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的是一條簡單的路線，向新疆西端的伊犁河谷進發，途經奎屯，一個兵團生活佔據主導的城市；博樂蒙古族自治州，這裡的草原上的牧民保持了流動的放牧方式；最後翻越天山峽谷中的果子溝，到達伊犁，了解西北五省最大的口岸霍爾果斯的情況。
7月4日，在離開烏魯木齊之前，因為預感到未來的幾天將是艱苦的路程，我像普通的旅遊者一樣，特意去了著名的維吾爾族餐廳「五月花」，喝著深紫色的石榴汁，聽著現場演奏的木卡姆，飄飄然——許多人用「西域風情」來形容新疆，所謂的西域描繪的正是新疆多民族融合的狀態：各個民族不同的語言系統，遊牧和農耕帶來的不同生活方式，還有那凌駕於生活方式之上的繽紛的想像力，凡此種種碰撞，形成了眾多人心目中神秘和偉大的感覺。
我們走的是一條簡單的路線，向新疆西端的伊犁河谷進發，途經奎屯，一個兵團生活佔據主導的城市；博樂蒙古族自治州，這裡的草原上的牧民保持了流動的放牧方式；最後翻越天山峽谷中的果子溝，到達伊犁，了解西北五省最大的口岸霍爾果斯的情況。
這些全和新疆農產品的全球化有關。
全球化體現在新疆農產品上尤為突出。棉花不用說了，新疆的長絨棉一直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棉花品種；而番茄醬和毛皮製品則異軍突起，上世紀80年代前從沒有生產過番茄醬的新疆，現在番茄醬產量位居世界第二。就連不起眼的燻衣草，在60年代開始引種後，現在也大量出口法國，是中國最大的燻衣草產地。
7月5日晚22點，在新疆空曠的米爾其克草原上，天還沒黑，剛在烏魯木齊認識的朋友就打電話來，告訴我們那裡發生的事情，聽到消息，瞬間無話可說。遠處是夕陽下的雪山，近處是農民剛收割完的稻田，一群羊在稻田中自如地走著，靜到能聽到遠處白楊樹葉搖動的聲音，新疆的美麗在這初夏的傍晚展露無遺。
我們的回族司機於是開始擔心這個季節他會失業——本來的旅遊旺季的發財計劃會瞬間破滅，而我們碰到更嚴重的問題，道路開始戒嚴，我們的採訪計劃，碰到這樣嚴重的現實問題，顯得輕描淡寫起來。
不過還是繼續了下去，我們繼續遊走在戈壁和綠洲裡，中間點綴著草原，基本生活形態也因此多樣化起來。獵奇心理很快讓位給了尊敬——一路所遇見各民族的新疆人，不管是剛上了新疆戶口的四川移民，還是沒出過博樂縣城的哈薩克少年，包括看守著燻衣草田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女工、霍爾果斯的小商販，他們基本上只有一個簡單的生活準則：那就是，只有勞動，才能換來自己每天的衣食，而新疆廣闊的土地，能使他們的勞動價值輕易地翻倍。
「不到新疆不知祖國之大。」這個處處可見的給旅遊者看的廣告詞，在這些勞動者心目中，顯然有完全不同的含義。
焦灼逐漸讓位給了平實，他們用他們簡單的、命定般的勞作改變了我們的心情。
不管周圍世界如何改變，對於大多數勞動者而言，值得關心的，是自己地裡棉花和番茄的產量，是自己家羊群的繁衍，用霍爾果斯的小商販王秋妹的話說，從最早在零下30攝氏度的天氣裡擺攤，到現在在自家的鋪子裡賣工藝品，「我一直愛著新疆——因為我們這裡生活簡單，付出了就有收穫」。
兵團模式與全球化番茄醬
絲綢之路的時代已經是太久遠的過去時了，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正在新疆展開。
烏魯木齊向西不遠，就是奎屯。奎屯基本是兵團的地界，兵團的土地不像當地農民那樣分成小塊，而是蔓延開來，從我們開車的公路邊延伸到最近的地界，有600米長，因此，最狹窄的一壟地也有近一畝，一整塊土地面積至少有五六十畝。為了取得土地承包權，陳茂林一家下決心從四川老家移居到這裡，戶口剛轉正，這塊比家鄉大50倍的地就名正言順地屬於了他們。
