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的中午，在橋洞下，樹蔭裡，躺著好多大概是孟加拉國來的勞工。他們都是皮膚墨黑，絡腮鬍子，穿著極髒的工作服，長筒膠鞋。
他們大多二十歲左右。
他們在休息。
他們的食物，便是用棕色油紙包著的，用手抓著吃的米飯和咖喱。
這是在新加坡，隨處可見的一幕情形。
在新加坡的大街和快速道上，也到處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卡車，拉著南亞來的工人。他們被運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去做工。
中午，他們便在樹蔭裡，橋洞下，躺在地上休息。
一次，一個年紀大的出租汽車司機對我說：「這些人很慘哪，一天才掙二十幾塊錢。」
看到躺在地上的孟加拉國工人，我想起了蕾雅。
我的女傭，蕾雅。蘇拉芭亞的蕾雅。
當時，我就是把蹲在地上的蕾雅，領回家的。
蕾雅已經離開我們一年多了，我忽然又想起她來了。
七年前，我們來到新加坡。
據說，來新加坡或是香港，一個巨大的便利，就是可以找一個女傭，幫著做家務事。
我有個教授朋友，從香港回到加拿大以後，最懷念香港的地方，便是在香港可以有一個女傭。有了女傭，做飯，買菜，洗衣服之類的事情，都不用費心了。
那真是好。
我們來到新加坡之後，便決定要去找個女傭。
女傭介紹所在一個黑乎乎的商場裡。這個商場裡，多的是理髮店，賣小東西的鋪子，和校外學習輔導班。
我一打開女傭介紹所的門，就發現，我無法挪步。裡面很小，但是，椅子上坐滿了各色女傭，地上也坐滿了各色女傭。空氣中，充滿了各種味道和溫熱。
我在中國出生，二十五歲去了美國，在美國呆了十五年。我當時去美國時，中國是個徹頭徹尾的窮國。
那情形，無論是用二十多年前中國的標準，還是七年前美國的標準，都是很有衝擊力的。
克制的中國人會說：「哦。」
克制的美國人會說：「Wow。」
也就是說，克制的中國人和克制的美國人，說的是一模一樣的話。
我那時說了兩個字：「哦。Wow。」
當時，在我的心目中，女傭都是來自菲律賓的。
在美國時，我發現，不少護士，都是菲律賓男人。在中國，我發現，酒吧裡的樂師和歌者，都是菲律賓男人。
女的，在外國人的家裡打工；男的，在外國人的醫院裡或是酒吧裡打工。
我真有點同情菲律賓人。可又一想，我不也和他們一樣嗎？我這十幾年來，不也是不斷地在給國外人打工嗎？
因為當時在我的心目中，女傭都是來自於菲律賓，所以，我向女傭介紹所的工作人員要一個菲律賓女傭。
工作人員告訴我，菲律賓女傭現在沒有了，只有印度尼西亞女傭和緬甸女傭，我只能在那裡挑。
想起緬甸，我只能想起翁山蘇姬。她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惹不起的；她的人，我們也是動不得的。
那就對不起，只得在印度尼西亞女傭裡挑了。
工作人員在空中畫了個圈子，就在那個方向找吧。他的手中，是一本女傭的履歷介紹。
她們都坐在地上。
有的，在交談；有的，在看手機；有的，默不作聲；有的，像一頭被囚住的野獸；有的，怯生生地發抖。
我從一排女傭，哦不，一排女人，面前走過去。
我，在檢閱一排蹲在地上的各色女人。
我如果是個暴力男，那就得抓起她們的頭髮，看看她們的牙齒，琢磨她們的歲數。當然，這是不行的。
我也不是暴力男。
我當時，是完完全全地不知所措。
當然，我也不能辜負老天給我的，也許是唯一的一次，在一群女人中挑選一個女人的機會。
我回到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裡去了，我成了阿里巴巴或是哪個古代暴君。
我走過去，女人們便抬起頭來。我是個勝利的凱撒。
有一個女人，包著黑色的頭巾，抬起了頭。
她的眼睛是灰色的。或者，她的眼睛本是黑色的，因為失望，黑色變成了灰色。
