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多數地區的公務員考試已落下帷幕，半個多月之後，又是一年一度的考研大戰來臨。
近年考研報考人數、錄取人數情況
隨著報考人數的逐年遞增（個別年份甚至激增），對於明年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來說，無論是考公務員還是考研究生，都將面臨巨大的競爭。究竟哪一條路才是適合自己的選項？這可能已經是比考大學還要重要的問題。
我們今年出版了黃燈《我的二本學生》，黃燈老師在廣州某二本院校任教十餘年，對多達數千位學生都有長期觀察，乃至跟蹤走訪，書裡還有近100名學生現身說法，黃燈以此向讀者描摹了一群年輕人的生活剪影、磨礪與辛酸。我們今天就從中選取了幾位參加考研、考公務員的二本學生，他們或她們的經歷，對當下正奮戰在考研、考公務員的同學們或許會是一面鏡子——
《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課間休息和學生在一起
辛追：連戰三年，拒絕調劑，目標復旦
冉辛追自從確定考研的目標後，事實上就只能將龍洞作為人生過渡期的暫居之處。儘管他對於廣州的城中村有著特別的喜愛，迷戀這兒熱氣騰騰的生活和隨意斑斕的樹影，甚至跑遍了除龍洞以外的石牌、客村、南亭、北亭、小洲等村莊，但他知道，龍洞對他而言，更多意味著一種青春和成長的記憶。
辛追1992年出生於甘肅平涼涇川縣婦幼保健站，是勞經系少有的外省學生。爸爸在郵局上班，先後在平涼、酒泉任職，一直做到郵局的一把手。從記事起，辛追就直觀地感受著郵局的裂變。他模模糊糊擁有郵局送信的印象，但到他上初中，他能更明確感知郵局的業務已獲得了很大的擴展，除了中國郵政這一塊還承擔傳統郵政系統的功能，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和EMS，早已在金融和物流方面，介入了社會競爭。他無法說清爸爸早年在郵局工作的情景，但他知道，一家的主要經濟支撐，來自爸爸職業的供給。媽媽很早以前在涇川縣棉紡廠上班，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的改革，最後成為下崗工人。父母的婚姻，帶有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濃厚的單位特色，拿不高的工資，住單位的房子，歷經了從公用廚房的筒子間，到獨立廚衛套間的過程。
父母極為重視辛追的教育，在辛追的家族裡，和他同齡的孩子，上大學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和他同齡的大伯家兒子，甚至念到了美國一所大學的博士，還有在中國礦業大學讀書的。相比別的孩子，辛追自小就顯露出對閱讀的特別興趣，在辛追的印象中，整個家族特別期待他上大學，尤其是媽媽，在他很小時，就一次次鼓勵他考北大，「北大好啊，你到北大去，媽媽就來北大看你呀」。從會認字起，父母見他特別熱愛讀書，很早就為他訂閱了很多報刊。「他們當時給我訂了一些很好的雜誌，反正都很貴。我還記得《米老鼠》，一本漫畫，我挺喜歡的，定價七塊八；而當時，我們那兒，一頓飯才一塊八，小碗面才一塊六。」顯然，相比來自農村的學生，辛追良好的家境以及父母的開明態度，為他童年的成長，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也正是童年相對完美的呵護，辛追進入大學後，獨立思考的優勢顯露出來。相比周圍更多進入大學就失去目標的同學，他儘管無法預測以後從事的職業，但卻一直知道自己的需要。
2013年下半年，我恰好教他們班的《大學語文》，在課間，辛追曾多次諮詢我，從人力資源管理跨到文藝學，到底有無成功的可能？我見多了頭腦發熱的學生，留意到專業跨度太大鮮有成功的案例，對他的選擇儘管沒有明確反對，但也沒有拼命鼓勵。沒有想到，大學畢業，他壓根就沒有加入找工作的隊伍。北方孩子更熱衷考研的事實，再一次在他身上得到驗證。更沒有想到，辛追父母對孩子的決定，全力支持，仿佛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一個考研的機會。從2015年到2017年，整整三年，他住在龍洞，先後輾轉了四個住處，父母給他每個月提供三千元的生活費，「扣掉房租，還有兩千多元，在龍洞，我的生活足夠好」。他喜歡龍洞的市井氣息，喜歡龍洞的生生不息。他對龍洞的房源了如指掌，他知道房源廣告中，姓樊的業主肯定是龍洞本地人，他們都很好打交道；他知道隱秘旮旯的無窗黑房子，價格不到三百元。在備考的兩年中，龍洞城中村，始終有一盞燈陪伴他的身影。
辛追參加過三次研究生考試，他不接受調劑，目標是復旦大學。最後一次考試，120多名考生中，僅招十幾人，其中有8名來自保送，他考了430多分，位列第二，和第一名相差四分，儘管第一學歷不是名校，但他的實力，還是獲得了足夠的競爭力，終於成為復旦的一員。在龍洞居留的年輕人中，辛追因為他的執念和堅持後的成功，成了「龍洞的傳奇」。
我想起他曾向我描述的一幕，和爺爺放羊時，老人總是抑制不住內心的詩情，要教孫子古詩的平仄。在龍洞喧囂的氛圍中，這個西北老人關於詩歌的夢想，通過一個年輕人的兩年努力，終於獲得了延續。