在陳茂林的妻子鄒懷香看來，這塊地格外值得親近。「在這裡幹一年，等於在我們老家幹上40年，土地就要大這麼多倍嘛。」老家在四川達縣，全家人只有一畝地。
兩口子正彎腰除雜草，番茄地因為出口需要，很少打農藥，一天下來，有時只能去掉兩壟地的草，腰疼得直不起來。但因為是自己家的地，所以狀態好，看得出，他們都是喜歡土地的人，一般農民不會和陌生人有那麼多話說。
她有著典型的內地人相貌。從小在新疆長大的人，即使是漢族，久了都會變樣，大概是飲食習慣和氣候使然。而鄒懷香一看就是新移居者，個子矮小，牙齒雪白。剛來新疆3年，第一年是為在兵團工作了30多年的遠房親戚打工，在番茄地裡除草和成熟季節摘番茄，一天50元，可是她已經非常滿足了，「只要你動動，一天就能找到這麼多錢」。而在老家，這是無法實現的，離開縣城20多公裡的鄉村沒活幹，「一天到晚只能打麻將」。
第二年，她把丈夫拉來，承包了別人家種不完的地。「那些兵團工作的老鄉都勸我們留下來，覺得我們幹農活厲害。」她摘番茄的時候基本是跪在地上前行，一拉就是一大把，30公斤的袋子，一天能摘40多袋。用做番茄醬的番茄個頭不大，雞蛋大小，但是很沉，大片大片的延展開來，成熟季節，公路兩旁「像是鋪了巨大的紅地毯」。
同來的四川老鄉有30多個，大多覺得不如城市裡打工輕鬆，選擇了離開，而他們一家三口決定留下來，並且把戶口也調過來。
兵團的寬鬆政策對他們的吸引力極大，在這裡工作，能以低廉的價格承包到大片土地，兒子上學也不用交任何費用。
新疆的一切都讓她有一種新鮮與感動，「冬天很冷，從9月份開始就不用幹活了，我就在家裡繡花，做針線活，外面下大雪的聲音都能聽到。在這裡不會經常串門，我們只花了6000元就買了別人家的老院子，4間房子不算，還有4噸煤」。這個價錢在新疆安了家，她覺得很安逸，捨不得全部燒煤，去買玉米芯搭配著燒，100元就一車。大雪下來時候，丈夫也不常出門，兩人就閒下來看兒子的課本解悶。
戶口沒轉來時，老鄉們逗她的兒子陳新，說你上不了高中了，要回老家了，結果戶口今年辦好了，兒子就在新疆考了大學，是全校的前十名，「報的還是新疆大學，他覺得這裡很開闊」。兒子沒在田裡幫忙，他去了縣城的餐館打工，母親勸他在家休息，他說反正以後上大學也要打工的。
孟徵作為股東之一的奎屯番茄醬廠目前正在建設，離開陳茂林家承包的土地不遠，產量2萬噸左右，在新疆的民營番茄醬廠中算大的。2008年開始，新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番茄醬廠投資熱。「90年代新疆開始大辦『醬廠』，由此開始了廣泛的番茄醬種植。」無論是投資者，還是農民，都習慣把番茄醬企業簡稱為「醬廠」，這才知道，沿公路常見的那些大型不鏽鋼罐是醬廠的蒸發器，近年新疆的大宗出產被概括為「一紅一黑一白」，白黑分別指棉花和能源，而紅則是後起的番茄醬。
事實上，資本加大宗土地，使新疆的番茄醬成為後起之秀，這行業屬於從後端推向前端的行業，由出口需求一環環倒推到了廣泛種植。孟徵告訴我們，1989年，新疆最早的醬廠投產，可是很快失敗了，「沒形成產業鏈條」。
1994年開始，第二批醬廠上馬，兵團開始作為股東與醬廠合作，在農場員工中大力推廣種番茄。「與兵團合作的優點太多了，土地廣闊倒在其次，兵團可以統一種子購買，選擇最優的種子，兵團的生產技術科可以控制農藥使用，這種建制式的管理方式，其結果和國外的大農場模式一樣。」
兵團看重番茄種植的另一原因是，「番茄田可以和棉花地輪種，讓土地得到很好的休息」。
帶有命令式的兵團種植計劃，使番茄田很快在新疆南北廣泛出現，這裡光照時間長，雨水少，茄紅素含量高，和傳統產地義大利一樣，產量卻迅速超過了土耳其和義大利，成為新的番茄醬生產大國，僅位於美國之後。