我是個悲觀的人，失望，灰色，正合我意。我喜歡悲觀，失望，灰色，受孽。
就是她了。
我選她，還因為，她的臉是周正的。
那祥林嫂，被人帶著去做女傭，不是因為她長得還算周正嗎？
不過，她是穆斯林。像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吃豬肉的異教徒，配不配得上她呢？我當時想。
她的工作經歷上寫著，她曾經在香港的一個中國人家裡工作過。
我們中國人，也終於成了壓迫，壓榨，剝削其他國家勞動人民的群體了。
我問她，我們要吃豬肉怎麼辦？
我在小學時，常常對家鄉的一家牛肉煎包子鋪垂涎三尺。那是一家清真包子鋪。爸爸總也不給我買，卻告訴我一個故事。一天，一個農民拎著一塊豬肉進了那鋪子，要吃包子，結果給人打了出來。
從此，我牢牢記住豬肉和穆斯林的格格不入。
女傭告訴我，她可以煮有豬肉的菜。
既然我不敢拐走翁山蘇姬的人，那就只好用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了。
當然，豬肉，還是要吃的。
在我的心中，女傭仍然等於菲律賓女傭。朋友告訴我，菲律賓女傭在國外呆的時間太長了，已經都成了老油條，破罐子破摔了。所以，她們不太好弄。還是印度尼西亞女傭更老實一些。我稍稍放了心。
女傭叫蕾雅，是印度尼西亞泗水（Surabaya） —- 蘇拉芭亞人。她姓什麼，在我的記憶裡，好像也是蘇拉芭亞。
她來的時候，我覺得，她大概有四十歲。
她就是蘇拉芭亞的蕾雅（Leahof Surabaya）。這真有點暗合西班牙人的命名方法 —- 地名和人名。
蕾雅(Leah)又是《聖經》裡面雅各的利亞 —- 累的，眼弱的，不受歡迎的。
我的女傭，蕾雅 —- 蘇拉芭亞的蕾雅。
蘇拉芭亞，一個我想去看看的，有著魅力名字的熱帶地方。那裡，一定長著香蕉樹，棕櫚樹，開滿了無香卻是優雅的緬梔花。
蕾雅來到我們家的第一天，在晚飯之後，就開始在客廳裡掃地。我那時不習慣家裡多一個外人，總覺得彆扭。如今，家裡當著女傭吵架，也是無所謂的。
八點鐘時，她說：「先生，女士，我幹好了活，我去休息了。」
這個晚上的問候，持續了一個星期。我們根本不需要蕾雅在晚飯後繼續幹活。以後，蕾雅晚上洗了碗，就去幹自己的事情。
蕾雅來了一段時間後，我們才知道，蕾雅結過婚，現已離婚，有一個六歲的女兒，和在離新加坡幾公裡的印度尼西亞巴丹島上的蕾雅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蕾雅的姐夫，是個新加坡人。
我們有一次坐船去巴丹島。島上和新加坡幾乎兩個世界。馬路不分左右側，也沒有紅綠燈，各種交通工具，胡亂地運行著。到處都是垃圾，在熱帶的溼熱空氣裡，散發著臭味。
這和我後來去的另外的印度尼西亞小城鎮差不多。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印度尼西亞的女人，願意來新加坡當女傭。
可蕾雅的姐姐既然和新加坡人結了婚，為什麼不來新加坡，而繼續住在印度尼西亞呢？我不明白。
更讓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蕾雅每隔六個月，就要去一次體檢。體檢通知書，每隔六個月，也是準時寄到我家。
後來我才搞清楚，蕾雅之所去的體檢，就是檢查有沒有懷孕。新加坡的法律規定，女傭每六個月就要進行一次體檢，檢查她們是否懷孕，有淋病，愛滋病或是結核病。
當然，主要是檢查是否懷孕。如果女傭懷孕，那麼僱主必須立刻將女傭送返其自己的國家。
我也是在美國傻呆了十五年，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MyGosh!」
當然，就算我一直呆在中國，也會說：「不可思議！」
中國在一家一胎的計劃生育時代，這法律也是對所有的國民有效，而不是對某一個小群體有效。而且，是僅對自己的國民有效，是自律，是需要自己國民作出犧牲，而不是外國人。