芳坤：考研要做持久戰
進到大學，芳坤從未為學習發愁，積極參與學校的社團，因為辦事麻利，一直在系辦兼職。大三時，她開始思考畢業的去向，開始嚴肅地對待學習，準備考研。
但在考研的目標上，她又捨不得離開廣州，她喜歡中大，也喜歡暨大。上一屆師兄何建建非中大不考的決心，對下一屆影響極大，更多想考研的孩子，受到何建建孤注一擲勇氣的鼓動，鐵了心要考中大，想通過考研實現名校的夢想，但何建建以超過380的高分，進入面試遺憾失敗的結局，讓他們多了一層擔憂和害怕。名校考研對第一學歷的看重，成為學生中隱秘流傳的魔咒，在孤注一擲的勇氣和明知失敗的結果中，芳坤理智地選擇了暨南大學作為目標。她第一次意識到，高考沒有進入一本院校，沒有進入985、211等高校，早已給她未來的選擇，設置了重重的障礙。這些事實在高考的時候沒有人告訴她，一些孩子放棄內地偏遠處排名靠前的大學，進入廣州這所以金融專業為主的院校，如果他們想以此為起點，進一步考研深造，南方的這座都市，事實上並沒有給他們提供額外的方便。
從2017年開始，芳坤著手考研，接受高考以後最為艱難的考試。在她身邊，從大二、大三開始，並不清晰的就業前景，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考研隊伍。考研結束，等待成績的日子，給她帶來的不是釋放，而是另一重更為真實的迷茫，「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一個重要目標，感覺被掏空了，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卻無從下手，感覺很迷茫，不知道往哪裡走。找工作，簡歷拼不過人家；考完等結果，又不能對可能到來的面試不準備，什麼都比別人慢了一拍」。芳坤的宿舍中，找到工作的舍友很少，外出實習的，主要是幫助單位運營。在經濟活躍的廣州，貌似有很多就業機會，但摸不到頭，不知道從哪裡下手。芳坤隱約發現，如果不能考上研究生，手裡的一紙文憑，含金量並不高。有些工作，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找到，大學生的競爭力，在現實中，並不是很強。2018年3月，她奮戰了一年的考研成績公布，360多分，上了國家線，在激烈的競爭中，她與暨大失之交臂。調劑過程中，她明確不去那些太一般的學校，最後重複了師兄何建建的命運。
考研失敗後，她耽誤了最好的找工作機遇，她從來沒有想過尋求父親的經濟支持，她已下定決心，準備二戰再考一次。芳坤的當務之急，是在備考期間，找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
麗穎：從考公務員中突圍
黃春燕畢業後，考進了潮州市廣播電視臺，成了潮州電視臺知名的節目主持人，是班上耀眼的明星，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學生。張健父母是機關公務員，他聽從父母建議，很早就下決心考公務員，大學畢業後，順利考進博羅縣政府機關部門，現在下面一家鎮政府工作。因為是獨生子，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工作落實後，很快結婚、生子，現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更多的學生，像王國偉和石磊一樣，經過不同工作的嘗試後，最後還是決定回到考公務員的路上，並獲得了成功，馬麗穎就是如此。班上共有十二人做出如此選擇。
麗穎出生於廣州市從化區，來自一個普通的警察家庭，有一個弟弟。父親大專學歷，在公安系統工作了將近三十年，幹過交警、刑警、治安警察，是一個性格沉默，喜怒不形於色的男人。母親比父親大一歲，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為了照顧孩子，她當起了家庭主婦，「每天除了買菜，幾乎不出門，對著四堵牆，猶如井底之蛙」。直到2003年麗穎初中畢業，母親突然意識到，「不工作就沒有發言權，不工作就無法獨立」，於是拜託熟人，在公安局找了一份後勤服務的工作。麗穎高中時候，曾寫過一篇作文《三十歲的我》，她夢想的生活是，「30歲的我，微胖，育有自己的乖女兒，同時繼續在職場打滾，生活雖然平淡，然而卻無比幸福」。可以說，除了生育的是男孩，她現在的生活，幾乎完全實現了高中時代的願望。她是我所知的第一個實現了夢想的學生。
因為家庭環境的影響，麗穎性格極為獨立，所有的事情，從高考的志願、專業、人生規劃，都自己做主，獨立帶來的副產品，是孤獨感的滋生。有一段時間，她幾乎掉進了抑鬱的陰霾，直到遇見現在當醫生的丈夫，才結束了整個青春期游離困惑的情感狀態。她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經過層層選拔後，進入某地方電視臺當一名播音主持，主持的方向包括資訊時政、熱點問題、家庭教育、兒童節目等。這一份工作貌似光鮮，但在市場化運營過程中，對剛畢業的年輕人，為了減少成本，單位不承諾給予編制，只是勞務派遣形式。儘管幹的活並不比正式編制的職工少半點，但麗穎明顯感到，領導並不尊重他們，加上地方小媒體行政化管理手段與市場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次忍無可忍的衝突後，她毅然辭去了電臺的工作，參加了廣州某區規劃局的招聘，並順利通過考試，來到了新單位。
