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場在印尼召開的座談會，把公眾的眼光帶回一段塵封的歷史。4月18日和19日，在印尼政府的支持下，這場討論1965-1966年「反共屠殺」的座談會在雅加達舉行。這也是印尼政府首次允許公開討論60年代那場慘烈的屠殺。
這一路，走得很艱難。
歷史
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歷史。
1945年，印尼獨立以後，總統蘇加諾採取平衡政策，利用印尼共產黨和軍方相互制衡。1965年，蘇加諾病重，印尼共產黨趁機發動政變，但軍方將領蘇哈託迅速反撲，在挫敗政變的同時實際掌握了政府權力。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軍方對共產党進行了大規模肅反運動——雖然並無官方權威數字統計，但普遍認為，在這場清洗中，共有超過50萬人喪生，其中超過30萬是華人，也有超過10萬人未經審判入獄。
很多語境中，這場屠殺被貼上「反共」的標籤，但是歷史的真相往往不掌握在歷史的解釋者手裡。如果僅僅將這場悲劇其視為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權利的擴大化鬥爭，那麼很多歷史細節將無從解釋——比如，為何運動從有組織的清洗變為無序的屠殺？為何華人成為了屠殺中的首要目標？在印尼獨立以來，持續到1998年的排華歷史中，1965年是否只是一個偶然？
當我們細細探究這些問題，就會發現藏匿在歷史最隱晦角落的東西，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大的隱痛。
對於排華的歷史，印尼政府一直諱莫如深。座談會後，印尼官方表示將會給出一份聲明，但是具體的措辭還在研究之中。儘管官方已經承認1965年是「黑暗的歷史」，但印尼在上個世紀的整段排華史要得到正視，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要走。
那麼，排華何以成為印尼近代以來那塊最隱晦的傷疤的呢？
概念
新貴與賤民的概念，是漢娜·阿倫特在《集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釋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社會原因。她描述了猶太人作為歐洲資本主義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群體，掌握著大部分的金融和商業資本，但又因為民族國家的缺失和部分地區政治體制的不健全，在政治權利上非常虛弱的狀態。
這種處境與1945年以後的印尼華人非常類似。早在殖民時期，荷蘭人控制著印尼國民經濟的命脈，掌握著現代工業；而印尼土著民族則大多從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夾在中間的華人，充當起了中間商的作用，大多從事輕工業和商業，溝通二者。
二戰結束以後，隨著荷蘭人試圖重新統治印尼嘗試的失敗，西方經濟大幅度退出本土，留下了巨大的經濟權力真空。
在這種背景下，雖然印尼政府迅速將交通、採礦等支柱產業收歸國有；此外，還以發展印尼土著族裔的產業為名，禁止了華人在鄉鎮開辦零售商、從事進出口貿易等商業權利。但華人憑藉殖民時期積累的經驗和資本，在國民經濟的數量上佔據了絕大多數的優勢。60年代，只佔印尼總人口2.6%的華人，控制著印尼社會70%的財富。
但是由於印尼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在社會中佔據經濟優勢的華人並沒有在政治生活中獲得一席之地。1958年，軍方發動叛亂，華人辦學、辦報的權利被大幅度限制。1965年之前，雖然三分之二的印尼華人都取得了印尼國籍，但是華人始終無法融入到當地的政治生活之中，文化也難以被接受。
在1965年軍方正式掌權以後，這種政治和經濟權利的不平衡愈演愈烈。在蘇哈託統治的30多年裡，印尼一直實行「集權制下的自由經濟」，軍方利用專業集團黨在議會進行統治，華人政黨被解散，不能參與高層決策。華人只能通過社會聯繫廣泛的工商業領袖與當權者進行協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甚至連就業、入學上也有諸多限制。
政治地位的低賤，並沒有損害華人在社會經濟中的強勢。蘇哈託上臺以後，利用華人在經濟領域的優勢發展印尼經濟，尤其是70年代中期，印尼鼓勵華人華僑發展製造業，賺取了大量的外匯收入；8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為了吸引華資進入社會建設領域，政府再次對華人企業給予了更多的自由政策；90年代初，華人佔據了70%以上的大型製造企業，壟斷了幾乎所有的超市零售業、私人金融業。
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極度不平等，造成了印尼政府和印尼社會對華人的扭曲心態。在經濟危機到來時，便給華人充分的自由，生產源源不竭的社會財富。1998年的「五月暴亂」，則暴露了這種榨取華人財富的方式後面巨大的社會危機。當1997亞洲金融風暴來襲，印尼社會便用更為直接的暴力來謀求財富的迅速再分配，對華人打砸搶燒這種瘋狂的形式，宣告了三十年來印尼畸形的華人政策破產。
後殖民
針對華人的暴行會上升成為印尼社會的集體迷狂，這與印尼近代殖民和獨立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之所以排華的罪行一直被遮遮掩掩，是因為排華這一行為本身包含在印尼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之中，即便這種建構伴隨著血腥和淚水。
