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徵故事：大渡尋英 (2) |
| ■採寫/本報記者王鴻良 攝影/本報記者戴冰 |
| 大渡尋英(下) 結束在石棉縣的採訪，沿大渡河北岸逆流而上，奔赴120公裡外的瀘定縣，身邊流淌的依然是大渡河水。 瀘定橋，這是一座決定紅軍命運的橋，腳下的水呼嘯著流向遠方，壯烈地訴說著昨天的故事。站在鐵索橋上向前行，每一步都好艱難，太難想像紅軍曾經是怎樣在沒有木板、面對著敵人的槍口的情況下飛奪下這座橋的？ 「一晝夜強行軍120公裡」是可能的 當年紅1軍團第2師第4團，2晝夜強行軍160公裡趕赴瀘定橋橋頭，走的路線就是河對岸。一路上，我們留心觀察了河對岸的道路情況，發現直到今天，河南岸的道路仍然是時斷時續，常常被直插河底的懸崖峭壁阻斷。史料記載，當年紅四團在行軍打仗一天後，突然接到中革軍委命令，要求他們提前一天奪取瀘定橋，結果他們是一天一夜強行軍120公裡趕赴瀘定。在那樣的道路條件下，這樣的強行軍如何可以實現？讓我們也不免心生疑惑。 在瀘定縣，我們採訪了瀘定縣原人大常委會主任，在瀘定縣曾長期從事瀘定橋宣傳、管理工作，今年67歲的王永棉老人。王永棉年輕時，曾經徒步走過一段當年紅四團河南岸強行軍的路線。當時他早上6點鐘出發，一直走到下午6點，12小時走了差不多60公裡山路。因此，根據王永棉的親身體驗，在那樣的道路條件下，一天一夜強行軍120公裡是可能的。但是，這的確是需要多麼堅強的毅力呵！ 22勇士為何 只有5位留下名字？ 比起紅軍強行軍創造的奇蹟，22勇士飛奪瀘定橋更是奇蹟中的奇蹟。22勇士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早已為人們熟知，然而，在22個勇士中，如今只有5個人的名字被後人得知，其餘的大多數人，我們甚至連他們的名字是什麼都已不知道。 強渡大渡河17勇士的名字，是因為《戰士報》一八六期上的記載而被後人得知。然而，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名字，卻沒有得到這樣幸運的記載。 同為紅一軍團所屬的部隊，為什麼紅一軍團政治部編印的《戰士報》只登載了17勇士的名字卻沒有登載22勇士的名字？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心中的一個困惑。王永棉老人給出了這樣的猜測:目前人們所能找到與紅軍大渡河戰役有關的《戰士報》，只有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一八四期和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它們的原件都收藏於中國軍事博物館。強渡大渡河戰鬥是5月25日打響的，而飛奪瀘定橋戰鬥是5月27日打響的。一八四期《戰士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前一天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的戰鬥，而到了一八六期《戰士報》，內容已經是介紹大渡河全部戰役的情況，頭條標題就是《大渡河沿岸勝利的總結》。這樣我們自然就可以想到，這中間一定還有《戰士報》第一八五期，而且這張報紙的內容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介紹飛奪瀘定橋的戰鬥。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猜想，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名單就登載在一八五期的《戰士報》上？而一八六期《戰士報》登載17勇士的名單，是對一八四期《戰士報》應該登而未登的內容的一個補充？ 這僅僅只是一個猜測。當然，也存在著另外的可能，就是因為報紙版面所限，它們來不及去登載那22個勇士的名字了。《戰士報》第一八五期已經缺失，給紅軍歷史研究帶來太多的問號。 22名勇士是怎麼選出來的？ 