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系清王朝在前朝少數民族管理制度的基礎上施行的，利用少數民族貴族為世襲地方官即「土司」，管理各族民眾的特殊管理方式。雍正元年，在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的請求下，雍正皇帝借鑑前明王朝對少數民族的管理制度，晉封徵戰西藏有功的莎羅奔為「大金川安撫司」，命其管理偏居川西一隅的大金川地區。而大金川原來的土司澤旺則被命令管理小金川地區，於是便有了大、小金川的區別。
借著朝廷的特殊恩賞和照顧，莎羅奔擔任土司的大金川地區逐漸強大便開始不安分起來。乾隆十一年，莎羅奔攻取小金川地區，將小金川土司澤旺掠走，引起乾隆皇帝不滿，隨出兵平定。雖然第一次金川之戰中，也遇到了重重困難，時任川陝總督的張廣泗也因久攻不下而被乾隆皇帝親自下令處死。但隨後在清朝名將嶽鍾琪的指揮下，乾隆十二年，莎羅奔投降。
乾隆三十六年，第三代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的侄孫索諾木聯合第二代小金川土司，澤旺的兒子僧格桑，共同反清，乾隆皇帝聞之震怒，遂發動第二次金川之戰。
真正讓清王朝吃盡苦頭、顏面丟盡的就是第二次金川之戰，該戰前後歷時五年，動用人力60萬，耗費7000萬努幣，死傷過萬。那麼， 一個偏居川西一隅的彈丸之地——大小金川到底為何如此難以平定呢？
個人認為，有三點原因：
01 金川地區地形、氣候因素的制約
大小金川所在的川西地區，高山林立、山高路險、雜草眾生、河流湍急，這讓雖然在第一次金川之戰中積累了些許經驗的清軍士兵仍然被嚴重影響了其機動性上的優勢，以致戰爭初期，清軍損失慘重。
楊嘉銘先生所著的《四川甘孜阿壩地區的「高碉」文化》中，對於金川之戰中因為地形、碉堡等因素起到的作用，有過較為客觀的說明：
「大小金川戰爭就是戰爭雙方圍繞攻碉、守碉這一核心而展開廝殺，而金川土司正是憑藉險要地形和堅碉林立的有利條件不斷使清軍遭到重創。」
這說明，大小金川所處的地形和其到處林立的碉堡一樣，對於清軍的打擊取得了絕對性優勢
而清代著名政治家魏源，在《聖武記·乾隆朝再定金川土司記》中，將地形和天氣原因列為金川之戰之所以艱難重重的三個制約因素中的前兩位：
「金川之役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以致功半而事倍，久攻而不得！」
這說明，除了川西地形險峻的制約外，氣候原因也是導致清軍損失慘重、久攻不勝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古以來，「天時」這個因素對於戰爭勝敗的影響永遠排在第一位，對於川西地區而言，更是如此。在不得不面對陌生的地勢環境之外，大舉進攻的清軍還要應對川西地區詭異多變的天氣考驗。
《清高宗實錄》中對於前線戰將向乾隆皇帝上奏的大小金川地區天氣情況，進行了詳細記載：
乾隆十二年八月自十月，連降大雪；十一月至十二月，嚴寒。乾隆十三年五月至八月，陰雨連綿，瘴氣濃密，積雪初融。八月至十月，雨雪頻頻，寒冬已至。十一月到次年正月，大雪連綿，風雪不斷。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至四月，積雪未融，大雨連綿。
從上述涵蓋一年四季的天氣情況記載來看，大小金川所在的川西地區一年四季中，不是雨就是雪，要不就是雨雪交加，瘴氣濃密。如此惡劣的天氣影響下，清軍的進攻肯定會受到很大影響和損失。