這就是陳茂林這樣的家庭把自己家的60畝地全部種番茄的原因，而在老家，一塊地至少要精打細算，種上幾種經濟作物。
投資者看見了新疆農產品行業的機會，孟徵有自己的無菌袋企業，所以經常和番茄醬廠的老闆打交道，稱全疆的97家醬廠老闆他幾乎都認識，「去年做風投的公司沒方向，不少投資家找到我，讓我幫他們介紹新疆的醬廠，想擠進這一行業」。
他們的企業也是風投結果之一，嶄新的無菌罐正在豎起來，再過20天，就是番茄徹底變紅的日子，馬上就要開工了。「從7月25日到10月25日，一個廠就開3個月，剩下的日子就靠幾個門房和一條狗看門，所以我常告訴那些投資家，這行業特別省心。」
其實省心的最大根源，還在於新疆的番茄田一開始進入的就是全球化的農業生產鏈條，美國亨氏的番茄種在這裡大力推廣，「到了成熟季節，一灑藥，葉子全部掉下來，那些番茄長得一樣大，一樣紅，機採車開進去，今後人工採摘將慢慢廢除」。而進口設備，也使番茄醬成品的細菌含量低，「能夠很快進入歐洲市場」。
從奎屯一路西行，深綠色的番茄田和淺綠色的棉花田始終佔據了農田的大半，新疆的綠洲農業僅靠天山雪水就足以完成灌溉。兵團早已經全部實現了地下漫灌，和以色列的技術一樣，這保證了綠洲的長久存在。
可是，全球化的危險也同樣存在，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新疆農產品加工業競爭力越來越弱，壁壘越來越高，孟徵解釋他們為什麼要使用全進口設備，「就是保證黴菌含量低，可以順利出口」。
據他所知，去年大批番茄醬產品積壓在天津港幾個月，就為黴菌指標不過關，「因為利潤太可觀了，一噸就是1000多元，收回成本的機會擺明在那裡，所以加入的企業越來越多。但是在壓力嚴重的時代，真能做到不死的，還是要靠各自的真本事」。
一個數字，也許最能說明問題，世界番茄醬年消耗總量不過100萬噸，而異軍突起的新疆總產量已經有90萬噸，美國這樣的番茄醬生產量第一位的大國還沒有使用它的貿易保護政策，可是孟徵他們幾個投資夥伴看來，這是早晚的事。他們的辦法是，儘量讓中國人開始食用番茄醬，可這顯然需要時間——因此不由得陳茂林這樣的家庭擔憂，不過他們兩口子的淳樸而壯健的表情，顯示他們能經得住風浪。
逐水草而居：塞裡木湖畔的遊牧者
綠洲的邊界往往就是戈壁，新疆的大片戈壁成為阻斷綠洲的天然界限。正值初夏，紅柳正是迷人的淡粉色，而梭梭也是叢叢茂盛，兩種戈壁植物的根系都很發達，能延伸到幾十米的深處，挖出來，是最好的燃料，烏魯木齊的烤肉攤上求之不得。據說這兩種植物燃燒時沒有煙，烤出來的東西極香，不過現在已經不允許挖掘了，人類的口腹之慾讓位給了環境保護。
在有流水的地方，戈壁就慢慢進化成了草原，這些地區沒有農耕，人們不直接依賴植物生活，而是和植物建立了特殊關係。遊牧生活的秘密就是對動物的管理：羊、牛、駱駝和馬，當我看見遠方羊毛氈的帳篷的時候，就知道，已經進入遊牧地帶了。
草原上的葉斯波裡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他是一個典型的哈薩克族人，鼻梁高聳而雙眼凹進，穿著帶破洞的褲子，沒系帶的球鞋，在草原上和他家的牧羊犬瘋玩。那隻白色的並不高大的狗，晚上卻要承擔把野狼驅走的任務。
從公路上開到他家的夏季牧場純屬偶然，因為看到路牌上米爾其克草原突厥墓葬的標記，所以費力地往草原深處進發，不一會就迷了路，草原上的荒涼小道時隱時現，回族司機馬師傅早年在哈薩克地區插過隊，告訴我們不要怕，「有人家的地方，就不用害怕，這裡所有的民族都善良好客」。
在把我們迎進他家屋子幾分鐘後，葉斯波裡迅速換上了嶄新而時髦的一套衣服，他是個20歲的英俊青年，這天是7月5日，高考通知書開始發放的第一天，他一直在想自己會被第幾志願選中，那意味著他會去新疆還是廣州上學。
