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只會把我們最壞的一面帶出來。」面對哥哥溫特「戰爭會讓一個男人成長」的說法，第二天就將奔赴東線戰場的弟弟弗裡德漢姆這樣說道。在德國電視二臺拍攝的迷你電視劇《我們的父輩》中，這句「戰爭只會把我們最壞的一面帶出來」出現了多次。
殘暴、殺戮、血腥……侵略戰爭確實會把人們最壞的一面帶出來。但戰爭過後，正視自己最壞的一面，至少讓人們靜下心來好好思考未來，也許最終能讓這一切漸漸淡去。
今年7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歷史教育比較研究中心和德國奧格斯堡大學人文歷史系、國際歷史教育學會共同舉辦了第一屆歷史教育海外研修暑期學校活動。在華東師範大學孟鍾捷教授的幫助下，我有幸跟隨他們的腳步，參觀了達豪集中營、紐倫堡審判法庭，並與奧格斯堡大學的學者們交流，在安靜的德國看看歷史留下的腳印，想想過去與未來。
瘋狂的日子逐漸淡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清算納粹德國戰犯罪行的審判在位於慕尼黑西北的紐倫堡進行，這裡戰前是一座「納粹黨代會之城」，自1927年起便為納粹黨所鍾情。
1934年，希特勒的首席建築師阿爾貝特·施佩爾受命對紐倫堡市郊杜琴湖畔的公園和療養區進行改造，西岸是集會禮堂，東岸則是齊柏林集會場。1933年至1939年間，納粹黨徒將一年一度的納粹黨代會搬到了這裡，成為他們狂歡的「樂土」。正是在1935年的所謂「自由全國黨代會」上，納粹黨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案》，規定凡有猶太裔祖父母的德國人都會被視為「猶太人」，並剝奪了猶太人作為德國國民的基本權利。而在作為閱兵場地的齊柏林集會場，希特勒曾向他那幫狂熱的追隨者大放厥詞，場面宏大、群情激昂、風光無限。
當時未能完工的集會禮堂如今被改建成紐倫堡納粹黨代會集會場檔案中心，曾經喧囂的齊柏林集會場則變得荒涼一片，很是落寞。懷著好奇心，我步行到此，最先看到的是檢閱臺雜草叢生的臺階。原本看臺頂部巨大的納粹標誌已不復存在，盟軍的炸彈讓這座一度輝煌的建築面目全非，甚至成為危險建築，標著危險字樣的警示牌立在一旁。附近沒什麼人，冷冷清清，一輛藍色的甲殼蟲老爺車停在看臺前，一位老先生坐在臺階上。
從希特勒站過的檢閱臺上走下來，我來到老先生身邊。「那是您的車？」「對！」「這裡很冷清。」「沒錯。不過，明天這裡要舉行甲殼蟲老爺車的聚會，我也會參加。」老先生告訴我，被廢棄、成了危險建築的齊柏林集會場如今只有在舉行重大活動的時候才會人氣滿滿。人們早已淡忘了那段瘋狂的日子。
與之相仿的還有慕尼黑的國王廣場。幾座立柱式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碧綠的草坪。優美的環境很難讓人想到那竟然曾經是納粹舉行盛大閱兵儀式的地方。而如今，年輕人夏天在此舉辦派對狂歡，唱歌、跳舞，或是練習劍術……依然喧鬧，這是一種與那個年代截然不同的喧囂。
隨時與戰爭「撞個滿懷」
走在德國首都柏林的街頭，不難找到有故事的歷史建築。但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優哉閒逛的遊客隨時都可能與戰爭「撞個滿懷」。
從地鐵動物園站下車，一出站就能遠遠看到一幢缺了屋頂、教堂模樣的建築。沒錯，那就是一座教堂——威廉皇帝紀念教堂。這座坐落於熱鬧的選帝侯大街上，距離德國人最引以為豪的、歐洲大陸最大的百貨商店KaDewe不遠的教堂就是一個有故事的建築。
「瘋狂、荒唐的政治主張把人們帶向了發生在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瘋狂、荒唐？」沒錯，介紹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歷史的展板上確確實實地寫著這樣一個單詞「insane」。1943年11月22日晚上，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第一次在空襲中被炸彈擊中，令這座曾經是柏林最高建築的教堂主鐘樓一下子從113米高被削得只剩下68米。戰後，柏林人決定將這座見證了戰爭恐怖、險些被夷為平地的教堂殘垣保留下來，用來警示世人戰爭的殘酷。