來到新單位後，她最大的困擾是工作中的喝酒應酬，而最大的改變，則是從純粹的行政人員，變成了半個懂規劃的技術人員。回首自己歷經媒體到機關的職業生涯，她感嘆，「作為專門被坑的八零後，如何混戰在這個複雜的社會，如何通過我們這一代人去改變大環境，我覺得還沒能給出一個答案，我希望能在彷徨與摸爬滾打中找到答案」。麗穎的經歷，在班上的女生中，頗有代表性。很多女生都是畢業經過折騰後，通過考公務員，得以進入機關、事業單位。儘管工作中也有新的挑戰，但相比此前的動蕩，從考公務員中突圍，還是讓她們獲得了一份安穩的生活。
勝軒：公務員考試，負載相對穩定的期待
2006年，勝軒考上了廣東F學院。「在大學前，我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我出生工薪階層，沒有培訓班，沒有夏令營。我上課時，非常專注，導致我沒有興趣愛好。我的狀況代表了60%70%學生的狀況。」在我當班主任的2006級中文班中，勝軒是十二個男生中最安靜的一個，也是最省心的一個，他帶著廠區孩子的溫厚、本分，從來沒有多說過一句話。父母雙方的下崗經歷，以及父母下崗後為了生存所遭遇的艱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單位和過往歲月拋棄所致的失敗感，在勝軒畢業八年後，我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一個班主任的身份，從他的職業經歷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下崗的歷史潮流，曾讓一個個穩定的家庭分崩離析，其對個體和家庭帶來的隱秘創傷，我在自己歷經這一切後，原本以為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都歸於平靜，直到遇到勝軒，才發現這個宏大的敘事，依舊以另一種方式作用到這個群體。
勝軒畢業時，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將這種後果，歸結到大學期間缺乏職業規劃。他曾應聘過一些單位，諸如糧油集團、地產廣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選擇」。一個遠房的姐夫，見勝軒始終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將他帶進了一家網絡公司，說是網絡公司，其實是一家規模很小的淘寶網店。和他聊起這段經歷，他反覆提到兩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勝軒的工作非常雜亂，「又要做圖片，又要做運營，還要打包發貨」，夾在兩頭受氣。公司待遇低（幹了四年，到離職時，月薪僅僅兩千多元），人際關係複雜，更讓他無法忍受的，是強勢女領導對他的壓制。儘管如此，他還是堅持了幾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適做什麼，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過這份工作，真正學點東西。直到一家街道辦招聘，他才下定決心辭職，「從下決心，到考試，到入職新單位，一個星期」。就這樣，他獲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
勝軒以網絡員身份考進的街道辦，位於廣州市海珠區寶崗大道附近，「關係掛在民政局，但和我籤約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辦，等級依舊森嚴。「街道辦下面有很多部門，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門裡有公務員身份，有事業編制，有一般的合同工，還有一些臨時聘請的人」，他則屬於臨時聘請的人。從進入街道辦起，勝軒的首要目標，就是擺脫臨時聘請的身份，通過考試獲得民政專職的崗位，「考了三次，每次筆試都過了，面試過不去」。最後一次，因為他工作踏實，街道辦的領導過意不去，幫他在面試的大領導前說了一句話，得以過關，成為一名稍稍穩定的民政專職人員。在整個過程中，他切身感受到關係的重要。「在基層單位，關係真的很重要，就是領導的一句話。我終於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試，其實領導早就做了決定。」勝軒目前的工資，除去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每個月還有三千九百元。畢業八年，他的存款不到一萬，他笑著，「不出去旅遊或者其他享樂，倒也餓不死」。他知道自己面臨的境況，既然轉為公務員編制的可能為零，那麼，民政專職的崗位，對他而言，不過權宜之計。他幫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歲，除了兩千元退休金，必須依靠兼職打工，維持開銷。