他是溫泉縣民族中學這次參加高考的學生中的第七名，第一志願選擇了學醫，「畢業了好找工作」，意味著他顯然不想延續自己家裡的牧業——儘管家裡有200多頭羊，5匹駱駝，還有7匹馬，即使按照最低的當地標準算，葉斯波裡告訴我，他們家也算有錢人。
傳統的哈薩克族並不願意上學，1942年，當時民國政府的工程師李燭塵到新疆考察，所行線路與我這次旅行幾乎一致，他在筆記中記載沿途所見的孩子，說俄羅斯族的孩子最愛學習，維吾爾族次之，而哈薩克族又次之，那些哈薩克的孩子不耐久坐，喜歡露天生活，在冰天雪地中衣衫單薄而能安臥，身體之強健可知。
葉斯波裡顯然不是那樣的哈薩克孩子，在家裡沒有摩託車的年代，「騎馬或者騎駱駝去上學，哥哥帶著我，從家裡到學校，要一整天，所以很早就住校了」。民族學校的同學也有騎馬來的，「大家一點不覺得我奇怪」。
葉斯波裡的父親，是個愛喝酒的哈薩克壯漢，手上有大塊傷痕，是前天喝醉了從馬背上掉下來的結果，可是這不能妨礙他接著喝酒，我們來了一會兒，他就騎著褐色高馬絕塵而去，找遠在幾十裡外的鄰居喝酒去了，叮囑我們要留下，晚上回來要招待我們。母親不懂漢語，但是見到我們，還是高興得要命。草原上可能幾天見不到一個客人，我們被熱情地迎進了屋子，兩間屋子大小不同，小的牆上和鋪上鋪滿了羊毛毯子，全是母親日常的勞作結果。沒幾分鐘，奶茶和剛烤好的碩大的饢都放在了毯子上，她微笑著看我們喝茶吃東西，自己不動口，原來是要等客人吃完，女主人再開始吃。
另一間屋子的牆上掛滿了馬具、羊毛剪刀和生活用品，那才是他們一家日常的起居室，我們這間是待客用的。葉斯波裡家的夏天居所並沒有用流動的羊毛帳篷，是因為蓋一間固定的夏窩子投入並不多，到了秋天轉場的時候，家裡留下幾條狗看著就可以了。
留下的狗吃什麼？「我們也餵鄰居家狗，鄰居家也餵我們家的。」果然，不遠處就有3條狗在看守著一座主人已經離開的夏窩子，遠遠地衝我們叫，但並不衝過來，顯然那屋子才是它們的保護範圍。都是兇猛的草原上的狗，能夠和狼群作戰的，到了大雪將封山時，主人會來這裡，把它們帶去冬天的居留地。葉斯波裡很喜歡他家的狗，「狗不嫌家貧」，他用不太順的漢語對我們說。
葉斯波裡說他不會騎馬，但那肯定是謙虛，哈薩克的孩子在馬背上都能睡覺，何況他小時候就騎馬上學。他的意思不過是和他喝醉酒也能騎馬的父親比。在上學之外，他和兩個哥哥基本上是家裡的壯勞力。尤其是夏冬季節交替的時候要轉場，「我們家的冬窩子在山那邊，騎馬要走3天才到，在羊群的前後騎馬趕羊，最害怕走失」。一頭大羊隨便就上了千元，到了那幾天，全疆公路上的汽車都要給漫山遍野的羊群讓路，「那是哈薩克家庭最要緊的財產」。
這些羊比起在內地看見的羊群截然不同，羊毛要長出許多，至少有30釐米，而且蓬鬆捲曲，健壯而大——原來，新疆地區的羊群早就採取了人工授精的辦法以改良品種，從葉斯波裡幼年開始，每頭種羊就能繁殖四五百頭了，而許多母羊也能生出雙胞胎，這種辦法在牧區已經普及。我們誤以為哈薩克人現在還過著傳統的遊牧生活，其實只是外觀近似。
一般人總喜歡用兩分法來看遊牧民族，定居的我們是現代的，科學的，也是進步的；他們正相反。葉斯波裡的家庭提供給我完全相反的觀察：他們一點不困守傳統，而且畜牧方法很科學，選擇遊牧生活，只因為這是新疆草原的季節性所決定。他們也絲毫沒有和現實社會脫節，葉斯波裡家的羊毛是直接銷售到哈薩克斯坦的，羊皮則專門供應給浙江的皮革製品企業，羊肉也不愁販賣。葉斯波裡的哥哥閒散時候就去外地打工，感受一下城市的不同生活——新疆牧民一直在中亞的大走廊上自然遊走，他們天然比內地農民見過更多的世面。
葉斯波裡家不遠處，就是一口泉眼，但是他告訴我，那不是他們的水源，只是羊群喝水的地方，「還不夠好，要往上走上幾百米，才是我家的泉源」。那是雪山流下來的潛流從地下滲出的一個泉眼，水清澈無比。
