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亞的時候，一位總統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8歲的兒子有一天找到他說：『父親，我得學英語。』『可這是為什麼呢?』總統問。『因為電腦說的是英語。』」這是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最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電腦英語」已經來到了我們身邊。
電腦英語，電腦網路使用的語言，在人類交往的需求空前擴大的時候，要求大家對事物有共同的理解。誕生於五角大樓原始的命令與控制環境，電腦英語從隱秘的核地下掩體中露出地面，現在公開顯示美國的強大。這種與電腦網路似乎渾然一體的超級英語迅速成為「市場自由」意識形態的傳送帶。在一些人看來，在共同的語言基礎上，很快就會形成自由的表達和自由的交流。在《尋找完美的語言》一書中，烏博託·埃科就指出，自從17世紀以來，英語就把商業利益和自由表達緊密地結合起來。
歷史上，殖民主義者曾經依賴語言對附屬國進行控制。電腦英語，作為世界上第一種沒有地域基礎的英語，使人們重新領悟到文化帝國主義的味道。幾個世紀以來，小的部族語言一直在走向消亡，數種大的、強有力的語言壟斷了世界，電腦英語不過是這一趨勢的進一步強化而已。今天，世界上尚存6000多種語言，但語言學家們稱，在一代人之內，這些語言至少有一半將會消失。
電腦英語向所有人宣戰：這是一場全球範圍內的語言之戰。學會 「我們」的語言以便「我們」明白你的意思，否則的話你將墮入萬劫不復之地。這場語言戰爭或許還意味著階級戰爭，因為標準化的國際精英們把自己同未經教化的、與技術格格不入的「草民」們隔絕開來。
在這種情況下，英語在電腦網路上的絕對統治甚至比在現實世界中更為有害。這是因為它在電腦和非電腦語言之間規定了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這與現存世界秩序中的等級制度是一致的。
電腦英語的壟斷建立在一種奇特的邏輯之上，也許可以把這種邏輯稱為「飛行員邏輯」。也就是說，為了保證航空飛行的正常運轉和安全，英語被指定為國際航空的標準語言：在馬德裡降落的法國飛行員使用的是英語，即便他們可能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同樣的邏輯也被推廣到其他專業例如神經外科和旅行社中。這些行業中的人士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來進行學術交流，或是為多種多樣的客戶服務。這一邏輯在一定的框架內是完全成立的，然而，世界上大多數人口卻不受它的支配：他們需要也應該有符合他們自己要求的交際語言，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目的。
免稅的比特
從生產的角度看，網際網路的發展加快了英語的商業化，使這一語言成為一種隨意穿越國家邊界的產品。英語成了免稅的比特。英文的生產加工現在被轉移到印度以及其他一些講英語的低收入國家的血汗工廠中。加勒比婦女以每小時幾分錢的價格向電腦中輸入英文，世界因此有了低附加值英語和高附加值英語。單純英文的生產落到了便宜的勞動密集型經濟中，而信息的設計與重新格式化則完全為收入可觀的歐美人所把持。英語商業化的經濟模式對我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因為它與現有的全球經濟模式沒有什麼兩樣。
全球傳輸的方便性使這樣的生產—消費模式成為可能。有人在網上打出廣告，邀請那些英語不夠好的科學家把他們的科研論文草稿通過電子郵件發去編輯，保證使他們的論文「看上去和英語作者並無二致」。這樣的廣告預示著網絡將成為後福特時代的語言加工流水線。今天的網際網路打破了地理障礙，產品的生產地可以隨意改換。畢竟，英語與其他信息商品一樣，可以被轉換為比特在全球進行傳輸。
伴隨著英語的商業化，講英語的人開始產生一種優越感。這一優越感有很深的歷史根源。1859年，英國作家查爾斯·麥凱吹噓道：「只有英語才能表達偉大的思想，世界的心臟因這些思想而跳動；只有英語才能探索那些充滿人類思想和假設的領域——政治的、哲學的和神學的——它們表現了我們的時代，英語使我們對這些領域的探索富有意義。」這段看似漂亮的話在今天顯得陳腐不堪、不值一駁，但戈爾的語氣與這位大言不慚的英國人如出一轍。
在21世紀的新的文化強制氣氛中學習英語，等於是在接受舊的帝國幽靈的傳教。多樣化的對話和各種各樣的人類視角被強行納入有限的英語中。為了哪怕是在網上發出一點點自己的聲音，人們不得不使用準英語表達方式來闡釋準西方話題。
在很多場合中，包括各種學術會議上，看著非英語人士用有限的英語掙扎對話，我很難描述自己的感覺。他們使用的英語句子通常都很簡短，句法和用詞錯誤百出。這些人當中很多人幹的是知識處理這一行，使用他們本族的語言遊刃有餘，卻不得不在這樣的時刻承認自己是不自由的。在網上的一些討論中，你甚至不難發現一些參與者在攻擊他人觀點的同時還稍帶著諷刺他們的英語水平。這並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粗暴無禮的舉動，它還顯示了一種語言強權。
不過，我們都生活在這樣一種技術環境中：英語是世界輿論的標準表達語言，在整個網絡中暢行無阻。人們把支離破碎的英語視為無能的表現，那些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拼命地想把英語說得更好。如果英語充斥著文化帝國主義色彩，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支離破碎的英語視為對英語的一種挑戰呢?