在歷次印尼排華中，都有人認為華人是印尼殖民經濟的殘餘。社會財富的巨大不平等，使得多數印尼民眾生活陷於困頓之中，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掌握財富的華人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
事實上，華人在獨立後只是繼承了原有的經濟體系，殖民經濟的核心部門被印尼政府和軍隊牢牢把持。華人在商業領域勤奮、努力，並且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比起長期從事小農經濟的印尼土著民族有不小的優勢，所以得以在夾縫之中不斷成長。而印尼政府在經濟和社會危機時，出於轉移矛盾的目的，將經濟壟斷剝削的罪名扔給華人，造成了社會長期以來的偏見和誤解。
這種誤解，還來源於華人和土著民族對二戰的不同看法。由於印尼土著民族長期受到歐洲殖民者的壓迫，所以印尼土著將佔領東南亞期的日軍視為解放者，包括印尼、緬甸在內的很多國家，並沒有認清日軍佔領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趕走了殖民主義侵略者這一事實。
而與此同時，南洋的華人華僑心繫祖國，四處籌款募捐，在政治態度上傾向歐美國家，力圖趕走日軍。這一行為，在印尼獨立之後也被解讀為「為虎作倀」。
在民族國家的重建過程中，必然包含著對自我的想像以及對他者的界定。早在荷蘭殖民時期，殖民者對印尼土著民族和華人就採取分而治之的方式，華人與印尼本土文化並沒有大面積的深入融合。獨立以後，由於本土民族擁有90%以上的人口，所以印尼民族國家的建立是以這個群體為基礎的。但由於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影響和權重巨大，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化解華人社會人口和財富的不平衡，如何讓華人有效地融入印尼社會，應該是國家重建時應該首要考慮的問題。但是很可惜，印尼社會簡單地將華人設定為印尼民族的假想敵，採取了最簡單的極端民族主義策略。
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策略有一種內在的矛盾。一方面，印尼先是取消了孔教（儒教）在印尼宗教中的合法地位，禁止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全面禁止華文出版物和華語學校的運營。試圖以同化的方式來消滅其他民族的特徵；另一方面，不斷緊縮歸化入籍的政策，杜絕其他民族和自己交融的可能性。這種封閉的民族政策，完全無視了既有的社會結構，以至於沒有合理的政策來疏解民族矛盾，最終只能訴諸暴力。
印尼的民族國家建設，涉及到經濟秩序的重建、民族問題的釐清和有序政治的架構。印尼政府和社會將對華人的排斥和打壓視為經濟分配和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可是幾十年的排華史，恰恰展現了印尼社會經濟分配失序、政治權利不平等、民族矛盾難以和解的重重矛盾。正視排華的歷史，便是重新審視整個國家現代化重建的病灶，這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反思
然而，一切歷史都有被反思的機會，一個國家建構的病灶也需要被抽絲剝繭一般地剔除。印尼的排華不是永恆的，但也絕不是偶然的。它只存在於特殊的歷史時期，有其開始也有其終結。
在經歷了1998五月暴亂最後的瘋狂一年以後，以蘇哈託為首的印尼軍政府倒臺，印尼開啟了新一輪的社會重建。新總統瓦希德在2000年頒布總統令，廢除對華人文教風俗的全面管制，2001年，華人終於得以合法地慶祝新年。更重要的是，華人在政治領域不再遭受歧視，有了參政議政的自由。
舉個例子，2002年，西爪哇一所華人錢莊倒閉，地方政府威脅當地華人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否則難免帶來騷亂。華人社團共同抵制了政府的威脅，保護了自己的權益。華人權益的保障，體現的是一個社會逐漸回歸理性和秩序的趨勢，這種回歸是歷史的趨勢。
極端民族主義反映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危機，面對愈加開放的國際環境和日趨頻繁的人口流動，狹隘的民族主義只會給一個國家帶來更多的社會危機。有趣的是，消解民族主義的執念和當代國家的生存基礎又構成了一組悖論，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如何去讓多樣的文明和民族和諧共生，需要人類的智慧去解決。多元和包容，作為人類發展應有的目標，也是歷史的趨勢。
當然，歷史的大潮不應該抹去其前進的傷痛。儘管排華歷史的封印已經被揭開，但是印尼政府的一些官員仍然不願意承認1965年數十萬人喪生的事實。而且據消息人士稱，本屆政府任內不會為1965年的暴行道歉。
面對歷史的傷痛，最好的處理方法就是把責任推給歷史本身。「悲劇」二字暗示著人們只不過是被無情的歷史操控，而誰來為歷史買單則無從知曉。還有些人在座談會的會場外舉起「反共」的標語，反對這場遲來的座談會。不知道這些歷史的締造者究竟是真的害怕「共產主義」捲土重來，還是害怕審視自己內心深處最黑暗的角落。
同樣，1965年的施暴者，寥寥今天尚在的，大概都已垂垂老矣；而1998年的施暴者，如今卻正是印尼社會的中流砥柱。審視國家發展的病灶尚且困難，反思自己人性中的醜陋和迷狂更需要勇氣。這也正是印尼社會反思排華歷史最困難的地方所在。
我們如今再談起這一段排華的歷史，只是為了銘記這些苦難，了解到我們這個時代和我們自己的缺陷和弱點，不要僅僅留下淡紅的血跡和微漠的悲哀。
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說的那樣，面對需要反思的歷史，最可怕的莫過於當見證者們的肉體一一消失，他們和那段歷史在越來越多的人腦海裡從沒存在過。
文／秋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