與葉斯波裡家比，賽裡木湖畔的那些牧民家就更幸福了。車出葉斯波裡家半天，突然，司機馬師傅叫道：「三臺海子到了。」四面雪山的一汪藍色水面就在眼前，天山北麓的雪水融化，盡情湧進了方圓近60公裡的三臺海子，這是牧民們給它起的名字，而賽裡木湖則是外來者的稱呼，湖中有湖怪更是招徠旅遊者的傳說。這裡是高山冷水湖，湖中沒有魚類，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從俄羅斯引進了深水鮭魚，據說這種魚近乎全盲，但可以在冷水中生存，也許若干年後，可以為新的湖怪傳說增加色彩。
羊群在湖畔的大片草地上撒歡，吃完草就直接跑到湖邊喝水，一切供應充足，簡直是羊群的天堂。難怪那麼多牧民把夏窩子安排在這裡，至少看見上千頭羊在湖邊戲耍。
這是3個家庭的財產，羊背上畫著不同的顏色以做區分。一家是柯爾克孜族的丈夫，維吾爾族老婆，兩家是哈薩克族。在湖裡剛洗完頭的哈薩克少女夏慕克告訴我，政府給各家明確了放牧的地界，遊牧生活正在縮短距離，夏窩子和冬窩子的距離沒從前那麼遠了，「好處是各家各戶不再為草場爭執了，壞處是，搬家生活沒從前好玩了」。其實即使距離近，家家戶戶也都購買了汽車，肯定也不像她們幼年記憶中的靠駱駝搬家那麼有趣——家家戶戶還養著的駱駝的實際功能越來越少。
她們持久地生活在草原上，「在博樂州也都買了房子，因為我們上學的時候要在那裡住」。夏慕克和葉斯波裡的選擇不一樣，她想去阿拉木圖讀大學，雖然學費要貴很多，「可是，我們牧民天生就喜歡走遠些」。
時政晴雨表：霍爾果斯的「互市」
在草原和綠洲裡遊走，烏魯木齊顯得是一個那麼遙遠的所在，可是，一旦接近城市，「7·5」事件的嚴重後果就開始顯現，按照日程該進的伊犁無論如何也無法進入，城市戒嚴，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從烏魯木齊開來的車，只能在城外待著。
這個北疆城市處於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交界處，所以從7月6日開始就進入了整體戒嚴。本以為不進城情況可能會好，可這判斷顯然失誤，我們去霍爾果斯口岸途中，不斷被一輛輛兵團的運輸車所超越，車上滿是武警部隊。口岸貿易也在5日之後迅速委靡不振。
霍爾果斯完全是一個小城市，越靠近國門，越有高樓林立，不少在阿拉山口口岸和霍爾果斯口岸都做過生意的人告訴我，相比阿拉山口口岸，霍爾果斯顯得民間、生氣勃勃，「最簡單的道理，我們這裡跑汽車，那裡跑火車，火車運輸主要是能源、機械，那都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做的」。加上阿拉山口口岸常年刮10級以上大風，非常不適合人居，所以溫暖的伊犁河谷的霍爾果斯口岸迅速崛起，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口岸。
正好是「7·5」事件後的第一天，看得清楚國門那邊的哈薩克斯坦的車輛排起了長隊，只放進來兩輛哈薩克斯坦的車，還是民間的班車，下來幾個哈薩克老太太，衝進一個輝煌的類似大會堂的建築物開始買菜，一會兒提著西紅柿心滿意足地出來了。這座建築物，包括建築物周圍的3000畝土地都屬於浙江卡森集團投資的國際物流中心，這是霍爾果斯目前的最大項目。
3000畝地沿國境線排開，一半還是荒地，一小半已經開闢做了物流倉儲中心，物流中心管理服務公司的副總經理鄒輝告訴我，他們也是摸索了一段時間才發現，與其自己去做貿易，不如去做一些服務項目，那樣受政策波及沒那麼大，「口岸貿易就是個政策貿易，政策一變，生意大受影響」。
他們的上線投資者卡森公司是在浙江海寧做皮革生意起家的，因為伊犁是皮革的主要產地，所以，「就在邊境開了個工廠，專門做皮沙發賣給哈薩克斯坦，最早的浙江企業都這樣，看哪裡有邊貿的機會，索性就在那裡開廠。這樣，中小中間商立刻消失，邊貿迅速走向大集團化」。