文化過濾器
網絡老手帶點輕蔑地把剛入網的人稱作「新生兒」，這一稱呼在逐漸興起的帝國主義的技術文化中似乎很合適。「新生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學會網絡語言。對講英語的人來說，只要他們會熟練地打字，這一學習過程就不會有太大問題。據估計，80%以上的網絡訊息和數據是以英語出現的，而世界人口中只有10%多一點的人說英語，這還包括那些能夠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進行交流的人。儘管二次大戰以來英語在國際上獲得了空前的擴散，實際上，講英語的人的比例反而在下降。相反，像西班牙語、漢語和印尼語這樣的語言迅速發展。
網絡也經歷了語言的多樣化進程。現在，跨國公司的信息通訊產品往往支持多種語言選擇，各種英語以外的網站也層出不窮。然而，網上其他語種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英語統治網絡的基本事實。不會講英語的人永遠是網絡上的「新生兒」，他們是全球範圍內的一群不懂技術、沒有教養的農民。就像有些人把英語講得好與壞作為衡量你是否屬於我的「族類」的標準一樣，網絡文化用英語來判定你是否有資格進入電腦化空間。
英語的全球性擴張並不一定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相反，它促使我們認識到我們需要一種跨文化的、賦予個人權力的交流手段。有時候英語能夠滿足這種需要，有的時候則不能。一個以英語為主導的電腦網路無法提供多樣的語言選擇以支持那些不講英語的人們。英語的壟斷嚴重影響了網絡賦權潛力的發揮。特定的文化總是通過一個有特定歷史的特定社區所使用的語言傳播開來的，在這種意義上，電腦英語變成了一個文化過濾器，它濾掉了文化的特殊性，而將人類表達體驗的方式予以標準化。
抵抗電腦英語並不意味著反對跨文化交流，相反，它強調了對文化的特殊性的尊重，將此作為準確理解人類社會的必要條件。講英語的世界把他人對英語的拒絕視作一種落後行為，因為整個國際市場競爭都是以英語為基礎的，拒絕英語無異於全民的社會經濟自殺。在他們看來，一個非英語國家中會說英語的人口的比例，大致決定了這個國家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程度，或者，也可以憑此看出這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準備進一步融入。
受過英語教育的中產階級的存在，向國際資本保證了一個國家的社會投資被引入這樣一條渠道：培訓出一支技術上合格的勞動隊伍，把資本的要求當作經濟上的自然法則加以被動地接受。大學的英語系受到格外的重視；索羅斯基金會致力於建立一個以英語為中心的「開放社會」，索羅斯在中歐資助了大量的非母語英語教育項目和只講英語的商學院。
英語給非英語人口帶來了一種虛幻的希望。這種幻想以為，即便一國的失業率超過了50%，工資水平像高臺跳水一樣直線下降，「只要英語講得好，不愁沒有好飯碗，因為我和別人不一樣。」在埃及和印度這樣的國家裡，英語已變成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分界線。在中國，孩子們從小就被父母送進各種各樣的英語提高班，早早體驗到文化帝國主義的壓力。學習英語成了一件家族性的事情，一個自我剝削的工具，而不是眾多的自我實現、服務社會的方式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英語的抵抗意味著文化確認和文化自治的一種形式，即肯定地方性文化之根。
電腦之所以像戈爾所說的那樣講英語，是因為軟體講英語。史蒂夫·賈伯斯當年在引導密特朗總統參觀蘋果公司時，曾對密特朗提出的一個問題給予輕率的回答。密特朗問有沒有法語軟體，賈伯斯乾脆地回答說：「誰會用法語寫軟體呢!?」
軟體單向地由英語國家流向其他非英語國家，這也是現今的世界秩序的一個側面。雖然有了小語種瀏覽器和自動翻譯軟體，但是，它們更多地是一種適應性產物，不可能推翻現有的軟體霸權。資本主義是在市場細分化的基礎上運行的，所以，網絡上小語種市場的存在只不過顯示著網絡資本主義向尚未發育成熟的市場進行延伸而已。目前，這些市場強化了英語的統治地位，而不是向其發起挑戰。
致歉
本報2010年6月21日51版《向死而在與向生而存》一文，誤將「希臘人的創設哲學」中的「創設」登為「創世」，特向作者胡泳和讀者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