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青厚釉瓷器以其瑩潤如玉的質地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風格，成為了龍泉窯的代表。這類產品所使用的厚釉技術正是龍泉窯結合南北、融會官民窯業技術的創新成果。至於這一技術和這類產品的創燒年代，學界普遍認為始於南宋中晚期。本文追溯了龍泉窯粉青厚釉產品的歷史背景，對龍泉窯白胎、黑胎類粉青厚釉產品的紀年材料分別進行了例證，並以其他窯口的窯業技術為間接證據，對這類產品的始燒年代進行了綜合推定，最終認為其創燒時間應不晚於南宋早期。
〔圖一〕龍泉窯粉青釉鳳耳瓶
龍泉窯是中國瓷業史上最重要的窯場之一，粉青〔圖一〕、梅子青釉瓷器是龍泉窯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品種。這類產品釉質肥厚，釉層乳濁失透，具有如玉般的瑩潤質地。學界對於龍泉窯粉青釉瓷器的燒造時代及其所使用的厚釉技術的出現時間仍無定論，對於其後的發展脈絡亦尚不明晰，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的梳理和追溯。
龍泉窯厚釉技術與粉青釉瓷器的源起
北宋中期以後，隨著越窯的衰落與龍泉窯的興起，浙江的瓷業中心從浙北的上虞、餘姚轉移到了位於南部山區之中的龍泉。北宋元祐七年（1092），處州郡守對甌江進行了疏浚和治理，去害興利。運輸條件的改善使得龍泉窯在北宋晚期一改早期階段就地銷售的生產模式，達到了空前的生產規模。因質量上乘，這一時期的龍泉窯產品得到了宮廷的青睞。莊綽《雞肋編》稱：「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制樣需索，益加工巧。」可以看到，北宋宣和年間，宮廷已經「制樣須索」龍泉窯瓷器。然而，一些學者則因文獻中有「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的記載而懷疑此材料的真實性。其實，書中所敘述的「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這一歷史情況，切實可信，且「錢氏所貢」也用了一個指意模糊的「蓋」字，而「秘色」在宋代已成了「臣庶不得用」的高檔青瓷的代名詞，故其可信度是高的。《坦齋筆衡》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與莊綽的記載時間符合，內容也都指向龍泉窯供宮廷所用。儘管人們常以「質頗粗厚」四字而草率地認為龍泉窯在北宋晚期時質量並不高，可如果通盤觀察整段文獻，就會發現與龍泉窯做比較的都是非同一般的窯場，無論是「不堪用」的定窯，還是「命造青器」的汝窯，或者直接為宮廷服務的官窯，都與宮廷有著密切的聯繫，即這幾個窯場在當時都為宮廷燒造瓷器，也就是說龍泉窯在北宋末與定窯、汝窯、官窯等地位一致，已經進入皇家的視野，在為宮廷燒造瓷器。此外，葉寘所描述的「質頗粗厚」的重點在於「厚」，這與南方地區瓷土含鋁量較低有關。據檢測，龍泉窯胎土的含鋁量僅20%左右，與北方地區動輒25%以上甚至達到35%的含鋁量差距較大。含鋁量低導致胎料硬度不夠，在高溫下容易變形，所以無法將胎壁做得很薄，尤其是與北方的器物相比，故有「質頗粗厚」之說。因為胎比較厚，故此時其釉應該不會是厚釉，不然會使器物過於厚重而影響使用。
〔圖二〕溪口窯址出土支釘具
〔圖三〕溪口窯址出土組合支圈
北宋覆亡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窯、定窯等名窯制瓷技術傳入南方。我們可以從龍泉溪口瓦窯垟窯址出土的支釘窯具上看到汝窯的技術特點〔圖二〕，也可從組合支圈復燒工藝〔圖三〕中看到定窯的藝術風格。南宋時期龍泉窯結合南北技藝，迅速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進而形成一個較大的瓷窯體系。在胎釉配方、造型設計、器形種類、裝飾藝術、上釉方法及裝窯燒成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的改變和提高，其技術創新具體表現在「胎體變薄」和「釉層加厚」兩個方面。