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精準扶貧戰略全面實施的一年，中央政府承諾到2020年7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期全部脫貧。中國的扶貧工作已經進行了整整30年，「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整村推進」都曾是主導性的扶貧方略，在不同的時代發揮了一定作用。現在，消除貧困到了「衝刺期」，政府主導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形成覆蓋。
2016年9月發生的「楊改蘭事件」，再一次喚起了公眾對鄉村貧困問題的關注。這個家庭悲劇的背後，存在著貧困戶識別的不合理之處。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徹底消除貧困還有很多難題需要解決。如何幫助貧困人口走向自我發展的道路，金融扶貧特別是面向貧困家庭的小額信貸是重要力量，由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的社會企業中和農信就是其中之一，他們以「打通農村金融最後100米」為使命，希望幫助那些有勞動能力和勞動意願的人獲得可持續發展。
小額信貸天然的自動瞄準功能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受孟加拉模式的影響，小額信貸開始在中國農村試點。1996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的小額信貸項目部，即是中和農信的前身。「從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很多金融機構都開始做小額信貸，政策力度大一點、財政補貼多一點的時候，錢還是能下去，但是不可持續，準確率也差一些。從金融機構的角度講，它們也很痛苦，因為還款率很低。所以，從90年代初期開始，國內開始探索學習國際上比較通行的格萊珉模式。」中和農信總經理劉冬文說，中和農信的前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近十年，以「扶貧助農」為宗旨的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在中國發展迅速，其中包括NGO、傳統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服務以及公益性小額貸款公司，雖然數目眾多，但不同類型的機構都有各自的弱勢。NGO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往往面臨踩到法律和政策紅線的風險，融資能力也因此受到掣肘，傳統的金融機構則沒有太多的積極性將服務下沉到貧困人口，也很難做到有效的風險控制。中和農信算是很好兼顧了扶貧效果與財務可持續性的少數成功者，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公益小額信貸機構。
中和農信在全國18個省180個縣的1700多個鄉鎮都駐紮了信貸員，截止到2016年10月30日，累計放款158萬筆，放款總量178億元，筆均貸款額度為1.6萬元左右，有效客戶36萬人，累計服務客戶超百萬人，超過七成的客戶從來沒在其他金融機構貸過款。其目標是通過無需抵押、上門服務的小額信貸方式支持貧困地區中低收入家庭開展創收性活動，同時還提供多種形式的非金融服務，全面提升客戶的綜合能力，從而實現可持續脫貧致富。
由於其成功的運營機制和對「尤努斯模式」的成功中國化，今年5月，尤努斯創辦的非盈利組織格萊珉信託將其目前在中國唯一直接參與運營、開展業務的機構格萊珉商都小額信貸委託給中和農信全權管理。
與傳統的金融機構相比，中和農信的優勢在於貸款無抵押、農戶在7天之內就可以得到貸款，只需要打一個電話就有信貸員上門服務。劉冬文認為，小額信貸天然有自動瞄準的功能。「篩選貧困人口，給他們貼上標籤，這是精準扶貧的一種做法，如果真的能夠精準識別，效果也是比較好的。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會發現，識別是有一定難度的，首先，所謂的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差別沒有那麼明顯。其次，貧困是動態變化的，大病、突發的自然災害、孩子考上大學或者準備結婚了要到城裡買房，都有可能致貧。所以，長期來講，靠單一的、高強度的手段識別是比較困難的。」劉冬文說，但小額信貸不一樣，在設計產品的時候，會首先考慮準入門檻的問題，中和農信提供的貸款不需要抵押、公職人員的擔保，同時，額度又比較小，平均額度為1.6萬元，整貸零還。這樣就可以將「大戶」和做長期投資的人排除出去，將目標人群鎖定在小農戶和貧困戶，讓那些有勞動能力和勞動意願的貧困戶在想發展生產但又無法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時，得到一個機會，同時也不會過度負債。