事實上，關於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到底是21名，還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戰士報》，上面寫的就是「二連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現在，根據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將軍發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憶文章《飛奪瀘定橋》，人們把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定為22名。 1986年，王永棉在瀘定縣委派下，趕赴北京拜訪當年紅四團黨總支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鐵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員的羅華生將軍。羅將軍告訴王永棉，當年的22勇士，是他親自到二連挑選出來的。當時他挑人的標準是，凡是幹部，包括連長、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及排長，首先要挑出來。曾經是戰鬥英雄的，比如在渡烏江戰役中立過功的，也要挑出來。平時作戰勇敢的，挑出來。挑選出來的人，必須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碼也要是入黨入團積極分子。突擊隊的任務是二連連長廖大珠搶下來的，就由廖大珠擔任突擊隊的隊長。 1985年，瀘定縣籌備「飛奪瀘定橋」勝利50周年紀念慶典，王永棉受縣裡委派赴北京邀請楊成武將軍參加慶典，曾當面向楊將軍詢問有關22勇士的線索。楊將軍告訴王永棉，當年戰事非常緊張，打完瀘定橋，部隊又繼續向前打，22勇士的名字沒有來得及記下來。後來在長徵路上，他們多數同志都先後犧牲了。當時，楊成武將軍說到這些時，情緒十分激動，他一遍一遍地呼喚——我的22名勇士，你們在哪裡，在哪裡啊，說著說著，竟老淚橫流…… 根據楊成武、羅華生等老將軍們的回憶，飛奪瀘定橋22勇士中，有4個人的名字是可以記起來的，他們是:二連連長廖大珠，二連政治指導員王海雲，二連支部書記李友林，及抽調支援的三連支部書記李金山。 瀘定縣的同志們在解放後的追訪中，還找到了第5位勇士的下落，那就是副班長劉梓華。 第5位勇士的下落 是怎樣找到的？ 在瀘定橋邊的「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裡，莊嚴肅穆地豎立著22根方柱子，它們代表著當年飛奪瀘定橋的22位勇士。它們絕大多數是無字碑，只有5根柱子上刻有名字，而在這5根柱子中，只有一根上面雕刻有頭像，這根柱子代表的勇士就是劉梓華。 22名勇士中，惟一留下下落和相片的勇士就是劉梓華，劉梓華的雕刻頭像就是根據他本人的相片製作的。關於劉梓華下落和相片的獲得，有一個曲折艱難的尋訪過程，而我們的採訪對象王永棉就親身參與了這個過程。 在王永棉的日記本上清楚地記著，1974年10月19日，當時的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長朱丹，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新中國成立這麼多年，紅軍飛奪瀘定橋22勇士的情況和下落，還一直搞不清楚，實在說不過去，瀘定縣的同志們要下力氣搞點調查。朱丹是一位演員，曾經在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中扮演父親。也許與朱丹的這次講話有關吧，也許還有別的什麼推動力量，1975年，瀘定縣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個紅軍長徵文物調查小組，由三人組成，王永棉擔任了組長。 