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市區街道
Old money？Or new money？在美國，這種問話指向你究竟是出身老大世家還是暴發新貴。如果說，美國立國之初的東部13州是當仁不讓的「老錢圈」，那麼經西進運動不斷拓展出的新州，自然屬於「新錢圈」。
美國按經濟總量排位的十大都市圈中，六個出自東部，四個出自西部，但東部六家除了亞特蘭大大都市圈出自喬治亞一州，其餘均跨州。而西部四家，卻是一州雙圈——洛杉磯和舊金山兩圈出自加利福尼亞，達拉斯和休斯敦兩圈則出自德克薩斯。「新錢圈」雙璧之譽，加州與得州當之無愧！
論資歷，加、得二州在美國50州中不老不新，位居中流，都於1840年代因美墨戰爭的緣故，成為美利堅合眾國成員。然而放眼今世，這兩州早已是美國經濟舉足輕重的部分。
美墨戰爭
加州GDP佔全國15%以上，在農業、製造業等商品領域，以及貿易、運輸、信息服務、房地產、商業服務、健康、文化娛樂等領域的產業規模，均居50州之首。得州GDP佔比超過8%，屈居第二，但也超過加拿大一國的經濟總量。
而在政治領域，加州4012萬和得州2830萬的人口，在美國3.3億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分居第一和第二，總統大選的選舉人票各自分配得55票和38票，緊隨其後的紐約州和佛羅裡達州均為29票。
一山不容二虎，除非決出雌雄。關於加州與得州誰更具發展前景的討論，不獨在美國國內，在外國留學生當中也到處可聞，只是身份不同，心態、角度也不一。
優劣高下，可謂一言難盡，還得從二州立州的草創期說起。
相差半個世紀的起跑線
1848年的美國大西部，除了以芝加哥為樞紐的環五大湖區初具工業規模效應外，大部分州份的經濟形態基本停留在農業拓墾的層面。
單純以一個農業國的視角和思路看，大致同期奪自墨西哥之手的三個西陲新州，發展前景的排名應該依次為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此時尚未分離出亞利桑那）。原因如下：
德克薩斯盡佔墨西哥灣濱海平原之利，耕地面積大，發展農業的條件極其優越；加利福尼亞的地中海型氣候，略遜於德克薩斯的溫帶氣候，而被海岸山嶺以及內華達、斯卡特兩山脈擠壓出的狹長平原，更是遠不如大塊成片的濱海平原；至於地處落基山脈核心地帶的新墨西哥，完全就是上帝的棄兒。
加州內部地形
上帝首先向加利福尼亞微笑了——此處有黃金！
早在16世紀，西班牙人就堅信美洲是遍地黃金的印度，而從中南美洲阿茲特克、印加等原住民王國掠奪到的海量財富，堅定了這一想法。
1540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境內發現銀礦，更深信在落基山脈的崇山峻岭中隱藏著「黃金之城」。300年的漫長時光足以令殖民者忘卻迷信，但始終湮沒不了加利福尼亞出產黃金的傳說。
1848年元月，一個名叫詹姆斯·馬歇爾的木匠在對鋸木廠的水道進行巡檢時，意外在河床發現了沙金。消息一經傳播，來自各地的淘金者睜著血紅的眼睛蜂擁而至。當年，有6000名淘金者定居加州，而此前加州全州不過1.4萬居民。
加州金礦的發現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淘金者
1849年，冒險者一下增至9萬。這陣淘金熱的白熱期不過數年，但對於加利福尼亞卻是遺澤綿延。對黃金的狂熱蓋過了氣候的燥熱，地廣人稀的加州短期內就成為人口大州，足以傲視整個西部，更賺了個「金州」的花名。
淘金熱雖然推高了物價，但有需求就會有供給，產業鏈條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多樣化不斷豐富完善。加州的氣候、地理條件農牧林漁皆宜，太平洋門戶打開後又是外貿商機無限，這些都足以奠定加州繁盛的基礎。
同期的德克薩斯就相形見絀多矣。儘管西班牙殖民探險隊也在得州轉悠了一圈，但地質學學說普遍認為，平原區產金屬礦的可能性極小。
由此，德克薩斯只能因地制宜，致力於農牧業，安靜地做個農業州——得州的畜牧業冠絕美國，跨馬持槍的牛仔是得州最具代表性的象徵。而整個19世紀，得州對美國最大的貢獻是餐桌上的牛排。
跨馬持槍的牛仔是得州最具代表性的象徵