在《乾隆朝宮中檔奏摺》中也有間接描述川西地區的文字記載：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勒爾謹奏稱：「奉將軍阿桂諭令制辦長袖短皮襖一萬件並套褲、羊皮帽各項，立候需用。」
九月，在北方還屬秋天，距離穿戴皮襖、羊皮帽的季節還很遠，由此可見川西地區和北方地區氣候差距之大，這肯定會來自北方的滿洲八旗和漢軍綠營兵士非常痛苦，甚至造成大比例的非戰鬥減員。另外，雨雪頻繁的天氣對清軍的糧草供應和後勤保障也帶來了諸多困難甚至毀滅性、中斷性打擊。這對於清軍在金川之戰中取勝都是極為重要的制約因素。
02 大小金川土司及其屬民的因素制約
清朝政府對於少數民族的「土司」管理制度從根本上講就是「以少數民族管理少數民族」的自我制約管理制度，「土司」就相當於一個獨立的封建王國國王，在他們之間「相互攻打、相互吞併」的例子屢見不鮮。大、小金川因為清朝廷的特殊恩待，逐漸強大以後，更是徵伐連連，土司所屬軍隊幾乎每天都在進行大大小小的戰爭，這就造就了大小金川軍隊彪悍的戰鬥力。另外，大小金川在經歷過第一次金川之戰後，看到了清廷軍隊的弱點，尤其是清政府對於第一次金川之戰的不了了之，甚至有些看不起那些只能在平原地區展開作戰的滿洲八旗和綠營軍隊。
在上述《聖武記·乾隆朝再定金川土司記》中，魏源對金川士兵和清軍士兵作戰進行過藝術感、生動感極強的描述：
「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蚩尤以來，未有鑿兇裂罅、駴目讋魂如茲役者。」
魏源對於金川之戰的描述雖然有些浪漫主義色彩，但也基本能看出來兩軍作戰的慘烈和血腥。由此可見，在大小金川土司的帶領下，金川士兵作戰士氣之盛、對戰之勇猛。
除了大小金川的土司敢於直面清軍軍隊，從氣勢和膽量上大大鼓舞了金川士兵對於清朝軍隊的進攻，金川所屬頭人們對於土司的鼎力支持也是清軍連連敗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少數民族的土司管理制度中，頭人作為少數民族固有的管理制度得以保留，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土司之下擁有數量不定的頭人，頭人之下，才是普通的民眾。頭人在戰爭中對於土司的態度和立場基本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在老土司莎羅奔和澤旺數十年的經營下，拉攏和培植了一批忠心可靠的頭人，並且大小金川逐漸形成了類似於「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議政制度，凡遇重大事宜，都是群策群力，共同決定。面對清軍的大舉進攻，大小金川的頭人們，金鼎擁護土司決定，誓死對抗清軍。
乾隆朝的《軍機處錄副奏摺》中記載了刑部向乾隆皇帝上奏的幾個頭人抗清事例：
1、巴甲庚額頭人都瓦爾普魯為邀截清軍後路而假投降，被小頭人拉爾結告密後仍堅持戰鬥，最後全家數十口被燒死。2、當眾百姓抱怨官兵再打半年就沒有糧吃的時，大金川的頭人們仍豪橫地宣稱就是天朝的大兵，我們也還擋得兩三年！3、金川頭人帶眾番人白日藏在碉前深溝內避大炮轟擊，夜晚則回碉內死守，嚴命各番人不許卸下武器，隨時準備戰鬥。
從上述幾個事例就能看出當時的金川頭人和土司完全是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甚至已經到了被洗腦頑抗的地步。有堅實碉堡的保護，有戰鬥力強悍，又能團結一致的金川頭人們領導的全民皆兵，清軍對金川之戰難以取勝，也屬正常現象。
03 清軍統帥的主觀失誤
