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晉峰
劉晉峰，男，1926年生於河北省蠡縣，1938年參加革命，1940年入黨。離休前歷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天津市八屆、九屆政協主席等職。
1964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開始在全國農村地區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運動。當時我擔任中共天津市南郊區委員會書記。1月14日，市委召開郊區區委書記會議，部署「四清」工作。會上，市委決定把南郊區所轄的小站地區(包括小站公社、北閘口公社和小站鎮)列為「四清」工作的首批試點單位。
小站地區位於天津市區的東南，小站鎮以盛產馳名中外的小站稻和從小站練兵起家連出三位民國總統而聞名於世。
「四清」工作開始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即來到天津，直接插手小站地區的「四清」運動。在不到1年的時間內，陳伯達親臨天津達23次之多，親手策劃、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使一大批幹部受到殘酷迫害，把小站地區乃至整個南郊區的工作搞得一團糟，損失巨大。
下車伊始妄誣清白
1964年3月5日，市委書記萬曉塘同志通知我：陳伯達要在天津抓一個「四清」工作試點，現在人已到了市委招待所，要我去迎接他，並陪他到南郊區去視察。當時在我心目中，陳伯達是中央首長。這樣的人物親自下基層抓試點，指導我們的工作，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即趕到市委招待所，與陳伯達見了面。初次見面，陳伯達給我的印象是很嚴肅，很有些中央首長的派頭。懾於他的威嚴，加上他滿口的福建話我也聽不太懂，所以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便驅車直奔南郊區西右營村。
離西右營村還有一華裡左右的時候，陳伯達忽然下令讓司機停車。他下了車，眺望著不遠處的村落，嘴裡叨叨咕咕說個不停。我聽了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要坐著小汽車進村，那樣容易脫離群眾，讓大家步行進村。我當時心裡想，到底是中央首長，水平就是不一樣。於是，我們在前面走，陳伯達在後面跟著，一行人步行進村。
進了村，我們一起聽了「四清」工作隊的匯報，然後來到大隊黨支部書記張鳳琴的家裡。張鳳琴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村婦代會主任和農業合作社社長，1958年起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由於她工作出色，先後被評為勞動模範和全國三八紅旗手，是一位很能幹的基層幹部。在張鳳琴家，陳伯達只呆了20分鐘，跟張鳳琴談了一會兒話，又在屋裡屋外轉了轉。張鳳琴家當時新蓋了3間土坯房，屋子裡存有一些稻穀，這本來是幾年來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連年增產的必然結果，村裡絕大多數社員家庭情況都是這樣，絲毫不足為奇。可是，陳伯達回到工作隊就武斷地下結論說：「張鳳琴不像貧農，她家比好多社員都富。她當了支部書記發了財，成了全村首戶。雙層玻璃暴露了張鳳琴。我看她是貧農不貧、勞模不勞，是個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說：「一眼就可以斷定她是階級敵人，你們搞吧，不會錯的！」於是，在陳伯達這一番講話之後，駐西右營村的「四清」工作隊立即行動起來，根據「中央首長的指示」，匆匆忙忙地拼湊了張鳳琴的「十大罪狀」，把她確定為鬥爭的重點對象。
過了幾天，陳伯達又要從天津市區到南郊區的坨子地村去視察。我專程去迎接他並陪同視察。那天正好下著小雨，汽車開到離坨子地村約半華裡的地方時，陳伯達又讓停車。還是老一套——步行進村，避免「脫離群眾」。因為下雨，地上積水較多。陳伯達一邊含混不清地說著什麼，一邊把鞋和襪子都脫了下來，就那麼光著腳綰起褲腳步行進村。農村的土路被雨水一衝一泡，泥濘不堪，走起來一步一滑。陳伯達光著腳走這樣的路，一步一趔趄，簡直寸步難行。我跟在他後面，哭笑不得，既不敢勸他上車，又不好讓他再把鞋襪都穿上，只好吩咐兩位同志一左一右地架著他走，差不多就是把他「抬」進了村。進村後，我給他引見了幸福之路大隊黨支部書記陳德智，並介紹了一下坨子地村的情況。陳伯達聽著，也不說話，嘴裡不停地「嗯嗯啊啊」地應著，不時打量一下陳德智同志。