轉機出在20世紀。得州總算搭上了二次工業革命的快車。這一回，它終於發現礦了——是石油礦。1901年1月，勘探者在港城博蒙特的紡錘頂高地，鑽出了「盧卡斯井噴」，發現了優質大油田。
一次工業革命由蒸汽機和固態煤炭燃料推動，二次工業革命是由內燃機和液態石油燃料提供動力。儘管美國第一次機械化石油開採發生在1859年賓夕法尼亞州，但真正開創美國石油工業的卻是坐擁海量優質石油資源的德克薩斯。
從此，當年加州淘金潮的熱情轉移了戰場，轉入了石油大開發狂潮。
驅動美國前行的雙輪
儘管起跑線相隔了半個世紀的維度，但當歷史行進至20世紀初葉，兩個荒涼僻遠的西部牛仔州，先後跨入了工業化的摩登時代。
加利福尼亞因為地瀕太平洋佔盡地利，大力發展跨洋貿易。以得州為核心的石油大開發所引起的燃料革命，則催生了高速跨地域的空運方式。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的強烈刺激，給加、得二州帶來了新一輪戰略機遇期。
二戰後，許多擁有龐大人口的亞洲國家獨立，加州作為美國實施亞太戰略的一線平臺的地位持續鞏固。其硬實力和軟性影響力兼備，在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大都市圈，以及圈內的矽谷和好萊塢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舊金山是美國海軍重鎮，為第三艦隊駐地和西部研發基地。二戰結束後，乘經濟軍轉民之春風，依託史丹福大學等技術力量，一批半導體電子產業的創始企業，在舊金山灣以南的聖塔克拉拉谷，逐漸形成了產業聚落，也就是後人所熟知的「矽谷」。
加州矽谷
這一產業集群產生溢出效應，甚至惠及了北面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和華盛頓州西雅圖。而在洛杉磯，除了農牧和淘金潮帶來的傳統製造業，自20世紀10年代興起的好萊塢經多年積澱，成為全球娛樂工業帝國中心，同時也是整個美國價值觀的重要輸出平臺，可謂搶盡風頭。
相比加利福尼亞的多姿多彩，德克薩斯可算得上悶聲發大財：能源+交通運輸的產業組合雖嫌單一，但堅如磐石穩賺不賠。德克薩斯的能源工業，甚至強大到擁有與聯邦電網不相干的獨立電力網絡。
但這種典型的資源依賴性經濟，顯然隱患重重：一是汙染環境，生態成本高；二是能源產業一枝獨秀，易妨礙第三產業壯大，影響就業；最深為可憂的是容易形成路徑依賴，喪失創新能力。
有慮於此，得州於20世紀60年代就開啟了產業多元化戰略，抓住了聯邦政府發展航天工業、將NASA中心落戶休斯敦（得州籍總統林登·詹森力推）的契機，在科技樹上點開了航天工業以及相關附屬產業；而1980年代共和黨執掌州政後，更是主動加速了這一進程，奠定了得州此後的產業格局。
休斯敦林登·詹森太空中心
如今的得州，能源、石化、農業、電子、航天、生物醫藥等產業均較發達；休斯敦、聖安東尼奧、達拉斯三角區被譽為第二個「矽谷」；《財富》500強企業中有57家在得州落戶。
加州、得州的發家史，堪稱整個美國產業進程的縮影，其產業格局多有重疊之處，這種共性正與二次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步伐合拍。二州就像兩個輪子，同時承載驅動美國經濟前行的重任。如果說之前各有千秋互不傾軋，那麼隨著產業同質化的加劇，二州已然陷入一場愈演愈烈的瑜亮之爭。
經濟路線決定未來？
近年來，圍繞著加州模式和得州模式優劣性的爭論在美國甚囂塵上，政界對此慎重，但從學界到商界，議論甚歡，且角度自由，尺度不小，甚至拔高到二選一則攸關國運興衰的高度。
通常認為，加州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模式，即政府深度幹預經濟運行，管理多實行「高稅負、強財政、大支出」；得州模式則是典型的「小政府」模式，即政府僅維持經濟社會基本秩序運轉，發揮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基礎性作用。
事實上，這種模式之爭背後的路線之爭，自凱恩斯主義在羅斯福任內首次付諸實施以來就一直沒有止歇過。而近些年，加州、得州的州一級政府分別由兩大黨長期把持，加劇了這種路線之爭。
就在今年5月，特斯拉汽車CEO馬斯克因復工受阻一事，多次指責工廠所在地加州阿拉米達縣衛生部門，並威脅將工廠總部搬去德克薩斯或內華達。
