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中醫在法國的傳播與接受
一種文化思想的接受與傳播，有一個最為重要的標誌，就是有關該思想的書刊、文獻的出版，與之相對應的是日常生活的行為逐漸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最後上升到制度層面。法國號稱中醫的「第二故鄉」，中醫在法國的接受，通過歐洲商人、傳教士再到醫學專業人士的傳播歷經700多年，書刊的傳播與日常生活行為已經接受，但制度層面至今依然毫無改變，充分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強勢，換言之，西方文化在某種程度具有的封閉性。
中醫在法國傳播歷經 700年
最早把中醫藥介紹到歐洲的一批人，其身份先是與中國做生意的商人，此後是傳教士，最後才到專業醫學界人士，這個歷程大約是700多年。
歐洲最早介紹中醫藥的時間可追溯到13世紀，最早的一批人有與東方做生意的商人、遠航水手、船長等，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是商人與旅行家的典型代表。這些人對於中醫藥的介紹大多散見在一些信札、異域見聞之中，多是湖光片影，語焉不詳。直到16、17世紀，法國傳教士成為繼商人、水手之後向西方社會介紹中醫藥的主要群體，傳教士把中醫藥作為一個與西方社會迥異的思想體系來觀察研究，因此對於中醫的介紹完整成體系。據記載，最早在法國介紹中醫針灸術的是一位名為瓊·休斯的傳教士，時間約在17世紀，而有據可查的是法國人哈爾文（Harvien. P. P）翻譯了中醫脈學著作，名為《中國秘典》，於1671年在法國出版。最早的是波蘭耶穌會來華傳教士卜彌格（Michael—Pierre Boym，1612 ～ 1659）1656年出版的《中國植物志》，用當時歐洲醫學通用的拉丁語出版，引起各國重視。這本書是歐洲介紹中國本草最早的圖書文獻，法國在1690年、1768年、1813年均有卜彌格拉丁文的譯本或編譯本。此外，在1683年出版的荷蘭隨船醫生瑞尼（Rhyne GT）的著作也傳到法國。據筆掌握的現有材料來看，瑞尼可能是西方社會傳播中醫群體中第一位具有醫學背景的人。
法國大量翻譯中醫文獻的時間是18世紀，如1779年節譯宋慈的《洗冤錄》，刊載於巴黎《中國歷史藝術科學雜誌》。歐洲第一位漢學家、法蘭西學院教授埃布爾·雷穆薩特在1825年發 表《談談針灸》一文。1829年曾經到中國的法國船長達布呈德·歇桑特出版了《中國醫學》，其中340頁記述內、外、婦、兒各科疾病的治療，70頁解釋經絡，認為經絡是氣的循環途徑，另有70頁論述獸醫學。1847年法國傳教士蘇伯利昂（Soubrian. L）的《中國藥物》出版問世，1849年朱利安（S. Julien）的《公元三世紀中國所採用的造成暫時麻痺的麻醉藥物》出版。1863年法國駐華領事達布理（Dabry. P）的《中國醫學大全》出版，其中節譯了楊繼洲的《針灸大成》，此書成為當時法國針灸師的案頭讀物。根據馬堪溫教授的統計，歐洲在18世紀出版的研究中醫藥書籍約60種，針灸書47種，其中以法國最多，達到22種。
直到20世紀初，法國介紹中醫的群體中，專業醫學界人士才成為主流。蘇 理莫昂（Soulie DeMorant）於1907 ～ 1927年在中國任外交官，學會了中文與中國針灸，並親眼目睹了中國醫生用針灸救治了無數霍亂患者。回法國後，他繼續在外交部任職，間或進行治病，不久辭職專門從事針灸臨床與教學，並在1934年出版《真正的中國針刺術》。蘇理莫昂在法國與歐洲聲望很高，成為法國針灸界的代表人物。
蘇理莫昂雖不是醫學專業人士出身，但因為他的外交官身份和對中國醫學的了解，使之成為中醫藥與法國醫學界對話的關鍵人物.可以說，他的相關中醫藥知識的傳播直接促成西方社會流行的順勢療法的出現，標誌著以針灸、推拿等中醫療法開始有規模地進入臨床應用。德·勒·富耶（又譯為「福逸」）是法國順勢療法的代表人物，其在臨床工作中發現病人皮膚上的痛點與蘇理莫昂所述針灸穴位相吻合，即與某一臟器經絡有關，於是他將電針與藥物穴位注射（水針）相結合，提高了療效。他的聲望與著述促成其於1946年創立「法國針灸學會」（AFA），同年他又發起「國際針灸協會」「法國針灸中心學院」，並任兩個學會與中心學院負責人，直至1961年逝世。夏姆福洛、霍爾德、尼伯耶、諾濟等也是法國針灸界的著名人士，他們對針灸在法國的傳播應用也有很大作用。
除了法國的一些醫學界人士，此時還有華人和受中國中醫影響的東南人開始在法國傳播中醫學。如旅法華僑黃光明，1957年開始在法國發表中醫學以及中醫史方面的文章，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藥物貢獻和發展史》出版後，在法國醫學界產生反響，還曾與巴黎醫學院教授霍爾德合作出版《醫學史》一書，是法國醫學界研究中醫理論的活躍人物。