到了午飯時間，為了表示對中央首長的歡迎和尊重，村裡給我們一行人做了幾個菜，主食是米飯和饅頭。不料陳伯達入座後看看桌上的飯菜卻搖頭表示不吃這個。我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忌口，如果想吃什麼可以讓村裡的人現做。陳伯達搖搖頭，咕咕噥噥地說了一大堆，大意是說不能大吃大喝，並說要吃就吃玉米面窩頭。我只好讓人去給他現蒸窩頭。做好了的飯菜他不吃，我們自然也不能吃，大家就這麼坐在那兒乾等。過了一會兒，窩頭端上來了，陳伯達伸手拿了一個，一塊一塊地掰開，分給我和在座的其他同志們吃。分到最後，他手裡只剩下很小的一塊，他裝模作樣地咬了兩口就放在了桌上，這頓飯就算是吃完了。陳伯達不吃了，我們也只好不再吃了。大夥等於都沒吃飯，陪著這位中央首長餓了一頓。當天下午回到市委招待所，「拒絕大吃大喝」的陳伯達撕下了假面具，在市委招待所為他設的晚宴上山珍海味地饕餮了一頓，十足暴露了一個偽君子的嘴臉。
在坨子地村吃完了「憶苦飯」，陳伯達又走馬觀花地轉了一圈，回來就發指示、下結論，說：「姜德玉(前任支部書記)十多年來就是採取一套反革命的兩面手法來維持他的統治。他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戴著勞模的面具，表面上積極走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卻與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為反動階級服務，對群眾進行壓迫剝削。」
陳伯達到底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憑什麼對一位基層黨支部書記、農業生產的勞動模範搞這樣的誣衊？當時我實在是想不明白。若說陳伯達是「火眼金睛」，一搭眼就能知道誰是壞人，可我就算是肉眼凡胎，政治敏感性比不上陳伯達，但我畢竟在南郊區當了十多年的書記，這些基層黨支部書記和勞動模範，都是在公社和區一級黨委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我認識他們、熟悉他們，我怎麼就沒覺察到他們都是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壞人」呢？這種疑問，當時自然是不能講出來，只是在心中重重地畫了一個問號，心情也因此而沉重起來。
陳伯達在坨子地村的一番講話，被「四清」工作隊奉為聖旨，姜德玉同志立即被確定為「四清」運動中的重點鬥爭對象。
3月31日，陳伯達又來到小站鎮。同前兩次到西右營和坨子地一樣，他只是東轉轉、西看看，又聽了一下駐小站鎮「四清」工作隊的匯報，當場就下了斷言：「這個張玉侖(小站鎮黨總支書記)出身土匪世家，是個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張玉侖所把持的政權，是個反革命兩面政權，我命令在10天之內、最多半個月內撤掉張玉侖的職務，奪回政權。」這種語言，這種閉著眼睛胡說八道亂扣帽子的霸道行徑與兩年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語言如出一轍。「文革」中，江青、康生之流採取的正是這種做法——隨便給人扣上一頂帽子，然後組織專案人員「量」著帽子的大小給人家羅織罪名。這叫「先定罪，後找證據」。陳伯達的這種惡劣作風在小站「四清」中流毒甚廣。經陳伯達一手炮製的三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都是在1964年就定性處理過的，但是直到第二年才湊出「材料」，強行定案。這種「先定案後處理，然後再找材料」的做法真是聞所未聞！
在陳伯達的一手操縱下，張玉侖很快就被罷了官。「四清」工作隊按照陳伯達的指示內容，迅速給張玉侖拼湊材料、編造歷史，進行殘酷鬥爭。
重兵圍剿小站
從1964年3月開始，陳伯達始終親自指揮小站地區的「四清」運動。他初到小站，只走馬觀花地「視察」了3個村子，就妄下斷言：「小站地區像國民黨統治區一樣漆黑一團，農村沒有幾個好幹部。」據此，他發出所謂的指示說：「小站地區80%以上基層的政權不掌握在我們手裡，要利用3個月的時間開展奪權鬥爭。」他發出這個「指示」的時候，小站地區的「四清」工作尚未完全鋪開，真不知道那個80%的比率他是怎麼「算」出來的。而實際上，陳伯達在初到小站時，只去了西右營、坨子地和小站鎮三個村子。這三個村子，每個村各出了一個「反革命集團」。這就是說，陳伯達關於「80%」的推斷還是「客氣」的，在他心目中，小站地區真正是「漆黑一團」，是完全爛掉了。
小站地區「四清」工作隊嚴格執行「中央首長的指示」，整個地區果然有80%的社隊幹部遭到了撤職、批鬥，有的甚至被捕判刑，個別蒙受不白之冤的幹部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得到平反。整個小站公社共有幹部208人，其中136人被大會批鬥。僅小站鎮就有93名幹部被強行送到板橋勞改農場集訓、交待問題。西右營和小站鎮共有28人被逮捕、判刑或扣留。一時間，小站地區生產停頓、民心惶惶、人人自危。
