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
■ 陸費逵創辦中華書局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國的需要，為了「提振國家」「興我中華」。他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的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偉大。」
今年是我國出版界重鎮之一 ——中華書局創辦108周年。提到中華書局，就離不開它的創辦人、近代中國出版界的名人——陸費逵。
中華書局的創辦
1912年1月1日，以孫中山為領袖的中國同盟會聯合部分立憲人士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了中國一個新的歷史紀元的開始。就在南京臨時政府宣布成立的當天，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福州路惠福裡宣布成立。
中華書局舊址 （資料圖片）
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部主任，他痛恨清廷的專制腐敗，與革命人士早有往來，並秘密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日知會，據說日知會的章程就出自他的手。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全國先後有十多個省市宣布脫離清廷，擁護共和。陸費逵認定清朝必滅，民主共和必勝。伴隨著政權更迭、新舊制度的邅遞，原有的各類教科書勢將加以改革，但當時印刷和出版教科書的商務印書館對此一直很猶豫。於是陸費逵不顧商務印書館以月薪400元的挽留，毅然辭去出版部主任，與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仁戴克敦、沈知方、陳協恭等人集資25000元秘密請人編纂新的教科書。1912年1月1日，陸費逵宣布成立中華書局，自任書局局長。在書局成立的宣言中說：「國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
有人說，中華書局的創辦緣於教科書革命，這一說法，沒有錯。中華書局新出版的十多種教科書不僅裝幀精美，圖文並茂，而且增添了許多有關革命的內容。如在《新式教科書》中就增加了有關民主共和政體、培養民眾愛國思想的課文，如憲法、國會、文天祥、史可法、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內容。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南北議和正在上海進行，政局時有變動。中華書局新的教科書的發行，實際上配合了新生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為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國的最終確立大造輿論。它的創辦順應了革命的需要，有力地配合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反清鬥爭。
中華書局名稱的由來
在中華書局創辦之前，中國曾存在過一個出版機構——中華印務總局。該局創辦於1871年，創辦人為王韜和黃勝。該局前身是倫敦教會創辦於香港的英華書院印字局，1870年停辦後，由原在英華書院協助理雅各翻譯儒學經典著作的王韜和黃勝合資將其買下，改名中華印務總局，並於次年正式成立。該局用活字鉛印，曾出版過王韜的《普法戰紀》，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鄭觀應的《易言》以及王韜主辦的《循環日報》等，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該書局頗有社會影響。陸費逵創辦的中華書局與王韜等創辦的中華印務總局雖無直接聯繫，但兩書局都以「中華」二字打頭，表明它們區別於外國外資書局，是國人自辦，帶有一定的民族性。
在中華書局成立前的幾十年內，中國出版印刷的機構名稱林林總總，其中有稱館的，如1897年夏瑞芳等創辦的商務館；有稱書店的，如1902年成立的開明書店；有稱書莊的，如1910年前成立的上海章福記書莊；有稱社的，如1900年成立的國學扶輪社、1901年成立的神州國光社；有稱會的，如1907年創辦的國學保存會；有稱公司的，如1907年成立的圖書集成公司；有稱山房的，如掃葉山房，既賣書，又印書；也有稱閣的，如晨鳳閣；有稱堂的，如一經堂、致永堂；有稱樓的，如文富樓；有稱書院的，如南洋公學譯書院等。
在這些名目繁多的出版印刷機構中，以書局命名的最多。據不完全統計，在1912年中華書局成立前，上海98家出版印刷機構中，用「書局」命名的多達41家。用「書局」命名的出版機構多而且時間較早，帶有一定的普遍性，這是陸費逵在創辦自己的出版機構時採用「書局」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陸費逵本人原先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當然不會、也不可能再用「印書館」來為自己新的出版機構起名；原因之三，「印書館」和「書局」本身存在著中西不同的文化影響。「印書館」受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印刷機構的影響顯而易見。傳教士創辦的印刷機構著名的有墨海書館（1843）、美華書館（1859）等。它們的創設無疑為近代中國人自辦出版機構提供了借鑑和經營模式與商業理念。商務印書館的創辦顯然就是受其影響，而「書局」則是受到中國傳統出版印刷業的影響。清未，各省督撫在「振興文教」、弘揚儒家文化的名義下，創辦了不少官書局。