首先，南宋龍泉窯在北宋厚胎薄釉產品基礎上吸收了汝窯、官窯的燒制技藝，改進了胎土配方，在瓷土中摻入了適量的紫金土，增加氧化鋁和氧化鐵的含量，提高了抗彎度，使器物在高溫下不易變形。瓷土硬度的改變使得胎體得以變薄，克服了「笨重粗厚」的特點。只有在胎變薄了的基礎上，施加厚釉才變得可能。而後，南宋龍泉陶工相應地改進了釉料的配方，由原來的鈣釉變為鈣鹼釉，並在薄如紙的胎體上多層施釉，達到乳濁失透的產品效果。釉色至此出現了粉青、梅子青等色〔圖四〕。
〔圖四〕大窯出土粉青厚釉青瓷殘片
南宋龍泉窯根據胎色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兩種產品，白胎青瓷中又可區分為厚胎薄釉和薄胎厚釉兩類，而黑胎青瓷均可歸為厚釉產品。粉青釉瓷器有白胎與黑胎兩類。然而，不論何種胎色，與龍泉窯傳統的透明薄釉相比，粉青釉產品儘管在不同時期釉層厚薄不一，且本身有一個從薄釉逐步發展為厚釉的過程，但基本均可歸為厚釉系列。
龍泉厚釉技術和粉青釉瓷器創燒年代的推定
趙彥衛《雲麓漫鈔》云：「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此書有趙彥衛開禧二年(1206)自序，成書時間應距開禧二年不遠。龍溪即龍泉，毫無疑問，這個時期龍泉窯厚釉技術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粉青釉瓷器已名聲在外。那麼龍泉窯的厚釉技術以及粉青釉瓷器的生產到底出現在什麼時候？
〔圖五〕粉青長頸球腹瓶江西清江花果山開禧元年墓出土
〔圖六〕盤口瓶湖北武昌任晞靖墓出土
關於龍泉厚釉瓷器的始燒年代，以前學界一般認為是南宋中晚期，依據主要是江西省清江縣花果山墓出土的長頸瓶〔圖五〕和湖北省武昌卓刀泉任晞靖夫婦合葬墓（1213）出土的盤口瓶〔圖六〕。花果山墓出土之長頸瓶，入葬於南宋開禧元年（1205），出土於1976年，釉層較厚，釉面有微微失透狀。任晞靖夫婦合葬墓之盤口瓶，通體施釉，釉層較厚，開細小片紋，釉面乳濁度已經較高。這是兩例出土時間較早的有確切紀年的粉青厚釉瓷器，但以此斷定龍泉厚釉瓷器出現於南宋中晚期尚存在幾個問題。
首先，上述器物都是白胎青瓷，且釉層較厚，屬於較為成熟的粉青厚釉產品，但一類產品或一項生產工藝的成熟必然經歷一個發展過程，所以我們不能以南宋中晚期龍泉窯鼎盛時期的作品來界定粉青厚釉瓷器的始燒年代。其二，上述二器均為白胎青瓷，不能代表所有龍泉窯粉青厚釉瓷。而龍泉粉青厚釉瓷器中黑胎青瓷屬於高檔之宮廷用瓷，民間並不流行，數量必然稀少，且早期技術的不成熟亦將導致這類產品的燒成率較低，難以發現有確切紀年的早期粉青黑胎產品。其三，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粉青厚釉瓷器越來越多地被發現，其燒制年代也早於上述產品。
（一）白胎粉青厚釉瓷器
浙江省新昌縣呂億墓（1159）出土之花口出筋碗〔圖七〕，其施釉情況已然不能等同於龍泉窯傳統的薄釉產品，其厚度與北宋的薄釉產品，甚至與紹熙年間的薄釉產品相比，均厚得多，且成失透狀。
〔圖七〕花口出筋碗浙江新昌呂億墓出土
江西省吉水縣淳熙二年（1175）墓出土之碾缽〔圖八〕，其口沿部分之釉厚度有加，由於厚釉和釉乳濁的原因，腹部的菱格狀裝飾顯得模糊。20世紀80年代前後在龍泉東區山頭窯與大白岸的窯址發掘中發現口沿殘片釉下有「淳熙」銘款，由於釉層稍厚，且乳濁失透，字體也不是很清晰。這兩例應是比較典型的乳濁厚釉。
〔圖八〕碾缽江西吉水淳熙二年墓出土
浙江省松陽縣程大雅墓（1195）出土了6件梅瓶，其中4件薄釉，2件厚釉〔圖九〕。有學者認為梅瓶蓋內口沿留有二次施釉的痕跡，並認為此時龍泉窯已經開始採用多次上釉的工藝，而多次上釉工藝是厚釉瓷器出現的基礎。
〔圖九〕梅瓶浙江松陽程大雅墓出土
以上材料均為有明確紀年的墓葬或窯址中發掘出土的，其生產年代不會晚於墓葬紀年，甚至有可能更早。