在陳伯達的指揮下，小站地區的「四清」工作是按以下步驟進行的：先奪權。他認為「80%以上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親自指揮策劃了三個試點村鎮的所謂「奪權鬥爭」。奪權之後，即轉入了「清經濟」階段。「清經濟」的基本要求和目標，一是經濟聯繫政治，通過清經濟劃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國家與集體、集體與集體、集體與社員的帳目要三對口，做到帳目、單據、表格、物品、款項「五相符」；三是「一淨四透」，即：手洗淨，澡洗透，帳目、財物、倉庫清理透。同時處理「四不清」幹部的經濟退賠等。
「清經濟」之後，轉入「清政治」。首先進行的是「階級複議」。陳伯達提出：小站地區階級狀況複雜，解放後民主革命搞得也不徹底，階級陣營很不清楚，有許多漏劃的地主富農，有的人私自改變出身、成份，有的人甚至冒充貧農。因此要重新進行階級複議。這次重新劃定成份過程中，多數生產隊劃得過嚴，除一些領導幹部橫遭誣陷、被打成「地主分子」、「反動富農」和「土匪世家」之外，還有不少普通群眾被憑空提高了階級成份，受到打擊和迫害。對這次被「清查」出來的所謂漏劃地主和富農則一律實行掃地出門，其房屋、家具被沒收，債權一律廢除，層層批鬥，「批倒批臭」後，有的被判處有期徒刑，有的交給群眾監督改造。
至於「清思想」工作，則貫穿於「四清」運動的全部過程，通過宣講「雙十條」(中共中央下發的兩個文件)，清算「資本主義道路」，搞臭「資本主義思想」，使群眾提高認識，劃清敵我界限，採取人人過關的方式檢查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
最後是「清組織」。即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建立領導核心，以「鞏固四清成果」。由於陳伯達的親自過問和插手，所謂的整頓變成了專整黨員幹部。小站公社的幹部有1268人，整出犯有各種錯誤和「罪行」的幹部960人(基本符合陳伯達提出的「80%」的標準)。
「清經濟」階段初期，在組織社隊幹部「洗手洗澡」、發動群眾揭發乾部的「四不清」問題時，運動出現了「三岔口」，即群眾發動不起來，幹部不能自覺地交待問題，工作隊思想上產生了苦惱和畏難情緒，致使運動陷入了停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陳伯達竄到小站地區，親自指揮小站地區三個試點單位的「四清」運動。他根本不做調查，就信口胡說「小站地區基層組織嚴重不純，不少村子黨的領導權落到壞人手裡」，「這裡的天下不是我們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們的」。他竭力誇大「敵情」，說「小站地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一樣」，要求工作隊「當地幹部無論好壞，工作隊都要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劃清界限」。
陳伯達說：「劉晉峰不能復闢」
陳伯達不辭勞苦，苦心孤詣地在小站地區炮製了三個「反革命集團」，不惜採取當面造謠、當眾撒謊的卑劣手段，整倒了三位老勞模，整垮了小站地區的基層黨組織，把小站地區乃至整個南郊區說成「一團漆黑」、「比國民黨統治還厲害」。所有這一切，除了為他自己撈取政治資本之外(陳伯達把他在小站抓的「四清」工作試點稱為「小站經驗」，曾印成小冊子發行全國)，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陰險目的，那就是千方百計整垮我這個區委書記。他嫌我不懂得領會他的指示精神，甚至不尊重他這個「中央首長」。我1938年參加革命，1940年入黨，27歲就擔任了中共天津市南郊區委員會書記。幾十年來，我一直出生入死地為黨工作。陳伯達對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和勞動模範們敢於肆無忌憚地公然造謠誣衊，甚至可以不顧歷史事實地篡改人家的出身和個人成份，隨便給人家羅織罪名。可是對我，他畢竟有所忌憚(當時的政治環境畢竟不同於兩年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我黨的許多高級幹部都被江青、康生之流隨意陷害、殘酷打擊。但「四清」時還沒有形成這種政治氣候)。我的出身、歷史，陳伯達不敢替我改寫。因此，他要整我，就只有從我的工作上找毛病。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他才喪心病狂、毫無理智地誣陷小站地區的幹部們。
陳伯達為什麼如此「恨」我？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如今能回憶起來的大概有兩件事我是直接「得罪」了這位「中央首長」。