與當地政府部門熟悉後，老闆決定買下口岸最靠近國境線的大片地段，改做商業地產，「那是2006年，當時老闆已經發現，大批哈薩克斯坦的商人成熟起來，不直接在口岸貿易，他們飛去烏魯木齊找大公司採購，可以貨比三家，或者乾脆去浙江廠家訂貨。於是，他一下子買了3000畝地，你別看現在這裡這麼繁華，當時這裡就是戈壁，所以，拿地的代價非常低」。
事實證明，浙江老闆的眼光是正確的，因為2006年後霍爾果斯的邊貿開始轉向，浙江的大批廉價工業製成品開始滯銷，反倒是伊犁地區的蔬菜、瓜果等大宗農產品開始加大向哈薩克斯坦銷售，起因是蔬菜等有了綠色通道，「一天時間保證通關」。
而哈國也有大量的能源等原材料進入霍爾果斯口岸，這時候，還有什麼比得上建立一個龐大的物流中心更有利可圖的呢？這個私人建成的國際物流中心裡設有海關和衛生檢疫部門的辦公室，兩國貨物只需倉儲轉運，就可以辦完一切手續。每輛30噸的卡車，一天收費700元，而兩國的貿易之盛，足以保證每天有七八十輛大卡車往來。
「不過2008年到現在，口岸生意又下來了，2008年因為奧運會的安保工作加強，我們這裡弄得全民皆兵，就和這兩天的情況一樣。」
小商品市場裡的小商販們確實閒了下來，前兩天，還是每天有兩國開來的30多輛大旅遊車載人來這裡，6日開始一輛都沒有了，他們衝著每一個走進市場的人大喊，來我這裡看看吧，我這裡有一切稀奇古怪的東西。
口岸貿易的典型特徵就是受政策影響大，1983年，口岸再次全面開放，可是2001年，隨著國家對邊貿政策的調整，口岸貿易額比起10年前只有1/10，之後又重新反彈，口岸上的生意人最習慣興衰起伏，鄒輝說，「我們那個會議中心本來是想給兩國的商人開商貿洽談會的，現在就是個菜市場」。
因為要聚集人氣，所以把堂皇的會議中心暫時改作了副食品批發中心，走進去，恍如一個縣城的菜市場，新鮮，熱鬧，混亂。哈國的農副產品供應很少，所以離開口岸30多公裡的雅爾肯特的主婦們願意長途跋涉到這裡買便宜菜，也有從300多公裡外的阿拉木圖來的，「即使包括車費成本，她們還是能買到更廉價更新鮮的菜。而且，從前她們不討價還價，現在也都學會了」。哈國居民來這裡一日內免籤證。
越往市場裡面走，越能看到口岸生機勃勃的一面，王秋妹正在指揮著一個哈國的小商販把她背來的大包紅茶卸在自己家商鋪門口。她是個壯實的、面色紅潤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個對自己生活狀況很滿足的人，儘管她說自己是「口岸的邊緣人」，在她看來，口岸的主流人群應該是那些蓋市場的，跑貨運的，或者批發大宗工業品的，「你隨便就能找到幾個億萬富翁，我們這種擺攤的是最邊緣的」。
她一舉一動都很利落，那個哈國婦女只是她最微小的帶貨人，「紅茶一包也就一塊錢，你說我能給她多少錢?」
她另外僱了三個帶貨人，「每次帶幾萬美元的貨，兩個哈國人，一個中國的維吾爾族人，他們的本事是眼光好，能夠買來質量好的貨，而且，能夠帶進來一些別人帶不來的東西，比如前些時候限制奶製品進出口，可他們還是能給我帶奶酪過來賣」。
從1996年開始，王秋妹就放棄了兵團的土地，「交給鄰居種，他幫我上養老保險」。她自己來到還是戈壁的霍爾果斯擺攤，那時沒有室內市場，冬天零下30多攝氏度的溫度裡，守在自己的攤位上，「還是特高興，每天數錢的時候就很有信心」。當時主要貨品是俄羅斯進來的大衣、望遠鏡和一些工業製品，「50塊一件呢大衣，從新疆裡邊來的人要買，我轉手就賺100元」。
俄羅斯貨物越來越少後，她迅速轉了方向，由內銷轉外銷，和廣東潮州來的小商人一起販賣瓷器給外國商人，「開始還好，後來突然就賣不動了」。不過收穫也有，小商人成了她丈夫，兩人開始轉行做禮品生意，把俄羅斯的套娃、魚子醬和餅乾賣給中國旅遊者，而將中國的絲綢、皮毛賣給哈國人。2001年，她第一次出國，去哈薩克斯坦旅遊，「給兒子買了睡衣，給自己買了紅金首飾，最大的震撼是那邊的人過得悠閒，一到熱天就去度假，不像我們就是賺錢賺錢」。