我的博士導師曾經對我說：「法律，是可以任意制定的，是不需要合理性的。」
在香港，法律不是規定，如果帶兩公斤以上的嬰兒奶粉出境，就要被罰款最高至五十萬港幣，以及監禁最多至兩年。這豈不是比販賣毒品還要懲罰得重嗎？當然，兩者都是白粉。
這個香港的法律，雖然沒有明說，也是不言而喻地針對某一個群體而言的。
就是我們大陸的中國人。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世界一流的大都市和自由貿易港。
新加坡是一個出生率低的國家，政府常常鼓勵民眾生育。但顯然，女傭生育的孩子，是不受歡迎的；或是，將要生育孩子的女傭，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違法的。
懷孕，大概也是女人的一個最基本的權利了吧？
也許因為這是一個不被公平對待的群體，所以，有些事情，我就懷疑到蕾雅身上去了。
有一次，我覺得，蕾雅身上有一股味道。她給孩子拿來奶酪的時候，我就覺得味道難聞得很。
我便給蕾雅買了藥水肥皂。
可我後來發現，這味道，更有可能是來自於我買的特別的奶酪。那是我自己不識貨。
總之，以後，蕾雅送飯送菜過來時，就似乎離我們遠一些了。好好的原生的信任，似乎稍稍受了一些損害。當然，也許是我的心理作用，是我心中有鬼。
那藥水肥皂，也算是一個小小的侮辱吧。當然，這也可能可以歸於女傭剛來時的磨合。同時，還有我這個主人的小心眼。
我唯一可以報以歉意的方式就是，一次，蕾雅將我們家的貓不小心從三樓窗口推了下去之後，我也絕不在意。當然，貓是有九條命的，死不了。在動物醫院呆了半天，也沒有查出什麼大問題。只是，從此以後，這隻貓變得特別膽小，終日躲在床底下。
剛來的時候，蕾雅和我們同桌吃飯。後來，蕾雅不習慣，要求分開，她在她的房間裡吃。這個，我也完全理解。我也是這樣的人。在學校舉辦的活動和宴會上，我無法適應和那些貴賓應酬而常常中途逃之夭夭。當然，雖然中途逃之夭夭，也是絕不會有人注意到的。
其實，我就是一個傭人，一個被無形的制度鎖住的，自覺遵守紀律的傭人。只是偶爾，也叛變，逃逸一下。
蕾雅雖然可以做豬肉的菜，但是，我發現，我們還是雞肉吃得多了。否則，她就沒有菜可以吃了。有時，我們的飯桌上，同時有炸雞，咖喱雞，蔬菜炒雞片，和雞湯。
在我們的指導下，蕾雅的中國菜的水平也有提高和創新。有一道菜，叫「三彈元勳」的，便是她的創造。這道菜，用一個鮮蛋，一個皮蛋，一個鹹蛋，蒸一個豬肉餅子，成了我家的特色菜。要知道，如果你不能吃豬肉，要做好一道有創新的用豬肉的做的菜，是不容易的。
蕾雅來的開始一段時間裡，生活，工作平平靜靜。每個周日，她便放假出去玩。每個周日上午，我們都是睡懶覺，所以不知道蕾雅什麼時候出去。蕾雅回來的時候，我們是知道的，大概八九點鐘。回來的時候，她包著黑色的頭巾。
黑色的頭巾，包住頭髮，披在肩上。
女人，包著黑頭巾，也不一定難看。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蕾雅常常在一個角落裡打電話，而且，經常似乎是在和誰進行激烈的爭論，情緒激動，或是沮喪。
女人，就是不肯吸取愛情的教訓。
男人，也總是在戀愛中，傷女人的心。
蕾雅有了一個男朋友。
政府規定這個群體不能懷孕，其實，就等於是說不能談戀愛，不能有男朋友。除非，女傭的戀愛都必須是柏拉圖式的。當然，那些為數不多的所謂知名教授，學者，政客，作家，哲學家，盡可以在柏拉圖的幌子下進行意淫。對於普通人來說，柏拉圖式的戀愛該是一種什麼樣的變態啊。
我要是一個女人，我也一定要委身於人。
我又在想，那些南亞來的男工，是如何解決他們對性的渴求這個問題的？他們來新加坡，有的是給人蛇交了數千，甚至上萬新幣的錢的。他們必須在新加坡連續工作三五年，不回家，才可以夠本。
他們，是如何解決女人這個問題的呢？