著名的有杭州官書局（1865）、湖南尊經書局（1865）、福州正誼書局（1866）、金陵聚珍書局（1867）、江蘇書局（1868—1914）、天津官書局（1881）、廣州廣雅書局（1886）、南菁書局（1886）、京師官書局（1896）等。刊刻經史、印刷官書、兼及子集等。中華書局和其他眾多書局受到中國傳統出版印刷業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四，在經營業務活動方面，「印書館」與「書局」也有所不同。陸費逵曾就中華書局用「書局」而不名「印書館」講過以下一段話：「對於出版業和印刷業，向來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說了，就現在兩個大的出版業說：商務印書館它最初是專辦印刷的，所以它的牌號到現在還有『印書館』三個字。中華書局在印刷業也佔著全國第二的位置，彩印且佔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營出版業，不從事印刷業，所以現在仍以書局為名。英文譯名更是表明以圖書出版為專業了。」
以「書業進步」提振國家
陸費逵創辦中華書局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國的需要，為了「提振國家」「興我中華」。他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的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偉大。……此項工業為以知識供給人氏，是為近世社會一種需要，人類非由此無由進步。一切人類大事皆以印刷紀述之，一切人類知識皆以蓄積之，故此為文明一大因子。」
中華書局全名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組織系統由股東大會選舉董事和監察。不少革命派人物和進步人土曾擔任中華書局的董事，如于右任、宋耀如（宋慶齡之父）、沈恩孚、孔祥熙、史量才等，編輯人員中也有不少革命人士和進步之士，如馬君武、蔣維喬、舒新城、陳伯吹等，因而使該書局具有鮮明的進步特色。書局成立後，本著「國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和「教科書革命」「服務中華」的方針，首先出版了一系列新教科書。新教科書乃至以後其他出版物，均冠以「中華」二字。新教科書浸透了民主共和思想，如中華初小國文第一冊，首頁印有南京臨時政府五色旗，課文有「我國旗分五色，紅黃藍白黑，我等愛中華」「民國成立，選舉臨時大總統，孫文以大多數當選，元年元旦，即任於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完全順應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權的需要。新教科書體例新穎，文字表述用淺顯的文言文，因而大受歡迎。時人稱譽「為空前良著」。新教科書多達70餘種。此後隨著社會的變遷，教科書內容也不斷更新，又先後出版了《共和國教科書》《新制教科書》《實用教科書》《新式教科書》。在《新式教科書》中加強了有關共和政體和培養民眾愛國思想的課文，如憲法、國會以及文天祥、史可法和有關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方面的內容。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興起，提倡白話文，中華書局出版物也改用白話文，以致當時全國所用教科書的百分之三十均來自中華書局。
本著「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方針，中華書局在出版教科書的同時，還出版雜誌、編纂辭典、整理出版古籍等。陸費逵在1908年服務商務館時，曾任《教育雜誌》主編和師範函授學社講義部主任。本人著有《教育文存》《實業家之修養》《國民之修養》《青年修養之雜誌》等書。陸費逵認為，雜誌是「文明必需品」「一國學術之盛衰，國民程度之高下，論者恆於其周國雜誌發達與否視之，雜誌多則學術進步，國民程度亦高，而學術愈進步，國民程度愈高，則雜誌之出版亦愈進也」。中華書局成立後，他一手大力創辦了《中華教育界》（月刊），又聘人創辦了《大中華》《中華實業界》《中華婦女界》《中華小說界》《中華學生界》《中華童子界》《中華兒童畫報》，號稱八大雜誌。此後又創辦了《留學生季報》《小朋友》《中華圖書月刊》等。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對日作戰在即，陸費逵又創辦了《新中華》《少年中國》《學衡》《解放與改造》等，對宣傳抗日、激發民眾愛國思想、鼓舞民眾抗日鬥志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陸費逵和中華書局的同仁整理出版了《四部備要》。該書從《四庫全書》中選出，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共收錄古籍351種，用聚珍仿宋版進行排印。1937年後，又以萬元購得廣東籍商人陳炳謙收藏的《古今圖書集成》銅活字底本，進行彭印出版。在辭書方面，編纂出版了《大中華辭典》，由徐元誥主持編輯《辭海》，是書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之長，補其所短，深受學人和民眾歡迎。
回顧中華書局100多年徵程，不難發現，它始終與時俱進，始終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中華書局百年來始終堅守「國有國格，局有局格」的原則，不改陸費逵當年創辦中華書局的初衷，始終以服務中華為其根本目的。
（作者系上海中山學社理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