王秋妹去了經常從她這裡進貨的達莉亞家，「這麼多年見過那麼多人，我就對她印象好，氣質特別好，不像個做生意的」。達莉亞家的浴室就有30多平方米，也讓王秋妹感嘆，原來應該這樣過日子。可是，就是達莉亞，拖欠了她的一筆十幾萬元的貨款再也沒歸還，「我們做邊貿的人人都碰到過這樣的情況，我去討了幾次，可她總說沒錢，後來就算了」。
這也是她的豁達處，站在自己40萬元買下來的商鋪裡，儘管門可羅雀，王秋妹卻說她感覺很幸福，「在霍爾果斯不會餓死人，你只要付出，就能有收穫，這種生活多麼簡單啊」。她說這就是她所熱愛的新疆——「大概是絲綢之路上的商人的基因都留在我們身上了。」
香草與野馬，西域的奢侈品
那片巨大的燻衣草田就在霍爾果斯通往伊犁的公路邊上，已經是晚上21點了，可是新疆悠長的夏日白晝還在顯示威力，被熱氣蒸騰著，紫色的燻衣草花發出濃香。看守著這片田的兵團職工何金紅說，這算什麼香，要是你6月20日來，那才能感覺到真正剛開花的燻衣草的香。
這10畝田是何金紅家承包的土地，上面新蓋了亭子。「2005年，胡錦濤主席路過，被香味吸引下了車，就走到現在的亭子那裡，他覺得這是好產業，要發展，我們兵團開始大種燻衣草，出口量也大增。」那天何金紅也在地裡勞動，保安告訴她，別亂動，你接著除你的草，沒想到是胡錦濤來到她家地裡，這片燻衣草也就因此出了名。現在她從上午到晚上都要在這裡看守，「來摘花，拍照的人太多了」。
她是江蘇人，卻只回去過一次那個所謂的老家，「還是新疆開闊，空氣新鮮，水果永遠吃不完」。因為生長在新疆的緣故，她頭髮發黃，眼睛也大，「我們兵團人都說是吃羊肉吃多了的緣故」。現在這10畝田，每年能帶來5000元左右的收入，不算高，「可是省事，因為這是十年生的草本植物，只要稍加維護就可以了」。她對自己看花過日子的生活很喜歡。
伊犁所有的燻衣草全部被伊帕爾汗香料發展有限公司收購，這是農四師65團的企業，市場部經理陳彩華從小就在65團的土地上長大。她介紹說：「我們65團和別的兵團不一樣，土地不多，但自然條件特別好，所以一直種植特殊用途的植物，由國家收購。」
這片土地沙質好，陽光充足，又有阿拉套雪山上流下來的雪水直接灌溉，1964年輕工業部從普羅旺斯引種了31個品種的燻衣草，先在陝西試種不成功，於是移栽到了65團，「這裡最大的好處是緯度和法國普羅旺斯類似，到1970年基本引種成功，生產出幾公斤精油來」。因為中亞國家的傳統薰染，新疆一直不乏炮製香料植物的傳統，「我們小時候都看過人家把玫瑰花瓣放在大玻璃上，曬一天後，再用酒精把那些精油提取下來，最早我們兵團也用過那種精油提取法，不過現在還是使用水蒸汽蒸餾法。和法國的提取辦法一樣」。
這種來自異域的植物就在這裡生了根，1990年起已經大量出口法國，「這裡的品種是真燻衣草而不是雜燻衣草，精油特別穩定，加上精油又是所有的高檔化妝品中的必需品，所以當時我們生產的所有八九十噸精油全部出口，法國人的收購價每公斤大約在28萬元人民幣左右」。伊犁就此成為中國的燻衣草之鄉，「沒想到《流星花園》那幾個電視劇播出後，燻衣草一下子成為愛情的象徵，結果我們就大大壓縮出口，開始銷售自己的燻衣草產品」。
幾乎所有的新疆花草特產都想和傳說中的香妃掛上鉤，伊帕爾汗也不例外，其公司名字就是「香姑娘」的意思，他們堅持說香妃的異香是經常使用燻衣草的結果——其實真實的起源，比起這個偽造的傳說來更有意思。
10毫升小瓶的精油價格雖然不像法國進口的那麼高昂，可是價格也不菲，難怪英國國家圖書館的中文部主任吳芳思曾經寫過，絲綢之路所通過的西域，雖然出產著大量的奢侈品，不過，這些香草、名馬、絲綢和珍貴的瓷器，並不是給當地人所享用的，其直接的消費對象就是兩端的國家的那些權貴和富豪，甚至只是國王本人。