有一次周日，我在芽籠（Gaylang）的一個破舊的商場裡，看到一個年輕的南亞來的男人，一左一右摟著兩個似乎是南亞來的女子從廁所裡出來。他們三個，顯得非常高興，男的，也像國王一樣，打敗了進攻家邦的敵人，贏得了自己的女人們。
看得，我也羨慕起來了。
當然，這樣的機會，對於南亞來的男性工人來說，不是很多吧？還有什麼其他方式呢？
蕾雅的男朋友，也來自印度尼西亞，他在一家餐館裡打工。如果她懷了孕，就要被政府勒令回國，要小心啊。這真是一個讓人沮喪的可能性。
這種事，在我們周圍有沒有發生過呢？我們的一個鄰居告訴我，他們接連換了兩個女傭。第一個印度尼西亞的女傭，因為體檢懷孕而被勒令回國。第二個緬甸的女傭，因為體檢出肺結核而被勒令回國。
後來，他們又僱了一個緬甸女傭。我一看，她完完全全是個矮小的孩子啊。她是隱瞞了自己的年齡才得以出來打工的。不過，她倒是很快學會了中文。而且，她周日也不出去玩，仍在家裡幹活。也許，在新加坡打工，對於這個從緬甸農村裡來的女孩子而言，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吧？
我不知道新加坡醫生有沒有安照一九四八年日內瓦世界醫生協會的十條醫生宣言發誓。
非自願的體檢檢驗出懷孕的結果，可以導致當事人被驅逐出境，這樣的行醫，是否違反一九四八年版本的醫生宣言？
當然，檢查是否懷孕，並不需要醫生。
如果女傭懷孕不合法，那女傭和新加坡人或是永久居民結婚，然後留在新加坡，應該可以了吧？
如果這樣可以，那就是法律有漏洞了。
女傭要和新加坡人或是永久居民結婚，必須要首先得到勞工部的批准。
那如果女傭辭去新加坡女傭的工作和身份，回到自己的國家，再和新加坡男人或是永久居民結婚，然後留在新加坡，應該可以了吧？
如果這樣可以，那仍然是法律有漏洞了。
那個女傭必須回國，在自己的國家，申請到非女傭的籤證，才可以和新加坡人或是永久居民結婚而留在新加坡。而這個非女傭的籤證，對於一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而且是當過女傭人來說，應該是極為困難的。
也就是說，一但你在新加坡當過女傭，那就不太可能通過和新加坡男人或是永久居民結婚而留在新加坡的，除非，那個新加坡男人願意和女傭在女傭自己的國家裡生活數年之久。
總之，女傭是一個被打上了烙印的群體。
當然，這種規定，倒也可以考驗一下男人對你是否真心。
不過，女傭們真的都是要追求這種真心嗎？男人也真的需要顯示這種真心嗎？在雙方都是不怎麼真心的情況下，不也是可以相安無事地組建和睦家庭的嗎？
相依為命，不就是說，不用真心而活在一起嗎？
考驗，顯示真心，那是我們這幫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的遊戲呀。
這真有點拗口和驚心動魄啊。
當過女傭的蕾雅的姐姐，就是如此，如今和她的新加坡男人在印度尼西亞生活，和新加坡隔海相望。熬它幾年，就可以申請來新加坡居住了。也許，印度尼西亞，或是其他南亞國家的生活，實在太辛苦了，這點委屈，小意思了。
蕾雅倒是沒有懷孕。
她倒黴在一個她無法控制的事情上。
有一次我們看到蕾雅在廚房裡打電話。打著，打著，她激動起來，開始摔東西了。我聽到拖把，水桶飛起，落下的聲音。
自從她有了男朋友，蕾雅打電話，常常是在爭論。可這次，她歇斯底裡大發作了。
男人總是不爭氣，要傷女人的心。這次，是徹徹底底地傷女人的心。
原來，蕾雅的男朋友帶了一包新加坡禁止的印度尼西亞香菸來，在海關被扣住，判了刑，要在新加坡的監獄裡關三個月，然後遣送回國。
不幸的人就永遠不幸。
人的地位，似乎完全是在命運裡，出生裡，就被決定了的。
這令我像到《悲慘世界》裡的艾卜寧。在命運裡，或是雨果的創作構思中，早就決定了她找不到幸福。當然，艾卜寧的生命軌跡和蕾雅的並不相像。
蕾雅的男朋友被遣送回國之後，蕾雅也像變了一個人。雖然男人不爭氣，可還是少了一個交往多時的人。在這熟悉而陌生的國度裡，這是個大的變化。
蕾雅成了一個無精打採的人，成了一個四十多好幾歲的人。