此外，這類產品中，最為著名的傳世品當是流傳於日本的「馬蝗絆」青瓷碗，而這一器物也為推斷龍泉窯粉青厚釉瓷器出現的年代提供了依據。關於「馬蝗絆」青瓷碗，江戶時代的儒學家伊藤東涯於享保十二年(1727)撰寫的《馬蝗絆茶甌記》對其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安元初年(1175)，平重盛向杭州的育王山布施黃金，作為回禮，佛照禪師以此茶碗贈之。如果上述記載無誤，可知在1175年之前，龍泉窯已經在生產公認的粉青厚釉產品。
近幾年對龍泉窯窯址進行調查時，我們在大窯的一個紹興十三年（1143）窯址地層中，明確發現了釉層較厚、且呈乳濁狀的產品〔圖十〕，這將龍泉窯生產厚釉粉青產品的年代大大提前。而此地層中透明的薄釉，與乳濁、失透的厚釉相伴出現，說明此時厚釉工藝應該出現不久，尚未大規模和普遍使用。
〔圖十〕紹興十三年地層出土粉青釉殘件
在南宋臨安城遺址也曾發現外底燒後刻「德壽」銘款的龍泉青瓷碗底殘片，為白胎，施粉青釉，其釉層明顯比一般的薄釉產品要厚。依據史籍記述，1162年高宗退位，移居北宮德壽宮。1189年，孝宗仿效高宗內禪，退居德壽宮，並將其改名為重華宮。「德壽宮」的使用年代大致在1162年至1189年，故刻「德壽」銘款碗之生產下限為1189年，其實際生產時間也許比1162年還要早。另外，還發現有燒前刻劃「奉華」款的盤底殘片，為粉青厚釉類產品。奉華殿為德壽宮的配殿，其年代也不會晚於德壽宮。這些也都證明了龍泉窯粉青厚釉瓷的始燒年代不會晚至南宋中晚期。
（二）黑胎粉青厚釉瓷器
上述材料均為白胎產品，其與黑胎青瓷之間的關係尚不清楚。至於黑胎粉青厚釉的始燒時代，可在龍泉溪口瓦窯垟窯址中找到線索。瓦窯垟Y5為此窯址中始燒時間最早的窯爐，後為Y2所打破，但其仍保留了部分原始地層。根據考古發掘資料，Y5原始地層中僅存黑胎瓷盤和器蓋各一件，它們為我們確立瓦窯垟窯址黑胎青瓷的燒造年代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基於此，可以認為瓦窯垟窯址可能在建窯初期即已燒造黑胎青瓷。
在瓦窯垟窯址中有「河濱遺範」款碗與黑胎青瓷共出，儘管因早年的人為擾亂已沒有明確的地層依據來證明兩者的時代早晚關係，但根據上文論及的瓦窯垟窯址建窯初期即燒造黑胎產品的推斷，可推知黑胎青瓷的燒造時間應不晚於與之共出的「河濱遺範」碗的生產時間。「河濱遺範」碗出土材料較多〔圖十一〕，但真正有紀年的僅有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一件。
〔圖十一〕「河濱遺範」款碗龍泉博物館藏
該碗於1955年出土，內底壓印「河濱遺範」款，外底墨書「庚戌年元美宅立」。此器物花口，內口沿下有白色出筋，而花口下有白色出筋的龍泉窯瓷器，在前述紹興新昌紹興二十九年呂億墓中即有出土。在松陽「辛未」（或為元祐六年辛未，1091）紀年墓中，也有類似出筋風格龍泉窯瓷器出土。從各方面綜合分析，此類出筋裝飾風格應流行於北宋晚期到南宋初年，龍泉窯產品此後基本不見這類裝飾。由上，將安徽出土之「河濱遺範」款碗之「庚戌年」判斷為建炎四年庚戌（1130）似乎更合適。瓦窯垟窯址所出的「河濱遺範」碗與之類似，也有白色出筋，時間應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那麼與此碗同出的黑胎青瓷顯然不會晚於南宋早期，至少不會晚至孝宗以後。
熱釋光年代測定的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判斷。筆者曾請上海博物館對從溪口瓦窯垟和小梅鎮瓦窯路出土的標本進行熱釋光年代測定，數據基本處於1121年至1171年這一區間之內，大致在南宋紹興年間。另外，在1982年中國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研討會上，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將大窯黑胎瓷片的熱釋光年代測定為距今852年，相當於1130年，與上博測定的數據基本一致。而這一科學測定的數據，與我們先前的考古推斷是一致的。
再結合前文所述，黑胎青瓷產品儘管本身有一個從相對薄釉到厚釉的發展過程，但基本都可歸為乳濁厚釉產品。由此可大致推斷出黑胎厚釉粉青瓷器生產時間的下限也在南宋早期。