從1975年5月到9月，近5個月的時間裡，調查小組從四川到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東、江蘇、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差不多繞半個中國走了一圈，搜集有關的紅軍長徵文物，其中調查22勇士下落是他們時刻放在心頭的一項重要任務。 1975年8月，調查組來到江西南昌，在參觀江西的革命烈士紀念館時，在一個大陳列廳裡，看見掛著很多相片，上面都是在各個歷史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江西籍的烈士，下面還有他們的簡單生平。 王永棉一個一個認真地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心中一陣狂喜。他發現了一個叫劉梓華的相片，他的生平介紹中寫著，「劉梓華同志是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英雄之一。」 王永棉連忙叫來一起去的同志，但一個同志提醒他:「你看清楚了沒有？前面寫的是強渡大渡河啊。」自從楊得志將軍寫了《強渡大渡河》、楊成武將軍寫了《飛奪瀘定橋》兩篇文章後，這兩個詞幾乎成了專用詞組，分別特指發生在安順場和瀘定橋的戰鬥。 但這畢竟是個重大發現，他們立即去找紀念館的管理同志，但對方告訴他們紀念館所知的情況也只限於展覽內容這麼多，不過他們告訴王永棉，這些材料的來源是河北省廊坊軍分區。 1976年1月26日，瀘定縣方面給廊坊軍分區去信去函，了解有關劉梓華同志的情況。1977年1月15日，瀘定縣方面收到了回信，信中肯定劉梓華就是當年飛奪瀘定橋的英雄，並說明劉梓華生前系天津廊坊軍分區的副參謀長，1951年患惡性淋巴腫瘤去世。 廊坊軍分區的來信雖然令人鼓舞，但也很簡單抽象。為了進一步了解求證事實，1978年5月，瀘定縣方面派出鄭發榮、文榮普兩位同志前往廊坊軍分區調查。那時候，劉梓華同志的妻子還在，他的兒子也在。他們分別從軍分區方面和劉梓華家中借來了劉梓華的「軍人登記表」和日記本。而在王永棉手中，至今仍保留著當年劉梓華「軍人登記表」的抄錄件。 在這份抄錄件上，記者看到，其中幾項是這樣寫的: 劉梓華。籍貫:江西萍鄉縣安源區二鄉梓木村。1929年入伍，1931年6月參加共產青年團，1933年8月轉黨，介紹人:肖華。作戰次數:無數。負傷次數:9。殘廢等級:二等。在受過何種獎勵一欄中，說明系長徵渡過烏江和大渡河十七、十八勇士之一。在受過何種處分一欄中，說明因1936年丟掉18英雄獎章，而受到黨內警告一次。特別關鍵的一點是，在履歷欄中清楚填寫著，1935年2月起，在紅軍一軍團二師四團一營二連任副班長。而這正是擔負飛奪瀘定橋任務的連隊！ 22勇士為何只是18枚獎章？ 這裡還有一個疑問，飛奪瀘定橋是22勇士，為什麼在劉梓華的軍人登記表中，寫的卻是18勇士，丟失的也是18英雄獎章？王永棉告訴我們，據楊成武將軍回憶，飛奪瀘定橋戰鬥結束後，點名時發現，22勇士在戰鬥中犧牲了3名或4名同志，具體是3名還是4名，楊將軍也記不清了。如果是犧牲了4名同志的話，那麼剩下的剛好是18勇士！我們可以想像，在長徵的特殊環境下，對犧牲同志的獎勵既無法記入檔案，也無法寄往家中，也許就只把獎章頒給活下來的同志，那麼獎章也就只是18枚英雄獎章了。 回到北京後，記者在美國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寫的《長徵——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找到了旁證，書中在寫到飛奪瀘定橋戰鬥時說道:「在這場拼死的攻擊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 大渡河上的紅軍勇士們，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找到他們的完整下落，但是他們的精神，已經深刻感染、影響了無數後來人，包括我們面前那些可愛可敬的採訪對象們。 