5月10日，特斯拉CEO馬斯克在推特上因復工受阻對政府表示不滿和憤怒，準備對其工廠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阿拉米達縣提起訴訟，並將把公司總部及未來業務都搬出加州，圖為馬斯克推特內容
這一表態迅速被拿來作為加、得模式之爭的論據，為得州模式叫好。然而，換位思考，加州作為美國新冠疫情第二嚴重的州，有此反應實屬正常。
加州模式也好，得州模式也罷，並非天生形成，也不是一成不變。當兩州還都是地廣人稀的大農村時，採取的也都是「小政府」模式，為何時過境遷，卻是各表一枝？答案恐怕還得從歷史中去找。
西部世界的南北之別
如果給加、得二州做個擬人化的素描速繪，兩者的形象很可能是：加州是個陽光現代的metroer（都市客），得州是個粗豪彪悍的redneck（紅脖子）。如果將時光回撥100餘年，這不就像美國北方和南方的形象對比嗎？
以新英格蘭區為核心的北方和以維吉尼亞、喬治亞為代表的南方，組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雛形，從移民來源、經濟形態、宗教信仰和精神氣質上，構成了美國的一體兩面。這種二元對立統一局面，在西進運動中得到延伸，在內戰時達到頂峰。
北方陣營在五大湖區複製了工業文明的繁榮，而南方將種植園經濟的封閉性和信仰的保守性全盤移植到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等南方州，形成了所謂的Bible Belt（聖經地帶）。加利福尼亞與德克薩斯，是北方和南方各自向西部擴張的終結點。
加利福利亞城市群
加州從工業化到城市化都領先於得州，其產業結構的先進性使得加州已經位於美國州域競爭的尖端；得州工業化程度雖深，但城市化進程遠不及加州。
過去美國北方多城市而南方多市鎮的特點，同樣存在於西部。以加、得二州為例，加州面積約為得州的2/3，下轄58個縣，而得州旗下縣份多達254個！
城市化程度深淺不一，帶來的是兩個州精神風貌的迥異。總體而言，加州集中體現了工業社會「聚眾」的一面，是一個突出規則的陌生人社會，極富現代性；得州則保留了原南方鄉紳社會的精華，鄉土氣重，極富傳統性。
德克薩斯州的西塞米諾爾油田
在經濟思維上，兩州也各自承襲了北方工商主義和南方農本主義。前者可一路追溯到立國之初主張「國權大過州權，建立大政府、強財政」的聯邦黨人，後者則沿襲了民主共和黨「州權優於國權，小政府治理」的政綱。這正與加、得二州現實中的種種相互印證。
當然，經百餘年演進後，兩黨的經濟主張調了個個。聯邦黨一脈的共和黨變成了保守主義擁躉，而原民主共和黨主流的民主黨，通過平權運動洗刷了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原罪，成為了自由主義和「政治正確」的信徒。當年得州選擇共和黨主政，也正是因為不滿民主黨政府對黑人的寬容。
不同的理念帶來不同的行為。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死忠於共和黨的得州，通過友好的商業環境和寬鬆的移民政策來吸引投資和勞動力，並卓有成效。
許多加州企業被得州的種種優惠吸引而搬遷。搬遷的不僅是企業。加州發展程度更高，生活成本也高，當高到一定閾值無法承受，民眾也就心灰意冷，選擇到物美價廉的得州發展了。如此看來，加州正在承受得州的虹吸效應，被取代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
不妨將問題倒回到經濟的本源。
加州的「大政府、高稅收、強財政」並非刻意為之，而是整個經濟和城市發展到相當高度後自然而然的選擇。城市化程度越高，對於公共服務的需求和標準只會越高，倒逼政府提高自身的治理目標，從而追求強大的財政，錢不夠就只能加稅。
譬如說，加州每年要對環保巨額投入，而得州沒有這種緊迫感，反而能安享能源工業帶來的低油價紅利。目標設定不同，評價依據都不一，則比較無意義。
得州依靠的是政策，吸引的是外資；加州憑恃的是自由包容的都市風氣和強大的內生創新土壤。誠然，人性本能是趨利避害，但同樣有自我提升的欲望。
一方面是加州人被輕徭薄賦的政策優惠吸引而遷居得州，另一方面是得州人羨慕自由寬容的社會環境而遷居加州。孰優孰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