（三）其他窯場的間接技術證據
普遍情況下，一項新的技術往往首先用於宮廷生產上，在南宋紹興初年的越窯低嶺頭類型產品中，由於宮廷的特殊需要，已經開始使用厚釉技術。在其中一些瓷片的斷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兩、三層釉，說明多次施釉的厚釉技術在南宋初就已經在浙江地區得到應用。那麼距離越州較近的龍泉窯，在北宋晚期就已經在為宮廷燒造瓷器的情況下，在南宋早期因宮廷的需要而採用了厚釉技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龍泉大窯「紹興十三年」地層中發現的一些產品，其器物形制與越窯低嶺頭類型產品非常接近，這也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龍泉窯在南宋紹興年間就能燒造厚釉產品的可能性。
〔圖十二〕汝窯素燒器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素燒技術的應用幾乎與厚釉青瓷共生。南宋龍泉窯由於掌握了二元配方技術，在瓷土中摻入了適量的紫金土，增加了胎體硬度，使胎體變薄成為可能。《龍泉歷代青瓷燒制工藝的科學總結》一文中提到，南宋厚釉瓷器「釉層十分明顯地分為四層」、「從分層的數目可以推知上釉的次數」。然而，若坯體沒有經過素燒，厚釉產品在經過多次施釉使釉層變厚的情況下，坯體往往會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而發生形變。故需要對坯體先行素燒，以增加坯體的承受度。況且，素燒後的坯體水分基本揮發，施釉時吸附力增強，對瓷器的燒成也是有益的，故厚釉往往與坯體素燒相伴而生。當然，素燒只是將坯件陰乾後，在施釉前進行焙燒，而不是部分學者認為的上一次釉素燒一次。杭州老虎洞窯址的素燒爐旁邊發現有較多標本，均為無釉的素燒坯，不見施過釉的標本，這說明了坯件一般施釉前只素燒一次，而不是上一次釉就素燒一次，不然一定可以發現已施過釉的標本。除此之外，在河南寶豐清涼寺2011－2016年的發掘中，也發現了大量的素燒器〔圖十二〕和成品殘片。它們很有可能是燒制過程中的半成品。這類素燒器大多模製成型，器形有仿青銅器傾向，造型莊重規整，明顯與宮廷存在一定聯繫，發掘者亦在簡報中提及這類器物「是官用瓷器的素燒坯」，且依據地層將其時代初步定為北宋末或金代。汝窯素燒器的發現說明素燒技術的確在這一時期應用於宮廷瓷器生產之中。那麼，在南宋早期低嶺頭窯址中儘管沒有發現素燒爐，但從支釘墊燒乳濁厚釉器物殘片〔圖十三〕等厚釉產品的出現來看，也應該有素燒工藝的存在。
〔圖十三〕支釘墊燒乳濁厚釉器物殘片浙江慈谿低嶺頭南宋窯出土
綜上可見，龍泉窯厚釉技術與粉青厚釉瓷器至遲出現於南宋早期，而非以往學界認為的南宋中晚期。
小結
在窯場的源起、發展至興盛的過程中，龍泉窯一直致力於窯業技術的吸收與開創，而這也成為了它的立足之本——正是在與其他窯場的技術交往中將部分工藝納為己用，龍泉窯才能夠在結合自身生產傳統的情況下，在北宋晚期逐步發展出自身的技術特色，並於南宋時期廣泛地使用厚釉工藝，創造出龍泉窯最具代表性的粉青厚釉瓷器。對於其始燒年代，不能以成熟的粉青厚釉瓷器作為標準，而將這類產品定格於南宋中晚期。經過對這類產品源起背景的追溯以及對相關紀年材料的考證，以及越窯、汝窯的厚釉及素燒技術的佐證，筆者認為不論是白胎還是黑胎，龍泉窯厚釉粉青瓷的始燒年代均不晚於南宋早期。
本文的論述圍繞「始燒年代」這一主題展開，雖談及我國瓷業技術交流的情況及這類產品生產與宮廷之間的關係，卻囿於篇幅無法展開。事實上，「厚釉技術」與「粉青厚釉瓷器」是龍泉窯考古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其背後包含的是龍泉窯生產技術的創新與演變，及我國各個瓷器生產區域之間的技術交往與互動，又及宮廷對窯業技術及產品風格的引導與影響等諸多研究內容，仍存在著極大的探究空間。
沈嶽明 來源 澎湃新聞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