清朝軍隊在對金川之戰中，除了上述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的制約之外，還和清軍本身的制約因素甚至前期失誤有著直接關係。
1、乾隆皇帝的失誤
大小金川勾結反清之時，正是大清王朝走入鼎盛的時期，擁有強大軍隊和充足國庫儲備的大清王朝正是不可一世的囂張存在，此時的乾隆皇帝早已經忘記了二十幾年前的金川險勝教訓。乾隆皇帝對於發動第二次金川之戰的必勝自信和盲目認識，在《清高宗實錄》中有過較為詳細的記載：
「小金川地勢非若大金川之有險可憑，自不難進兵，進而幻想剿滅小金川之後，大金川必聞風畏懼。」
乾隆皇帝對於小金川實力的錯誤估計和對其所處地區險峻地形的錯誤認識乃至對大金川態度的錯誤估計，導致清軍在艱難進攻小金川的同時，大金川非但沒有被震懾而袖手旁觀，反而主動進攻清軍，和小金川同仇敵愾、兩面夾擊清廷軍隊，致使清軍損失慘重，不得已重新調整作戰方略。
2、清軍將領的失誤
除了在第一次金川之戰中差點引起內訌的張廣泗和訥親，在作戰指揮中各為一己之私，將黨派之爭帶到戰場，致使清軍數次慘敗以外。第二次金川之戰中，時任清軍統帥的四川總督阿爾泰和後來補任的四川總督溫福也犯下極為重要的錯誤。在《平定兩金川方略》一書中，記載了乾隆皇帝對於阿爾泰的一份嚴斥上諭：
「阿爾泰既往查辦且令董天弼馳赴西裡用兵，自應乘其不備，星速進剿，竟使僧格桑得以修卡預防，已屬濡遲誤事，乃猶以官兵尚未到齊為辭，惟思文告彌縫，益令番夷輕視，似此措置乖方，豈能望其有濟？」
由此可見，當時的清軍統帥阿爾泰並未認真貫徹落實乾隆皇帝揮師進攻小金川的主要思想，而是想盡辦法推諉延遲進攻時間，以致小金川在清軍進攻之前贏得了修築工事和召集兵勇的戰前工作。這也確實讓清軍的前期進攻中，受到了不小的損失。隨後阿爾泰在指揮清軍進攻的數次安排中，都表明了阿爾泰對於小金川情況不明、舉棋不定的被動防禦作戰思想。阿爾泰的所作所為，讓急切等待金川之戰勝利消息的乾隆皇帝失去了耐性，將其革去官職，另派溫福擔任全軍統帥。
溫福在名將阿桂的協助下，歷時一年，艱苦作戰，終於取得了小金川地區的勝利。但溫福在接下來面對大金川的進攻受阻、損失慘重以後，竟然無計可施，只能走起訥親的老路，修築工事，準備與大金川長期對峙下去甚至在對峙期間，與屬下飲酒作樂，玩忽職守。
《清高宗實錄》中記載了溫福所在大營被金川士兵突襲一戰：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上旬，溫福所在木果木大營，兩萬兵眾鎮守，大小金川千餘名兵士來襲，和營內降番裡應外合而一舉攻下，清軍損兵折將4000餘、丟銀失物甚巨。」
兩萬對一千，損失都能如此之大，可見溫福的玩忽職守和駐守對峙戰略對金川之戰的消極影響之大。阿爾泰和溫福兩位清軍統帥在進攻和防守兩方面的失誤，給金川之戰帶來了絕對消極的影響，也是造成金川難以攻克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直接導致金川之戰失利的原因之外，清王朝對於少數民族的落後管理制度和清朝軍隊長期處於朝廷供養、窮奢極欲狀態下的戰鬥力減弱、軍隊掌控能力下降乃至乾隆皇帝尚不成熟的執政和對外作戰經驗才是戰場失利的根本原因所在。步入鼎盛狀態的大清王朝，面對偏居川西一隅的彈丸之地，竟落得一個損失慘重的險勝結局，大清滅亡之門，似乎由此開啟！
參考文獻：《清高宗實錄》、《四川甘孜阿壩地區的「高碉」文化》、《聖武記·乾隆朝再定金川土司記》、《乾隆朝宮中檔奏摺》、《平定兩金川方略》、《乾隆朝軍機處錄副奏摺》、《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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