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雖然被稱「天府之國」，但由於其偏處西南一隅，四周群山環繞，因此在天下大亂的局勢下往往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辛亥革命前，正是四川爆發的保路運動，迫使清廷從湖北調走大批部隊前往鎮壓，首府武昌城內空虛，革命黨人趁機發動起義，各省紛紛響應，一舉推翻了延續2千多年的封建統治。
辛亥革命後，天下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而巴蜀之地更是未能倖免，大大小小的軍閥拉隊伍、搶地盤，在連續20餘年時間內平均每年1次大規模混戰，至於小規模衝突更是從未間斷。但自始至終，川軍各部都保持一種默契，那就是一旦發現外部勢力侵入，立即停止對抗，聯手將其驅逐，因此無論鄰近的滇軍黔軍，還是袁世凱的北洋軍勢力都無法在四川立足。
1935年初，這種閉關自守的情況被徹底改變，蔣介石派出「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由其親信賀國光率領抵達重慶，協助四川省政府主席、「剿匪」總司令劉湘行使職權，並可代替蔣介石擬定作戰命令，交劉湘等川軍將領執行，儼然就是「太上皇」的架勢；此外參謀團還派出督查員、政訓人員等，分赴四川各地，督查各路部隊作戰，並負責政治訓練、收集情報等。「四川與中央脈絡不通者，近二十年。中央之有正式機關入川，殆自參謀團始」。
那麼，長期封閉的四川軍閥，為何會允許「參謀團」這種機構入川呢？
省內外輿論的巨大壓力
從20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全國媒體和輿論對於四川軍閥的抨擊就接連不斷。1928年，新桂系首領之一白崇禧公開批評四川軍閥「都是一些沒有眼光和沒有遠見的人」。1931年，國聞周報》發文指出，整個四川因軍人的統治簡直是「漆黑一團之區域」。不僅省外人士，四川人自己也痛恨軍閥政治，種種尖銳批評不絕於耳，成都市商會向劉湘發電錶示「川民憔悴於虐政久矣」。四川旅滬同鄉會指出：「蓋防區不破，割據終成，一切罪惡，萬難消弭」，對劉湘等四川軍閥形成很大壓力。
1932年日寇侵佔東三省、舉國同仇敵愾之際，在四川竟然爆發了最大規模的內戰，劉湘、劉文輝叔侄倆40餘萬軍隊在巴蜀之地大打出手，更是激起全國輿論強烈抨擊，蔣介石南京政府也指責說：「罔顧國難，藉故交兵，軍旅因內戰而捐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鋒鏑。」考試院院長、川籍中央委員戴季陶更是嚴厲指責說：「此次川亂，雙方死亡至少當在五萬以上，軍費消耗不知若干萬，人民直接間接生命財產之損失，尤不能數計。倘以如此巨量之財產人力從事建設，恐國內之第一偉大建設當已完成」。
面對媒體和輿論的猛烈批評和抨擊，劉湘等四川軍閥不能熟視無睹、無動於衷，只能再三表示「統一於中央權威之下」，對「參謀團」入川更是不敢有任何推託。
中央軍騰出手來，對川軍形成強大壓力
面對四川的割據自為，蔣介石早就有統一四川的圖謀。只是當時中原大地還有馮玉祥西北軍、閻錫山晉綏軍和李宗仁新桂系等多股更強的勢力，蔣介石無暇他顧。隨著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西北軍土崩瓦解，晉綏軍和桂軍分別退回山西、廣西老巢，再也無力與蔣爭奪天下，蔣介石及所屬中央軍主力終於騰出手來，可以對川滇黔等偏遠省份下手了。
1933年，川陝交界的紅四方面軍大舉南下，迅速解放了嘉陵江以東10餘縣廣大地區，打得川軍各部望風潰敗。1934年秋，長徵紅軍突破湘江防線，經貴州、雲南進入四川境內，與紅四方面軍成功會師。同時，中央軍薛嶽部10萬精銳也以「追剿」紅軍為名進入西南地區，迅速奪佔貴州，對四川虎視眈眈。
劉湘雖然名義上是川軍首領，但能夠調遣的嫡系不足20萬部隊，裝備低劣，根本不是紅軍的對手，更無力阻止中央軍的大舉進攻。不得已之下，只好向蔣介石低頭，對蔣提出派遣行營參謀團入川，協助指揮協調「剿匪」事宜的建議照單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