70年過去了，被炸成一片廢墟的選帝侯大街恢復了往日的繁華。這座主鐘樓殘缺、外牆被炸彈炸得不成樣的「斷頭」教堂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遊人對這座教堂的熱情不減，這裡甚至不遜於附近大商場的熱鬧程度。如今，在威廉皇帝紀念教堂裡，常年有著關於那段「糟糕記憶」的展覽。面對今昔照片的對比、轟炸留下的碎片，人們不僅僅是對這座曾經精美、輝煌的教堂感到惋惜，還有對戰爭的思考。
除了這座必去的著名景點外，走在德國的街頭總能意外地發現戰爭留下的痕跡。
從查理檢查哨步行回酒店的路上，草坪邊一座僅殘存了前門牆壁的建築吸引了我的注意。拱門、磚紅色的牆體、頂部精美的人形塑像似乎預示著它曾經是一幢十分漂亮的建築，它好像想要向我講些什麼。我走近跟前，「紀念被驅逐到特雷津集中營的人們」，立在一旁的介紹牌證實著它的歷史。1942年6月初，納粹開始驅逐居住在柏林的年紀較大的猶太市民，通過火車將他們送到特雷津的猶太人區(位於今天的捷克)，而安哈特火車站是「一個十分繁忙的車站」。每批50至100人，共116批，超過9600名猶太人從這兒被趕出柏林。特雷津「實際上只是個中轉站，沒有在那兒病死和餓死的人會被送到更東邊的地方，大部分去了奧斯維辛」。在介紹牌右邊的列表裡，你能看到驅逐猶太人的批次、日期、人數。
如今，「安哈特火車站」地名仍在，但火車站早已不復存在。在1943至1945年間的轟炸中，火車站的前門僥倖躲過了炮火，留了下來。
在我看來，德國人除了嚴謹外，還熱愛歷史，哪怕是並不讓人驕傲的歷史。無論近到上世紀末分裂幾十年的兩德合併，還是70年前的盟軍轟炸，他們都會竭盡全力留下一些歷史的痕跡，並給它們標註上詳盡的介紹。與留下廣島原子彈爆炸遺址，以及象徵意義完全不同的靖國神社的日本相比，同樣犯過錯的德國顯得太「另類」了。德國人是不健忘的，或者說他們不願意做健忘的民族。「也許，是因為大屠殺發生在德國境內，而戰火也同樣燒到了這裡。」我的德國朋友這樣說道。
多元化顯現戰後包容
還記得慕尼黑大學的大學生派屈克·馮·海姆伯格嗎？他說自己很喜歡現在的慕尼黑，因為移民的到來正讓它變得越來越多元化。沒有數據，我說不好反對移民、支持種族主義的新納粹在德國究竟還有多大能量，更不確定像派屈克這樣的德國年輕人有多少，只知道幾乎所有的採訪對象都告訴我，德國社會不會放任新納粹分子肆無忌憚。正如派屈克的體驗，他曾不受英國老爺爺待見的親身經歷說明德國的年輕人也曾背上過二戰歷史的包袱，但「情況在變，德國人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回想起那些日子裡採訪對象們對我說的，以及我親眼看到的，可以清楚地明白為什麼「情況在變」。幾乎在每一家書店裡，都有那本在悲慘時代背景下書寫樂觀、勇敢與信念的《安妮日記》。人們會翻看介紹紐倫堡審判的書籍，封底評價道那是一場「正義的、推動現代國際法誕生」的審判，或者被披露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研究新發現的書籍所吸引……而在德國波鴻，在去超市的路上，一個白底黑字的標語引起了我的注意。「把種族主義踢出去」，沒有任何標點，僅僅只是黑白兩色，簡單的文字，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講出了張貼標語者的想法。在柏林一家小餐館遇到的印尼老先生曾臺維也說，與他十多年前剛來德國時相比，「這裡的移民越來越多，德國人對待移民也變得更包容」。獨立撰稿人泰森先生說，很多年以前他曾接觸過德國的右翼媒體，但如今似乎已經很難聽到它們的聲音。也幾乎是每一個採訪對象都會跟我強調歐盟這個「奇蹟」。在他們眼中，是歐盟打破了過去各國實力不均、彼此軍備競賽的「魔咒」，讓人們認同自己是歐洲人，關注整個歐洲的發展，而不再只局限於「小家」。深刻反省和批判納粹，不再單純強調德國歷史，而是更關注整個歐洲發展的教育，讓大多數的德國人產生了對右翼勢力的「免疫力」，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擁抱這個日益多元化的德國，更讓它與它的鄰國翻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同樣是70年，在曾臺維先生看來，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與科爾曾分別在波蘭和以色列的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跪下，當年打著「大東亞共榮圈」旗號侵略中國、印尼和菲律賓的日本至今仍不願正視歷史，甚至企圖否定歷史。「日本顯然應當真心實意地做些什麼。」曾老先生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