蕾雅成了兒子阿毛被狼叼走之後的祥林嫂。
我也終於知道，蕾雅其實才三十多歲。
每個周日，蕾雅還是早早地出去。她再也不戴著她的黑色的頭巾了。她出去的時候，穿著高跟涼鞋，黑黑的頭髮披在肩上。晚上九十點鐘回來，黑黑的頭髮披在肩上。
過了一段時間，蕾雅向我們透露，她每周日去另一家人家打工，搞衛生。我倒是不在乎她另外打工，我們這幫自以為是的教授們，不也有不少人在外面兼職嗎？這跟女傭周日出去打工，也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女工這麼做，在新加坡是違法的。
我希望蕾雅停止周日出外打工。蕾雅便哭了起來，她說她在印度尼西亞的孩子要上學，她需要錢。我也無話可說。
我只是提出了一個要求，讓她把護照放在我那兒。我想，護照在我那兒，蕾雅也就不會亂搞。
我打開那本薄薄的護照，上面是一張蕾雅將頭髮攏過去，束在腦後的照片。她神情嚴肅，顯得十分消瘦。這是一個總被人欺負的人的照片。
我不知道，我這次押她的護照，算不算是對她的又一次欺負呢？也許，這是她受到的，大的，小的；來自於人的，來自於政府的；來自於自然界的，來自於制度的；各種各樣的欺負中的，最微小的一次。
押她的護照，我自然也是做了一件猥瑣的事。
又過了幾個月，蕾雅提出要辭職，去那家人家幹活。那家人，蕾雅後來透露出來，其實，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新加坡男人。
難道，蕾雅真正的目的，是要和那個男的呆在一起？
法律規定，不能結婚，那就不結婚。法律規定不能懷孕，那就不懷孩子。只要找到一個可以委身的人，找到一個可以棲息的地方，哪怕這不是夢想的實現，也可以算是長途跋涉中的一次小小歇息的吧。
法律，總不至於追到這樣一個悽慘的角落裡來吧。
蕾雅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們聽到她的一聲尖叫。她匆匆上來告訴我們，我們家的兩隻兔子，生了四隻小兔子。本來，我們還以為這兩隻兔子都是母的呢。
家裡走了一個，卻又加了四口。
第二天，蕾雅走了。
平時，我們的孩子和蕾雅說的話，大都只是「好」，「謝謝」之類的話，這次，他們和蕾雅抱在一起哭了一通。
我又去女傭介紹所的地上領了一個女傭回來。這次，不但沒有菲律賓女傭，而且還沒有印度尼西亞女傭，我只得領了一個緬甸女傭回來。
我終於帶了翁山蘇姬的人回家了。
翁山蘇姬，也因為對緬甸國內發生的對某個種族的屠殺的漠視，慢慢地從神壇上滑了下來。
這是一個胖胖的年輕姑娘。
每個離開自己故鄉，去外國打工的女傭都不容易。這個緬甸姑娘欠了人蛇相當於六個月的工資，我得替她先墊付了。
這個姑娘是個基督徒。我常常聽見她在自己房間唱讚美歌。做飯的時候，她也在唱歌。
蕾雅的發明，「三彈元勳」，也被緬甸姑娘牢牢地掌握了。
她還年輕，她還沒見過世面，沒經歷過苦難。下一次她的護照到期，需要更換的時侯，也許，她的照片就是一副苦澀的樣子了吧。
我希望不是。
我閉上眼睛，腦海裡又出現了那些被卡車運來運去的，或是躺在橋洞下，樹陰裡的南亞來的工人，在這個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裡。
【2018年5月·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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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散文集《夜雨來擾》由道南書院文學社編輯發行
編輯：檸檬
點校：徐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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