，比如學校規定上衣只能到腰骨，裙子的褶皺只能有16條，但是檢查過後，一些學生的上衣長度一下子就縮短了，褶數也增加到了20條。本書作者的考證，也結束於水手式校服一統天下的時期。
校服制度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學校和國家對學生享有權利的問題，是日本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把學生工具化的問題。當國家完成現代化之後，制服又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情感關聯、社會潮流。
有意思的是，上世紀30年代學生主動要求穿制服，認為這是文明的象徵，但是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學生制服化已經制度化，卻掀起了反對制服的抗議活動。這當然和世界範圍內的青年反抗運動遙相呼應。抗議的理由和上世紀30年代一些教育專家的意見不謀而合：制服壓抑個性，束縛自由。日本推理作家東野圭吾就在自傳裡寫過，他的中學是最早反對穿校服的學校之一。可是學校廢止校服、允許學生自由著裝之後，學生又對穿什麼、怎麼穿，產生了新的煩惱，特別是女生為每天的服飾搭配絞盡腦汁。在這種情況下，制服反而減輕了選擇壓力。進入21世紀，社會上竟然出現了「仿製服」的潮流，在著裝自由的校園，女生們自願穿上了制服，把市場上的服裝、仿製服、其他學校的制服混搭在一起。
從被動穿到主動穿，制服標明學生所屬學校的原始功能已經消失無蹤，穿制服的女生變得可愛，甚至帶有性的誘惑。以前被視為「管理象徵」的制服觀念逐漸轉變為「展示自我的時尚」。
這一百年來，日本女生制服的演變可謂戲劇性。上世紀30年代的日本，就有教育專家預測了未來制服的走向：「既發揮個性又不違背學校的規定。」「制服是實現著裝自由的一種途徑，在洋服普及後應將之淘汰。」聯想到近來關於中國校服為什麼醜陋的爭論，恐怕我們還停留在制服是「管理」的階段。有一天，中國的校服由醜變美，由強制變為主動選擇，教育的觀念也將發展到新的階段。
書評人 李崢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