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曾祺誕辰100周年，與同歲的張愛玲一樣，他的作品至今依然在聚光燈下，被讀者自發地反覆閱讀。提起汪曾祺，人們也許會想到美食、美文，想到他身上的標籤「最後的士大夫」，想到他的創作理念「人間送小溫」。慣常浮現在讀者心中的汪曾祺，是一個隨和的、熱愛生活的作家。是什麼樣的經歷塑造了汪曾祺？他性格中更深的部分又是什麼？想要進一步了解這些問題，閱讀個人傳記往往是一種途徑。
遺憾的是，汪曾祺並沒有寫過嚴格意義上的自傳，只在1991年應長春《作家》雜誌之約，寫了八篇「帶自傳、回憶性質的系列散文」，總稱為「逝水」。他似乎也不大情願這麼開宗明義地去寫自己，「逝水」只寫到初中生活就打住了，又說自己的生活歷程「很平淡，沒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往事」。汪曾祺不願寫這類「自報家門」的文章，但在他談論其他對象的散文隨筆中，我們卻又能經常「撞」見從他筆端不經意流出的人生軌跡、所見所聞。
這些有如一顆顆露水般散落在記事、抒情、論文、寫食等各類文字中的生活片段，以時間為線索連綴起來，匯聚成了《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按說，一個人的自傳，沒有別人替他完成的道理。不過，具體到汪曾祺，情形又不同。」編者楊早解釋說，「其實老頭兒不認真談往憶舊的時候，反而會冒出很多有趣的歷史細節。」
從這個意義上說，《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是一幅以「採擷」和「拼貼」方式得到的汪曾祺的「自畫像」，讀者能夠看到汪曾祺本人怎樣講述自己的一生，「何者詳，何者略，何者重，何者輕。」其中，編者的態度也足夠鮮明，有意突出了汪曾祺性格中「執」的色彩：封面上，汪曾祺畫的一隻鳥兒梗著脖子，面帶嘲弄地傲視天空；書名則來自《世說新語》，汪曾祺很喜歡這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上世紀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寫作。
多年父子成兄弟
1920年，汪曾祺出生於江蘇省淮揚道高郵縣（今江蘇省高郵市），1939年夏天離開，從此42年不曾回鄉。他對高郵的感情很深，不僅小說中有三分之二都在寫高郵，散文中也有大量細節性的回憶。高郵的地勢四邊高，中間窪，如一個水盂。在汪曾祺童年的記憶裡，抹不去水患和旱災的印象。他親歷了民國二十年的大水，後來在外地的許多年，經常關心的一件事，也是家鄉是否又鬧水災了。生於「憂患」，汪曾祺後來的性格也許正是受到了地域影響，具備了高郵人特有的決絕和灑脫。
汪曾祺的家庭是一個舊式的地主家庭，從祖父那裡，他接受了一些舊學的教育。父親在他眼中，則是他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汪曾祺的父親多才多藝，不但金石書畫皆通，而且還擅長各種樂器和體育項目。在汪曾祺的追憶文字中，父親對他的學業關心，但不強求，父子的關係平等。汪曾祺十幾歲的時候就能和父親對坐飲酒，一起抽菸。十七歲時初戀，汪曾祺暑假在家寫情書，父親還在一旁出主意。父親對他說過一句話：「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後來把自己審美意識的形成與隨和的脾氣，都歸結於父親的教育。
「汪曾祺在寫作中會『過濾』，會只保留美的東西。」楊早提醒說，「這是汪曾祺在寫作後期非常強調的文學的責任感。」 1946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同學紛紛北歸，汪曾祺也轉道香港，回到了上海。為了謀生，汪曾祺進了一間私立的中學任教，父親託親戚關係想讓他進銀行工作，汪曾祺拒絕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父子二人之間並非毫無分歧，只不過汪曾祺在文字裡保留了父子關係平等對待、互相理解的部分，並在自己日後的教育實踐中貫徹了這一點。
汪曾祺高中二年級時，家鄉戰況危急，他隨父親和祖父在離城稍遠的小村莊避難，除了帶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就只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這兩本書使他對文學形成了比較穩定的興趣，並且對他的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還特別提到過父親讀了沈從文小說後的感受：「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如果沒有考取西南聯大，也許汪曾祺會成為一個畫家，當時他還準備考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
最後一個京派作家