第一次是「四清」運動剛開始時，工作隊要我介紹一下小站地區的基本情況，當時陳伯達也在座。我說，小站地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在農業生產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績的，農業上連年增產就說明了這一點。幹部們在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中的表現也是積極的，是有貢獻的。當然，一部分黨員幹部也有缺點錯誤，但他們的問題絕大多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的工作成績是主流，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因此，我建議「四清」工作要以教育、引導為主，對有缺點錯誤的同志當然要進行批評，但不要以整人為目的，以整倒了多少人為成績。我的這個講話等於無意中觸疼了陳伯達，從他以後的種種行為來看，他來抓試點的目的是要撈取政治資本，而在他心目中，整倒的幹部越多、挖出來的階級敵人越多，成績才越顯赫。我的講話在無意中與他唱了反調，所以，他從一開始就視我為眼中釘，把我當成他撈取政治資本的絆腳石，必欲一腳踢開而後快。因此，在我這次介紹情況之後，陳伯達即向天津市委提出「撤劉晉峰的職、改組南郊區委」的建議。
第二次「得罪」陳伯達，是我們在對張鳳琴問題的處理意見上發生了分歧。「四清」之初，從市裡到區裡對張鳳琴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正因如此，我才特意把張鳳琴作為先進典型向陳伯達介紹。沒想到陳伯達只在張鳳琴家呆了20分鐘就判定她「勞模不勞、貧農不貧」，回到市裡就對市委書記萬曉塘下令：「撤掉張鳳琴的職務，如果不撤她就撤劉晉峰的職！」
陳伯達憑空誣陷，工作隊聞風而動，立即組織群眾揭發張鳳琴的問題。而張鳳琴堅持認為自己沒什麼問題，群眾也表示沒問題可揭發，工作陷入了僵局。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於4月初又來到西右營，指使工作隊強令群眾揭發張鳳琴的問題。天津市委不好公然違抗陳伯達的命令，只好召開市委會議討論撤銷張鳳琴職務的事。會上，我再次為張鳳琴同志申辯。我講話的大意是：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情況，我認為撤張鳳琴的職是不妥的。我的意見未被採納，市委最後還是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決定撤掉張鳳琴的職務。這次市委會議，陳伯達也在場，此外還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遠千裡等同志。為了決定是否撤掉一個基層大隊的黨支部書記，竟召開如此高層的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親自出席，這本身已經很不正常了。會後，起草了關於撤銷張鳳琴職務的通知書。4月25日，由工作隊召開會議，傳達這個決定。陳伯達對我在市委會上的表態耿耿於懷，明知我不同意這個撤職決定，卻偏偏強令我宣讀決定。按理，我如果照著原稿念，陳伯達縱然對我不滿，至少他當時說不出什麼來。可是我始終認為張鳳琴根本就沒什麼問題，退一萬步來講，就算有問題，也還遠遠沒弄清楚。一個童養媳，自幼吃盡了舊社會的苦，解放後一直跟著共產黨，什麼工作都是走在前頭，黨叫幹啥就幹啥，怎麼幹得好好的說撤就給撤了呢？我心裡不情願，也不理解陳伯達為什麼非要逼著市委做出這種決定。他是中央領導，幹嘛跟一個小小的村支書過不去呢？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我宣布決定時就打了個「折扣」，把「撤銷職務」說成了「暫時撤銷職務」。我宣讀這個決定時，陳伯達一直全神貫注地聽著。如今想來，他大概就等著這一天呢，所以聽得十分認真。聽到我說「暫時撤銷」，陳伯達立即大發雷霆，厲聲責問：「劉晉峰你要幹什麼？撤職就是撤職，你為什麼宣布暫時撤職？」我沒有理他，轉過頭去看著窗外。正是暮春時節，窗外是一片柳綠花紅的勃勃生機，室內卻是鴉雀無聲，一片肅殺之氣。陳伯達怒氣未消，見我不理他，喋喋不休地又講了一通話。我只顧想心事，他都講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沒聽清。我明白，坐在我身邊的是大名鼎鼎的陳伯達，曾經當過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又是黨內公認的大理論家。論權力、論地位，我都沒法和他比。可是，我並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膽，故意跟這位中央首長過不去，以當時的情況論，我更不可能那麼早就看出他是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我之所以敢於這麼做，主要因為當時「階級鬥爭」的火藥味兒還沒有濃烈到完全封殺民主的程度。其次，我憑的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心，認為我有權力保留我的意見，並準備事後同陳伯達就此問題進行討論或是申訴。我當時認為這是陳伯達不了解情況造成的誤會，他了解情況後，會同意我的意見的。沒想到的是，像陳伯達這種地位的高級幹部，居然會因此而恨我入骨，以致數年後還耿耿於懷。