做金融機構不願意做的事
近幾年政府對農村金融的重視與扶持力度持續加大，尤其是2014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若干意見》後，政策扶持力度進一步加大，各部委著力於政策落地，各省金融辦也陸續出臺發展規劃以及配套政策。
在農村金融的供應渠道體系中，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原本應該發揮主體作用。但政府主導性的低利率小額信貸資金往往很難到達真正的貧困戶手中，反而流向了「富人」。商業性金融則呈現主動邊緣化，即便是農行、郵儲銀行這類成立了三農事業部的大型國有銀行，分支網點基本也只鋪設到縣城、中心鎮。部分村落只能偶見當地農信社的服務網點，很難找到其他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服務農村的動力和能力也沒有得到充分釋放，與其設計初衷相差甚遠。
農村金融體系的弊病就為中和農信這樣的社會企業提供了生存空間，成為一項有力的補充。「金融扶貧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扶持一些加工企業、經濟合作社，通過對龍頭企業的支持，間接帶動一些貧困戶脫貧致富。還有一類是直接到戶，也就是中和農信做的工作。」劉冬文說，銀行和農戶之間永遠是有距離的，銀行需要抵押、公職人員的擔保，但是農戶很難夠得上條件。這時候就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給農民增信，讓他們夠得著銀行的門檻，通過財政擔保、保險公司擔保、貼息等方式，抬高農民的信用，保證他們能夠從銀行借到錢，這是目前政府大力推廣的金融扶貧方式；還有一種則是將銀行的服務下沉，建立微型金融機構，根據他們的需要創造一些信貸產品和服務方式，把貸款送到家門口。也就是說，不是改變農戶，而是改變金融供給方。
尤努斯模式的中國化初期都曾面臨舉步維艱的處境，中和農信也不例外，在中國扶貧基金會小額信貸部階段，聽令於地方政府、管理不到位的問題也曾困擾這個新生的機構。但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中和農信較為成功地解決了公益性小額信貸產權不清、管理不善、融資能力缺乏可持續性的通病。
按照劉冬文的描述，從1996年到2005年，是探索、創新、蓄勢待發的十年。在服務方式上，學習國外的經驗，整貸零還，讓農民夠得著、還得起，五戶聯保防範風險；在治理結構和運營模式上，則借勢基金會管理改革，於2005年完成了機構改制，各地服務社全部脫離政府，由當地社團組織變成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下屬分支機構。採用全國連鎖化經營管理模式，保證機構能夠在全國各個地方複製推廣。
從2006年至今的十年，則是變革和提升期，「前十年把技術摸透了，運營模式也想清楚了，這十年就是怎麼落實的問題，如何把小額信貸從一個項目轉變成一個機構。」劉冬文說，過去單一依靠捐贈或者政府資金，壓力是很小的，有多少錢就幹多少事，但開始市場化融資後，思路就完全不一樣了。正因如此，在產品和技術上，中和農信一直保持自己的創新理念。比如在五戶聯保小組貸款之外，開拓個人貸款；用多種方式推進非現金交易。
中和農信給自己的定位是做大型金融機構的得力幫手。劉冬文說，與大銀行相比，長期服務農村市場的他們對貧困群體更為了解，熟悉他們的生產生活特點、信貸需求、生活習慣。最近幾年農村人群特點發生了變化，過去主要服務50、60後，現在基本是70後、80後，需求變化決定了向他們供給的產品也要發生變化。
近幾年，社會企業這種新型公益日漸受到重視，不獨在業界，政府高層也開始關注社會企業在解決一些公共問題上可以發揮的作用。2014年，習近平視察了福建的社會企業典範金太陽養老機構，李克強在國務院會議上也曾提出公益創投、慈善信託、慈善金融的概念。作為公益性小額信貸的先行者，中和農信或許可以給更多有志於此的機構提供借鑑和啟發。
社會企業的出發點在於運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這對於近年來亂象頻發的公益圈來說，無疑是另一條規範化路徑。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消除貧困，需要的不僅是對底層的施予式幫扶，更重要的是讓貧困人口中有強烈改變現實願望的那部分人得到發展機會，以市場化、專業化邏輯做公益的機構越來越多的時候，才能形成一股破局的力量，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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