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焰祥
子曰：「裡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裡，就是鄉裡，比鄰而居的街坊鄰居比什麼都重要，處雅得雅，處仁得仁，處善得善，所謂遠親不如近鄰者是也。荀子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裡仁之風，人文之土壤，人處其間一如種子之處土壤，溫潤肥沃，方能茁壯成長。
裡仁之美，美在人文，即西人所謂人文環境。孔子似乎不太看重自然環境，而將人文環境列為首要條件，這正是儒家人倫至上的體現。人依賴物質而生存，而人的成長與需求則遠遠超越了物質層面，孔子將人的本質歸結為「仁」，其深邃之處在於洞悉了人的非生物屬性本質，所謂「以人為本」其實是非常深刻的命題，它所關注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
孟子所謂「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正是基於孔子的「仁」學思想生發的，所不同的是，孔子思考的角度是普遍的人性，而孟子則是將這種普遍的人性具體化實用化為君子治國之道，這是孔子仁學的應用與實踐。
孔子所處的高度是無人企及的，它所切入的是人性的根本。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約，指的是窮困。意思是說，不仁的人是難以久處窮困的，為了擺脫窮困必然行不仁之事，同樣的道理，不仁之人也難以久處富樂之中，富樂久了也一樣會驕奢淫逸行其不仁。因此，仁與不仁，取決於其固有的秉性，人性的培育必須從一個人生存的空間，所處的環境入手。在孔子看來，仁者無論貧富皆不至於失其仁，而不仁者不論貧富皆有可能行不仁，即使是行仁之舉，其靈魂深處也是有差別的，《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對人性的洞察可謂一針見血。
趨利避害，祛災祈福，人之本性，無可厚非，但性仁與性不仁者所取的態度與所用的手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孔子注意到了這一點，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說，富貴是人人都想要的，但不能用不正當的手段獲取，貧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也不能用不合法的手段逃避。孔子主張取之以「道」。合乎「道」者，取之，不合乎「道」者去之，這才是仁者的風範，人性的根本。「道」出之於人性，歸之於人性，乃人性之根本，唯其如此，才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嘆。
仁與不仁，不是簡單的個人修養的問題，而是關乎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王道」問題，為此，孔子推出了「君子」的人格範式。「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從君子與小人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德為君子之本，利乃小人之根，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即此。以此推之，「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的蘇秦，以子楚作為政治投機的「奇貨」獲利的呂不韋，雖不乏王佐之才卻也只能屈就小人之列。君子德政，天下所幸，小人弄權，萬民之禍，所以，孔子告誡說：「放於利而行，多怨。」如周厲王、楚令尹子常之流，牟利不以道，「流於彘」是其必然的結局。
今人雖不恥於言利，但求利必以其道的古訓仍然最為切要，而人性之道，當自「裡仁為美」擇善而從，擇仁而處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