1972年2月21日～ 28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發表聯合公報並確立關係正常化，作為當時國際社會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尤其是中醫麻醉作為「新中國形象」被西方媒體放大之後，進一步推動了法國醫學界與中醫藥的交流與溝通，中醫針灸開始獲得西方社會廣泛的關注。此間一些法國醫生來華進行短期學習，中國民間赤腳醫生也成為針灸傳播者，有些中國醫生甚至走出國門，赴法進行中醫醫療與教學。經過中國醫生的言傳身教，加速了中醫在法國的普及，針灸有了更為廣泛的應用。
據劉金生、侯澤民主編的《中醫藥在世界——建國60年中醫藥走向世界之路》的記載，1985年針灸師達7000 ～ 9000人，僅在巴黎電話簿上就可查到3000多名，其中10%左右系統學習過中醫（3年以上學制）。法國擁有近10個針灸專門學校，18個針灸、中醫研究單位，出版了《法國針刺雜誌》《針刺》《國際針刺學會雜誌》《經絡》等6家針灸雜誌。法國政府還成立針灸專門委員會，此外還有「法國針灸協學會」「法國針灸醫學科協會」「法國針灸醫生協會」「全國針灸醫學協會聯盟」等全國性研究機構。截至20世紀90年代，法國的針灸、中醫從業人員達1萬人。
進入新世紀後，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2002年、2003年連續兩年在法國舉辦中法文化年活動，促進了法國中醫藥組織的進一步整合。2007年2月14日，法國教育部和科研部長吉勒德羅賓在法國第五大學宣布，授予部分高校頒發中醫針灸國家級學位證書，以全面提升法國的中醫針灸教學及治療質量。2011年3月3日，在法國國家藥品食品監察署、巴黎國立醫院總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科技處和法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大力支持下，由26名中法專家參與的《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法對照國際標準》出版，並獲得由中國科技部頒發的2010年中醫藥國際貢獻獎。該書在中醫藥學術體系的指導下，確定了適合法國和法語國家傳播、運用中醫藥的翻譯原則與方法。該標準並成為世界上第一部《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法對照國際標準》，向世界中聯58個國家（地區）195個會員單位推薦使用。
梳理中醫藥在西方社會的傳播歷程可以發現，由商人、傳教士再到醫學界專業人士，大約歷經了700多年，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步入臨床應用，中醫臨床應用至21世紀，又經過了70多年。法國屬於臨床應用較早的一個西方大國，但在如此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醫在法國醫療體系中仍屬於「替代醫學」，邊緣地位沒有絲毫改變的跡象，一些中藥的臨床應用受到嚴格的限制。比如法國中醫的隊伍主要是非醫生的專業人士，中醫沒有被納入法國醫療保險體系，中醫的診費完全由患者自己負擔，這嚴重影響了中醫藥的普及。作為歐洲文化的中心——法國，對於中醫藥的接受所呈現的排斥性，與中國對於西醫的接受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衡量一個文化的優秀與否，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標杆就是吐故納新的程度。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漫漫700年間，從歐洲文化中心的法國對於中醫藥的接受程度來看，讓人不得不對西方文化的開放性產生懷疑。
對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啟示
中醫在法國臨床應用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變化，研究這種變化可以發現某種思想傳播效果所發生的關鍵因素，這對於思考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戰略有重要的啟發。
國內學界最早注意這種變化的是廣西中醫學院的賀霆教授。賀霆教授在法國高等社會學院獲得人類學博士，1994 ～ 2003年在法國中醫學界做過一次有關中醫觀念、器具以及行為的人類學研究，結果發現法國社會對於中醫藥的接受，具有非常濃厚「中國文化想像」。
