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清兵入關至宣統退位，滿清統治的268年裡面，其中的康雍乾三朝，總體上是一個盛世。所謂物極必反，又言「人無百日好」，權力集中於帝王的封建時代，帝王的優劣很大程度決定了國家興衰的走勢。在位60年開創盛世的康熙，晚年也倦怠了，兒子雍正的勤勉，讓國家又轉入了正確的軌道；前期乾隆在雍正的基礎上，使得清朝的國力達到了頂峰，後期呢，乾隆也開始怠政，逐漸清朝顯露出衰落的跡象：
首先是吏治鬆弛，腐敗嚴重。代表人物當屬「二皇帝」和珅，其仗著乾隆的寵信獨攬大權，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和珅被治罪後抄家，所折合的白銀數量堪比國庫。在和珅的「示範」之下，官員有樣學樣，利用職務之便謀取不義之財，給百姓帶來無限的痛苦。在治理河道方面，歷來被清朝歷代皇帝所重視，但此時的河官卻對河患漠不關心，關心的是可以從中剋扣多少銀兩落袋；其次是國庫空虛。清朝自入關不斷積累，至乾隆執政前期，根據戶部的記載，國庫庫存一度達到了8000萬兩，乾隆常常有「國帑之多，不知如何去用」的煩惱。正所謂「由儉入奢易」，當乾隆真正學會花錢後，也是不含糊的，可使勁地造了，這些錢花在了各地的巡幸以及興建園林上。根據學者統計，在位的60年間，乾隆巡幸各地達到了150餘次；興建的宮殿、樓閣、園林約為240處。此外，所謂的「十全武功」，也是耗資巨大，僅兩次平定金川之亂，就多達7000多萬兩。
面對這個有點「爛」的攤子，那麼嘉慶「同學」準備好了嗎？首先，嘉慶的即位有點出乎意料，因為乾隆一生有17個兒子，其排行老十五，非嫡非長，繼承皇位的順位不是很理想。但乾隆的嫡子好像中了魔咒，兩次公開立儲後不久後便夭折，加上其他英年早逝的皇子，嘉慶出生時，14個兄長中有8個已經逝世，幾年後，連五阿哥永琪也離世，使得乾隆的選擇餘地變得很小。
即便如此，嘉慶還是經過了22年的漫長考察，最終成為新君，可見，乾隆對於嘉慶應該不是十分滿意的。不能否認的是，嘉慶讀書方面還是比較有資質且很勤奮，6歲起讀書，13歲便能通五經，此後跟隨多位老師學習今體詩和古體詩，文化基礎是相當堅實的，其中一位老師朱珪，是嘉慶的智囊，為其制定了「小心謹慎，為人做事」的行為標準，在角逐皇位增添了重重砝碼，最終成功打動乾隆。
我們常說的五經六藝，「五經」指的是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易（經）；而「六藝」是指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兩者有三樣重合，這是為何呢？原來，「五經」中禮、書、樂，說的是理論方面；「六藝」中禮、書、樂，說的是實操方面。或許嘉慶在學業方面，是個好同學，但遺憾的是，乾隆並沒有給嘉慶，太多歷練政務的機會。
尚未登基之前，乾隆也給過差事，只不過是讓嘉慶照看皇孫、皇曾孫、皇玄孫的學習，相當於現在大學的助理班主任；等到嘉慶登基後，在乾隆這個戀權的貨看來，退居「二線」並不意味著退休，是退而不休：
1、 退位不讓權。雖然退位，但乾隆還是包攬了批閱奏章、頒發敕指等皇帝的主要「業務」；
2、 禪讓不隱退。退位後，乾隆並沒有搬出養心殿，令到嘉慶還是居住在太子住所毓慶宮；
3、 年號並存。皇宮之外使用的是嘉慶的年號，但在皇宮之中卻仍然沿用乾隆的年號。
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799年（嘉慶四年），乾隆去世，嘉慶才開始親政。政務能力上的缺失，唯有靠勤奮彌補，其這樣描述自己：朕早膳後批閱奏摺，召對引見，至晚膳後則批閱本章。常多至百十件，從未嘗以填為煩。可見，嘉慶過得還不是「996」的生活，很可能過得是「697」的生活，即早上6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一周七天。
厭不厭煩不知道，起碼嘉慶是這樣要求自己和別人的。1807年的一天，嘉慶比以往起得更早，因為他要去探望四女兒莊靜固倫公主，出宮之前，嘉慶照例先處理完了奏章。等到回宮之後，有些倦意的嘉慶打起盹來，醒來發現天色已暗，卻不見一人前來奏事，也沒有一份奏章。
次日，嘉慶卻一下子收到了十幾份奏章，馬上意識到有人積壓了奏章，馬上令人查實。果不其然，原來昨天奏事處官員出於好心，看到嘉慶過於勞累而沒有進呈奏章。為此，嘉慶罰奏事處的官員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出使的朝鮮使臣回國後，向朝鮮國王匯報，也說嘉慶：紀律頗嚴，事務無滯。
僅僅靠「勤」是不夠的，嘉慶的「勤」，能「勤」過祖父雍正嗎？比起父輩，嘉慶的差距不小。一則是「老司機」乾隆沒有著力培養；其次面對乾隆留下的這個攤子，嘉慶政務才能有限，對於其顯然是超「綱」了。儘管經過多次整飭，嘉慶朝的勤政方面大為改觀，但又有什麼用呢？這只是效率而已，此時清朝需要的是效果，解決問題的人。正如同足球比賽中，一邊是嚼著口香糖，躺著也把球擋進球門；一邊是滿場飛奔，到頭來還輸了比賽。
所以面臨相似的情況，用人方面，嘉慶也比不上祖父雍正，其唯有身先士卒，起到模範帶頭作用。每年農耕時節，嘉慶都會在先農壇舉行耕作的典禮，以示對農業的重視。在這項活動之中有一項，需要皇帝親自下田，驅使牛耕種，當然只是意思意思。頗為尷尬的是，有一次相關官員沒有做好功課，準備的黃牛，任憑嘉慶怎麼驅使，還是一動不動，換了備用牛，依然如此。最後在十幾位御前侍衛的生拉硬拽下，手忙腳亂的嘉慶，才勉強完成這次的典禮。
使出渾身解數的嘉慶，沒能使清王朝得到根本性的變化，只好重啟捐納。此前康雍乾三朝，開捐主要是為了籌集軍餉、治理河道、賑災的費用，旨在通過捐納用於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秩序的安定，結果卻適得其反，反而刺激了這些捐「官」們的貪慾，加重了對百姓的盤剝。看出弊端的乾隆，果斷下詔停止捐納，並要求後世子孫永遠「奉以為法」，不得再開捐。
冒天下之大不韙，重啟捐納，只能說是嘉慶迫於無奈，誰讓自己有個會花錢的爹呢。與此同時，白蓮教、河道泛濫、軍備等方面又急需用錢，只好出此下策。表現出父輩光環之下，嘉慶治國才能相對平庸而又希望國富民強的急迫，希望藉此扭轉乾坤，殊不知是飲鴆止渴，反而加劇了清王朝衰落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