伊犁馬就是這樣。
7月10日，伊犁的首屆天馬旅遊節在大批警察的保護下照常舉行，主題就是宣傳伊犁馬就是漢王朝的「天馬後代」，這在伊犁的總畜牧師楊新成看來，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哈薩克斯坦和我國的伊犁儘管都宣傳自己擁有純粹而真正的「汗血寶馬」，但這已經是多少代系的問題，再怎麼考證也考證不出來的。
不過，伊犁確實出名馬，這裡是當年的烏孫國、大宛國的故地，「漢武帝當年覺得這裡是西極，這裡的馬相對其他貢品更為珍貴，否則不會派使者持黃金千斤和等身大的金馬來換取汗血寶馬」。還因此發動了幾次戰爭。
中原地帶的有機物質包括水在內，都沒有那麼充足的鈣，使伊犁地區的馬不能在中原成功繁殖，而當時匈奴騎兵的優勢也讓漢朝皇帝心生不寧，優良的馬種志在必得。楊新成解釋，所謂汗血寶馬，是因為這裡有大量的牛皮蠅，幼蟲寄生在馬背上方能成長，馬背上因此有很多破口，馬鞍放上，流下來的血液看上去像汗水一樣，所以以訛傳訛了，這和國際馬學專家德消謙的觀點倒是一樣，後者認為汗血寶馬身上的寄生蟲「導致了馬流出紅色的汗」。
伊犁的草原肥沃，是沒有廢草灘的草原，所以一直有很好的畜牧基礎，1987年，當時農業部就和伊犁確定了這裡的馬種發展方向，從生產用馬轉型為騎乘馬，「當時就決定這裡成為中國的體育、娛樂的用馬基地」。
1990年，中國第一個培育的馬品種「伊犁馬」被農業部命名，而此前所有中國馬都是原生品種，伊犁馬是育種，跑遍世界各個名馬產地的楊新成當時的宗旨是，只要馬種好，不管花多少錢都買來。進口的有幾千萬元人民幣一匹的英純血馬，60萬歐元一匹的德溫血馬，還用新疆的良種羊和蘇聯交換了它們的吉爾吉斯馬種，培育出來的伊犁馬個頭高挑，腰細，胸肌發達，屬於既有耐力又有速度的名馬。「在國營馬場紛紛解體的時候，我們這裡還能堅持下來，農業部非常支持我們，每年撥保種費給我們。」
在天馬節上看到的馬果然與眾不同，個子基本上在150釐米以上，黝黑或者棗紅，腰很細，馬踝部還垂下一圈毛，像襪子，像俊逸的阿拉伯馬，「世界上所有名馬都有阿拉伯馬的影子」。據說伊犁馬衝刺的最好速度是1000米1分09秒，楊新成的目標是讓它們能在1分鐘內跑完。
內地馬場上經常看見老闆說自己某匹馬來自新疆，價值幾千元，在楊新成看來，這是個笑話。兩歲兒馬在新疆的價格都已經是兩萬元，而一般三代純血馬的價格能到幾十萬元不等，中國最好的馬肯定在伊犁，可是，「和世界名馬比，我們還差著呢，我看見過一匹英純血馬拍賣，價格是1360萬美元」。
相比起前些年的普通伊犁馬種，新培育成的伊犁馬已經提高了一個檔次，「可是種群還沒形成，畢竟只有30年左右的時間，形成種群是個代系問題」。為了維護高昂的育種費用，楊新成他們不光是賣馬，還開發了孕馬馬尿和孕馬馬血清，馬尿中提取的結合酞激素是西方最廣泛使用的處方藥之一，對治療骨科疾病等很有效。伊犁馬於是輕易地解決了產業化的問題。
不過也有一個讓愛馬者聽起來不那麼友好的消息，「不太好的馬種被淘汰下來，用以出口馬肉和馬皮，法國和日本有說，富人才吃馬肉，所以在那邊銷售特別好」。
楊新成從上世紀80年代就稱自己為「中國西部牛仔」，由他來主持伊犁馬的繁育，在他看來是命中注定之事。
吳芳思說，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最讓她感興趣的是不同人群的興衰，和奇怪於「如此多的民族、服飾和宗教、語言混雜在中亞綠洲城市的市場上，竟一直持續了幾千年」。看到新疆大地上活生生人群的時候，這種「奇怪」就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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