第一，法國中醫學界並不採用普遍消毒的辦法。消毒技術本是西醫獨創的代表作，法國醫療保險部門直接把針灸術列入「小手術」類，按理當地針灸從業者應該嚴格遵守消毒規章，但是在法國的針灸行業中，法國從業者並無特別施術裝備（外套、口罩、帽子、手套等），大多數從業者對自己雙手及病人針刺部位的消毒草率或缺乏。與法國情況相反，中國內地的針灸從業者卻積極從形象到技術上努力接近西醫的治療規範。但這些在法國中醫從業者和病人看來，採取與西醫相似的器具、舉動會降低針灸術的威望，因此，法國中醫從業者有意或無意地「忘掉」自己本來熟悉的消毒術。
第二， 一次性針具的使用。在法國針灸業中，法國同仁們就儲存針物達成共識：將病人使用過的針保存在一個玻璃管或信封內，以備同一患者下次使用。如果按照西醫的醫療原則判斷，這一行為已經犯了消毒理念的大忌，但是在法國針灸界卻暢行無阻。
第三，新穴位的發現與命名。在中國，現代中醫對新穴的命名觀已經發生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中醫不再按照傳統的命名體系行事，而是更多借鑑西醫的術語。但是，賀霆教授發現，法國針灸界也有自己發現的新穴位，但是他們並不按所熟悉的西方科學術語來命名，而仍舊依附中國傳統穴位命名法，如命門（甲）、百會1、百會2等等，法國針灸界、中醫界恪守著中國傳統。再如「幸福寶寶穴」，賀霆教授在法國觀察到的一個普遍現象是，許多孕婦到診所定期針療，所針刺穴位只是雙小腿處「築賓」一穴，據說此法除了安胎、順產，還可使嬰孩陰陽平衡，身心健康，進而一生快樂，故被稱為「幸福寶寶穴」。在傳統中醫理論中，針灸的確能影響孕婦、胎兒，一些穴道能用來治療滯產，胎位不正也能灸治，針灸還常被用於產後恢復。但是因為針灸能「滑胎」，所以被傳統中醫列為孕婦「慎用」或「禁用」的穴位就不少。法國大盛的「幸福寶寶穴」，其特異之處是刺母體穴位來調節胎兒之氣血，而且是在孕程的某些時刻，一旦達到目的，對嬰孩體質、情感的作用可維持一生。這些說法是傳統中醫沒有的，屬於法國自創，卻使得傳統針灸術在法國民眾心中顯得更加神奇。
第四，因為中醫沒有納入法國醫療保險體系，患者看一次中醫花費不菲，所以，中醫在法國成為「貴族化醫療」。而且因為診療環境的私密化，患者可以半個小時或者一個小時向中醫大夫毫無顧忌地傾訴自己的疾患和痛苦，並能夠得到中醫大夫的關注和同情，與西醫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賀霆教授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中醫診療過程中，醫患共同對西醫生、西醫乃至整個西方文化（罪魁是將靈與肉分割的笛卡爾）聲討，而一個由完全陌生的中醫術語組成的病徵診斷，竟會使病家感激涕零，自己多年的病痛終於得到合理化解釋」。這些都成為中醫在法國被廣泛接受的原因。
賀霆教授認為法國中醫學界對中醫話語的全部接受，是由於「文化相似受罰，文化相異得獎」的文化潛規則的影響。但對於跨文化傳播學而言，這卻是考查傳播效果如何實現的最佳案例。
筆者認為，西醫在中國大行其道，是在科學的大旗下揮動著對傳統中醫的批判和討伐而逐漸達到制度層面的，而今天法國中醫要升華到制度層面也必須經歷這樣一個路徑，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又何嘗不是如此。以科學主義精髓建立起來的西醫體系，把醫患割裂已造成世界性公害，以至於今天中國醫療界積重難返的醫患矛盾，幾乎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之一，但西醫思想本身卻很少受到批判。如今學術界已經充分意識到，由西方舶來的科學主義不是一把萬能的鑰匙，能夠解決所有問題，而傳統中醫以人為本，保存了大量中華文化思想的精華，卻是當代世界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矛盾的法寶之一。
因此，中醫在法國的傳播路徑以及傳播效果實現，都為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提供寶貴的啟示：沒有對西方文化思想某些缺陷的批判，中華文化難以獲得更廣大範圍的接受。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有句名言「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學習中西醫英語及文化，歡迎關注微信公眾帳號：浙中醫大醫學英語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