在西南聯大，汪曾祺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常常不上課，但「亂七八糟地看了不少書」。他自己總結過，「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這樣的」是什麼樣的作家？
對汪曾祺的作品，人們常常會強調它的接續性，它如何繼承了傳統文化的遺產，「最後一個士大夫」的標籤也由此而來。楊早並不認可這個稱呼，「這是一個強烈的傳播標籤，但不恰當。很多傳統文人一輩子都沒有做過官，因此也不可能被稱為是『士大夫』。『鄉土作家』、『市井作家』等等都不是那麼恰當。汪曾祺自己承認過的標籤只有一個，就是『京派作家』。」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汪曾祺回憶道，當時各系共同必修的《大一國文》，書編得就很有傾向性，語體文部分選了魯迅的《示眾》、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丁西林的《一隻馬蜂》，還有林徽因的《窗子以外》，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了。
所謂「京派」，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它是20世紀30年代北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作家形成的一個鬆散的流派。林徽因曾在一篇文章中直接表達過自己的文學觀，同時也代表了京派文學的一些特質：真實的生活與誠實的表達。「寫實、對底層的關注和人道主義的情懷構成了京派作家的特點，所以嚴家炎先生把汪曾祺算作最後一個『京派』，他是認同的。」楊早表示，汪曾祺的寫作受沈從文的影響這是肯定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背後的脈絡。
汪曾祺年輕時寫的小說，有《復仇》這樣的意識流風格的現代派小說，也有通篇都是哲理對話的《葡萄上的輕粉》。讀了《葡萄上的輕粉》，沈從文指出它的毛病：「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以後，汪曾祺才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儘量寫得樸素。沈從文當時反覆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直到汪曾祺的晚年，他還夢到過沈從文對他說：「文字，還是得貼緊生活」。西南聯大的老師裡，沈從文是他書寫得最多的一位，從沈從文那裡，汪曾祺學會了怎樣處理語言，學會了敘述語言要和人物協調，而不是寫一些花花詞兒。這些，都被汪曾祺視為「小說學的精髓」。由汪朗所寫的代序《汪曾祺的固執》中提到，汪曾祺晚年的時候，全家人有一次在一起聊他的作品。孫女汪卉氣哼哼地說：「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好。沒詞兒。」汪曾祺聽了哈哈笑，一再重複著：「沒詞兒，沒詞兒，說得好，說得好！」「沒詞兒」其實成了後來汪曾祺的一種文學追求。
汪曾祺的多面性
「汪曾祺的一生，勾連起了近現代許多非常重要的場域。」楊早總結說。新中國成立後，汪曾祺無論是在《說說唱唱》《北京文藝》《民間文學》編輯部的工作，還是之後在張家口的下放生活，都使他更深程度地吸收了民間口語的精華，認識到了民眾的力量，這對汪曾祺後來的創作是很大的補充。
「文學是嚴肅的，文學不能玩，作品完成後放在抽屜裡是個人的事，但發表出來就是社會的事，必然對讀者產生影響。」1994年，汪曾祺在《我的文學觀》一文中如此寫道，他認為文學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所以作家要把文學看成莊嚴的事業。
從1980年開始，汪曾祺陸續寫出了《異秉》《受戒》《大淖記事》等一系列高郵題材作品，在文壇引起了轟動。他寫故鄉，有種平淡卻超然的東西藏在他的文字深處，喚起了讀者久違的審美體驗。他寫自己下放勞動的經歷，改了6稿，最後出來的也是一篇溫情脈脈的《寂寞與溫暖》，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基調大相逕庭。汪朗說，父親當年下放勞動還是挺苦的，但是汪曾祺不願意過多渲染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東西，加以剪裁或放大，呈現給讀者。
即使在獲得盛名的情形下，汪曾祺也不甘重複自己。晚年的一批小說和散文，又迸現出了不一樣的光芒。「汪曾祺晚年改寫的《聊齋新義》和《夜雨秋燈錄》，都是用現代觀念在改寫古代故事，他貌似傳統風雅的外表之下，實際上藏著的是一個非常現代的作家靈魂。」楊早坦言，這次編選《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汪曾祺能變得更加立體，以這樣一幅剪裁形成的「自畫像」，呈現出汪曾祺的多面性。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曾子芊
流程編輯：王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