在定三個「反革命集團」在上邊的根子時，陳伯達就說：「要把劉晉峰放上去。」工作隊的人說：「已經按您的意思放上去了，但還沒有填事實，不知怎麼寫。」陳伯達說：「不要事實！劉晉峰是南郊區委書記，是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都是他培養的勞模、黨員幹部，這就是鐵的事實，是罪證！」於是，我被宣布為三個「反革命集團」的總根子，陳伯達強令天津市委：「必須撤劉晉峰的職，必須改組南郊區委！」
當時天津市委對陳伯達這種橫加幹預、強迫命令的方式也是有看法、有牴觸情緒的。可是，陳的身份和權力擺在那兒，誰也不好公然違抗他的命令。記得在做出將我免職調離的決定之後，市委書記谷雲亭同志和市農委主任賈林同志找我談話，他們安慰我說：「晉峰同志是好同志，你先到楊柳青四清分團十六街參加四清，當隊員，改名叫劉濤。安心工作吧。」在當時著名的「劉(晉峰)、陳(喜榮)、於(蔭田)集團」中，我雖然是「總頭子」，但市委對我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進行保護，讓我改了名字繼續為黨工作。我當時覺得既憤懣又可笑，心想，我打日本、打老蔣的時候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今是共產黨的天下，我這個革命幾十年的共產黨員怎麼倒變成了「地下工作者」了呢！市委頂著巨大的壓力千方百計保護我，我聽了很受感動，二話沒說就到楊柳青「四清」分團報到去了。挖出了三個「反革命集團」，揪出了以我為首的「黑幫後臺」，陳伯達覺得將要大功告成了。在他的督促下，「四清」各分團分別繪製了三個「反革命集團」的社會關係分布圖和歷史大事記各一份。這個圖表中，最上面的「黑根子」自然非我莫屬。此外，又專門炮製了一個「張鳳琴反革命集團」展覽，在天津水上公園和北京天安門城樓後面的午門公開展覽，為陳伯達在小站地區撈取的這點「政治資本」大肆渲染。「四清」運動後期，工作團按照陳伯達的旨意寫出了「四清」工作總結，總結出了奪權鬥爭的所謂新經驗。總結寫完之後，陳伯達帶著戚本禹等人專程來到天津，修改這份總結報告(陳伯達本人也曾親筆修改數遍)。最後，他把有關領導叫到他的駐地，一邊翻看著稿子一邊說：「就是這樣了吧，以你們天津市委的名義上報中央。」這個政治騙子就是如此厚顏無恥，他親手炮製了這份給自己「增光添彩」的總結報告，卻授意以天津市委的名義上報給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華北局及黨中央上報了這份「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這個報告。
1967年6月30日，已經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要職的陳伯達坐鎮北京，仍然遙控天津南郊。他下達了所謂的「6.30」指示，強調：「小站四清不能翻案，劉晉峰不能復闢」。
當時，我已被下放到根治海河一分指揮部任副指揮兼工程處處長。陳伯達關於「劉晉峰不能復闢」的指示發出後，造反派一哄而起，到處張貼、呼喊「打倒走資派劉晉峰」的標語口號。他們將我從海河工地上揪回，關進了牛棚，並在西右營召開了批鬥大會。接著，在機關、學校、農村工廠掀起了一個「批鬥走資派劉晉峰」及區委領導同志的高潮，甚至把「打倒劉晉峰」的大標語刷到了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在北京的家門口。從此，造反派對我大會批、小會鬥，「坐飛機」、戴白帽、掛牌子遊街示眾，連我的妻子馬蘭英同志(時任南郊區婦聯主任)也被關進牛棚，同我一起陪綁挨鬥，受盡了折磨摧殘。那段時間，我的家被抄了，上學的孩子也成了「狗崽子」，在津的親戚也被集中受訓。這些還嫌不夠，陳伯達後來又專程赴津，惡狠狠地問：「劉晉峰到哪裡去了？」當被告知我的情況後，他又發出了「指示」：「每月給他40元就不錯了！」這以後，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後來，又送我到「五七」幹校掏廁所，布置專人對我實施監督，強迫勞動。每天吃飯之前必須面對毛主席的畫像低頭請罪，一條「毛主席語錄」背了兩年多：「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如今想來，當年我被迫背誦的毛主席語錄還真的應驗了——陳伯達不正是經歷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過程，最終「滅亡」了自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