記憶 我幫紅軍渡第一船 (據老船工帥仕高於1972年的談話記錄，石棉縣文化館原館長張弗塵提供)我解了手把門打開就看見了紅軍，他們對我說:「老闆，我們是紅軍，我們是打富濟貧的。你把船渡過去，把劉文輝打倒……」我說:「水大了，開不過。」「開不過去，再想辦法。」我就和紅軍一路走了。走到葉家店子側邊，鄭本源正把門縫打開，伸出頭來，我就對紅軍說:「他是開船的。」紅軍就叫鄭本源。鄭裝啞巴不開腔，我對鄭說:「紅軍不殺人，是工農的軍隊，把船開過去，好把劉文輝打倒……」鄭才開了腔，同我們一道走下去。 一直把船拉到小河子口口上，才開始渡河。敵人的機槍又響了，炮彈在船周圍爆炸了，紅軍不斷地叫我們不要怕。本來我們是想把船靠在對面尖石包，才好躲開敵人的火力，但是水深了船靠不攏，剛進去就被擠了出來，衝下去在邊邊上撞了一下，「咔」的一聲，都擔心船會爛，經檢查船沒爛。船已打到桃子灣(渡口名)。我跳下來拉船，正好碰到個尖尖石，才把船停下來。敵人慌忙從上面丟了幾個沒有拉繩繩的地瓜彈到我們面前，紅軍撿起來給他們丟回去，就把韓營長的軍隊打跑了…… 紅軍截下惡霸的船 (據老船工李光忠於1972年的談話記錄，石棉縣文化館原館長張弗塵提供) 紅軍長徵經過安順場時，我只有二十一、二歲，為紅軍渡河開過船。 國民黨餘團長叫韓營長到安順場燒房子，大惡霸地主、匪營長賴執中回來不同意，因為要燒房子就會燒到他的。賴執中剛走到安順街上戲臺前，就看見柴草堆滿了，快要放火燒街了，便去擋住韓營長不要他燒，兩個便吵起來了。賴執中拉扯起一道去見餘團長……賴手拿一支槍，所以韓不敢下手……賴跑到蘇家坪去見餘團長，以全家性命擔保，等紅軍來了才燒房子。賴坐船回來已經大黑了，一回來就再也過不去了。那天晚上紅軍趕到了安順場，賴就翻牆逃跑，腳也在翻牆時摔傷了，由給他牽馬的勤務兵劉正清背著走。路上遇見紅軍查問，謊說是老人病了，就這樣混過去了。 開始，紅軍只得到一隻木船，就是賴執中從安靖壩坐過來的。 紅軍走後，國民黨餘團長要殺船工的腦袋，船工都逃跑了，我和劉學仲、張子云、王國賓四個人一起逃到大窯山窯洞裡藏起來，住了七八天…… 揭秘 紅九軍團守瀘定橋曾經鋸掉三根鐵索 王永棉老人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講到了這樣一個故事。1986年，王永棉去北京看望長徵時紅軍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將軍，何將軍親口向他講述，當年紅軍主力打下瀘定，北上圍攻天全縣城，而九軍團留下堅守瀘定橋，執行後衛任務。在頑強堅守近一周時間後，迫不得已鋸掉了瀘定橋底三根鐵索。 本來記者對是否寫下這段故事還心有疑慮，因為擔心只是一個口頭採訪，不知能否準確反映歷史事實。然而，記者回到北京，在整理石棉縣原文化館長張弗塵老人交給記者的一摞珍貴資料時，意外發現，在一個幾十頁的名為《紅軍長徵在雅安地區》的油印材料中，竟有關於這一段歷史的詳細描寫。 據這份材料中所述，當時紅九軍團在軍團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率領下，堅守瀘定橋。此時，河南岸有敵中央軍大兵壓上要奪橋過河，而河北岸也有敵川軍包抄上來要斷我後路，情況十分危急。紅九軍團頑強守橋近一周後，向中革軍委建議有限度地破壞橋梁。軍委復電說，在破壞橋梁前4小時報軍委。隨後，九軍團召開軍團黨委擴大會議決定:瀘定橋是川康人民的運輸線，全破了會給人民帶來災難，但又不能不破，這是軍事鬥爭的需要。因此，決定將橋底九根鐵索，隔兩根鋸掉一根，還剩六根。 紅九軍團趕上大部隊後，劉伯承同志說明了為什麼破橋一定要提前4小時報軍委批准，這是因為萬一天全拿不下，我們還要考慮留下瀘定橋這個後路。 上圖:版畫《飛奪瀘定橋》沈堯伊作 新華社發 中圖:現在的瀘定橋已經鋪上了木板並且有了很好的安全措施，但是站在上面看著急速奔騰的河水，還是有些膽戰心驚。 下圖:這4個在湍急的河水裡嬉戲的女孩子，生長在安順場的大渡河旁。記者喊"這裡水急，快上來！"女孩卻回答說，這裡有英雄下去過，我們不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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