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錯失3次機遇:戰略機遇期 不容錯失的關鍵點

2020-12-17 南海網

  發展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判斷,是基於對國際國內兩方面形勢的科學分析而做出的戰略判斷。對於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正是改革的攻堅時期、發展的關鍵時期。

  無論是地理大發現之後的工業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科技革命,還是上世紀7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在這些整個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一些國家抓住機遇、乘勢而上,走到了前列,另一些國家卻陷入被動、落後的局面。無論從我國發展歷程看,還是從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歷程看,能不能抓住機遇,推進發展,是一個國家能不能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的關鍵所在。

  鑑往可以知來。歷史上曾經有過哪些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這些時期有什麼樣的共同特徵?一些國家是如何抓住這些黃金髮展期的?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助於我們把握好難得的發展機遇,走出一條超越當代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之路。本期時事觀察,我們約請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劉德喜,縱論歷史上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應當重新認識500年西方工業文明的歷史地位,重新認識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作用,進而探索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前提下,走以中華文明為本的超越西方工業文明之路。

  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逐步形成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拐點,預示著500年來東西方文明此消彼長的一個關鍵階段正在到來。這個關鍵階段就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戰略機遇期」,其基本內涵包括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國際方面,主要包括國際政治、世界經濟、反恐和文明的衝突、中國的國際形象等方面的內容;國內方面,主要包括中國的客觀狀況、發展戰略、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等方面的內容。

  十六大以來的8年間,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內涵進一步發展,在國際方面的突出表現,是2007年以來美國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而國內方面的突出表現,則是中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從容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率先走出低谷,國際競爭力穩步提升。

  未能把握「改革」和「開放」兩個詞,可說是歷史上中國錯失三次全球性戰略機遇期的根本教訓。要真正抓住和用好全球性戰略機遇期,必須堅定不移地改革和開放,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世界發展大勢,找準自己的歷史方位。同時,也不能丟掉和失去自己的根本,主要是指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這一點,對於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悠久且獨特的文明體系更加重要。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緊緊抓住逐步形成的全球性戰略機遇期,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但是,面對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內涵在21世紀初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應當重新認識500年西方工業文明的歷史地位,並重新認識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作用,進而探索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前提下,走以中華文明為本的超越西方工業文明之路。

  西方工業文明是超越傳統農業文明的一種新的文明模式,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因而在近幾百年來成為全球和全世界最強勢的一種文明模式。當歷史發展到21世紀,全球性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已經擺在全人類面前,以不斷佔有新的資源並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西方工業文明已經出現發展困境。

  全球範圍的資源匱乏和環境惡化,使得中國在客觀上沒有條件再走西方工業文明的老路。而中國所具有的強大的物質基礎、悠久的文明傳統、豐富的歷史經驗和堅實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國不可能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如果加上積極進取的創造精神,對有著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模式進行現代性的改造,就一定會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商文明和工業文明相生共長、鄉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協調發展的道路,即創造出一種超越西方工業文明且適合全人類,特別是適合中國發展的模式。

  或因自身封閉保守,或因未能因應變局,中國自15世紀以來,錯失了三次戰略機遇期:第一次是15世紀的明朝中葉,第二次是19世紀的清朝末葉,第三次是在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在15世紀以來的500年間,中國錯失了三次戰略機遇期。

  15世紀開始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戰略機遇期。當時,西方大國,主要是西歐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以及後來居上的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它們深刻理解那些幅員遼闊和資源豐富的世界未發展地區的重大意義,因而利用自身傳統文明優勢「開發世界」,創造了西方工業文明模式,並且在以後的500年間持續發展,從而成為世界各文明體系中最強勢的一種文明模式,18—19世紀的「大英帝國」和20世紀的美國是其典型代表。

  500年前的中國,在全球性的戰略機遇期到來之際,雖有走向世界並開發世界之力,但卻無擁抱世界之心。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中國沒能認識到其意義,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中國內向型和保守型的文明體系,使其既無此願望,也無此經驗,因而導致中國既沒有制定走向世界的戰略,更沒有利用這次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很好地改革和發展自己,進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文明模式。

  緊緊抓住這一次戰略機遇期的部分歐洲國家,經過300餘年的發展,終於在19世紀上半葉超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以此為基礎,英、法等歐洲國家,在與中國進行了長期受到嚴格限制的邊貿來往後,用大炮轟開中國堅固的大門,採取強盜行徑侵入中國內地,以不平等的方式逼迫中國對外開放,使之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

  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生長為中國帶來了第二個戰略機遇期。中國已有一批先進分子敏銳地覺察到了全球化浪潮對中國的衝擊和第二個戰略機遇期的到來,與那些寧願坐失戰略機遇期而不思進取並緊緊掌握中國政治權力的強大保守勢力形成鮮明對照。由於這兩種力量的尖銳對立,發生了改良、維新和變法,特別是發生了中國廣大民眾反對中國保守政府的、長期而又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

  由於不能舉國一致地應對外部勢力,特別是由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仍沒能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中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就是明證。在此期間,與中國處於同一發展水平的日本,卻充分利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實行明治維新,從而緊緊抓住全球化浪潮對亞洲的衝擊,也就是抓住了這一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軍事和經濟強國。

  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科學技術革命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全球化浪潮重又興起。然而,由於缺少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沒有認識到全球化浪潮的發展,在西方國家實施的冷戰封鎖之下,中國又一次封閉了自己,因而沒能緊緊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這一時期,美、德、日等西方大國的快速發展和亞洲「四小龍」的迅速崛起把中國進一步甩到了後面。

  20世紀7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了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從而給世界各國,也給中國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期。70年代初,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老一輩革命家,敏銳地覺察和捕捉到這個戰略機遇期的有關信息,吸取歷史上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果斷地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從而為中國後來的全面對外開放,全面融入國際社會,適應新的全球化浪潮,緊緊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期,創造了十分重要的條件,走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從70年代末開始,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為中國緊緊抓住新戰略機遇期創造了條件。在此以後,中國舉國一致,上下一心,堅持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緊緊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新世紀以來,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普遍共識。黨十六大和十七屆五中會關於「戰略機遇期」的重要論斷,必將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摘編自《北京日報》)

  「機」可以理解為是機會、機緣;「遇」則意味著人們是否可以遇到機會,風雲際會中是否能夠抓住機緣。如果歷史客觀條件不允許,那就不可能有機會;即使有機會,主體不能適時地加以把握,也就遇不到機會。主體遇到了機會且把握了機緣,這才有了機遇。

  韓震(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從哲學角度看,「機遇」指的是對一特定事物的發展而言並非必定出現但一經出現就可能改變事物現存狀態的事件和條件。機遇具有不確定性和非常駐性的特點。但機遇背後又隱藏著必然性,機遇的出現又不是神秘莫測的,而是有規律可循。因而機遇的出現又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

  龐元正(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原主任、教授)

  機遇的價值不在於其時長和特點,而在於是否得到了有效運用。任何機遇的時長和兩次機遇間的間隔都是不確定的,同時每次機遇又都有其特殊性。由於所有機遇都具有不確定性和特殊性,因此是人把握和運用機遇的能力來決定機遇的價值,而非機遇的時長和其特點。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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