在進入街道辦目睹層級之間看得見的差距後，勝軒的目標，是考公務員，進入體制最為穩定的行列。畢業多年，他從未停止過學習，在準備每年的公務員考試之餘，為了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始終保持「兩年一證」的節奏，先後獲得了會計從業證、證券從業資格證、社工證、駕駛證等。無論在網絡公司還是街道辦上班，結束白天無比繁瑣的事務後，他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繼續學習，「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個周末，不是上網絡課程，就是備考做題」。
四年前，勝軒參加過省考的公務員招考，在激烈的競爭中，很幸運地進入了面試，儘管最終沒有選上，卻進一步堅定了他考公務員的決心。接連三年，他年年參加，從未落下，「有兩年考老家四會的財政局，還有一次考農業局，反正都考家鄉的崗位，廣州的競爭實在太激烈了」。除了考公務員，他還摸清了廣州市事業單位的招聘規律，利用周末去參加各類招考，「報了很多，可能有十幾次，競爭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況，儘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數實在太少了，有些單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對厲害的競爭對手，勝軒坦言「很絕望」。他記得有一次考廣州市文化局的一個單位，兩百多人競爭一個名額。
所有的考試，勝軒沒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務員考試的題型，研究事業單位招考的公共基礎知識、綜合知識，儘管名次逐年提高，但報考的人數漲幅更大。勝軒始終認為考試技巧很重要，始終認為自己知識準備得不充分，儘管一次次失敗，早已讓他看清現實，「關係太重要了，就算進入面試，沒有關係也很難突圍」，但他還是對考試的突圍心存幻想。「事業單位的截止期限是35歲，35歲之前，我每年都會參加考試。」他將此當作一項必須堅持下去的事業，不在乎已經考得麻木。
勝軒考公務員的經歷，讓我突然明白一個事實，在校的大學生為什麼會將考公務員視為比考大學更為重要的事情，為什麼考公務員會演變為愈來愈烈的角逐？對他們而言，公務員考試相比別的選擇，意味著相對公平的競爭，也負載了對穩定的期待。綜觀班上學生畢業後的現狀，那些順利考上公務員的學生，往往比自主擇業的孩子，內心更為寧靜。對普通家庭的大學生而言，公務員不見得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但卻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艱辛付出、最能兌現一紙文憑價值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這條路能否走通，往往成為判定這個群體是否存在上升空間的隱秘標尺。不能否認，中國基層單位的面貌，正由這個群體決定，二本院校學生的歸宿，與此構成了隱秘呼應。今天，當確定性越來越匱乏，穩定生活越來越成為奢望，更多年輕學生，早已將考公務員作為實現生命價值的最大念想。我知道，在各種職業的裂口中，考公務員的可能，也算得上時代悄然給他們撕開的一道光，只不過，這道光，暫時還沒有照到勝軒身上。
……
看見他們 看到更多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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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燈在一所二本院校從教，長期的課堂教學以及課後的師生交流，使她成為這群學生成長變化的見證者。《我的二本學生》相當於她的教學札記，這裡面有她15年一線教學經驗的分享，對4500個學生的長期觀察和長達10年的跟蹤走訪，也有兩屆班主任工作的總結思考，更有近100名學生的現身說法，是黃燈向讀者描摹一群年輕人生活剪影的嘗試。
為了讓讀者真切了解二本學生這一群體的社會性現實，在書中，黃燈做了跨越時間的、空間的、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對比，藉以考察時代變化、生源地、家庭流動情況對學生就業去向和人生目標設定的影響。
書中最真切動人的，是一個個具體學生的採訪日誌。在這些用學生名字命名的章節中，訪談個體向讀者傾吐著他們對於高考的回望、對於城市生活的生疏、對於畢業的迷茫以及對於就業的慌張。在這些傾訴中，你將了解他們彼此之間的社交距離、他們和這個社會的認識過程；他們與父母兄妹之間交流的阻暢、與故園鄉土的親疏；他們對於網絡文學和遊戲的認識、對於新媒體時代的適應和迷失；他們對於考公務員和考研之間的權衡，對於安穩和漂泊的抉擇。還有他們對自己人生還有父母乃至國家責任的擔當與跋涉。這每一個被當事人講述出來的故事，都帶著看得見的呼吸、煙塵、腳步，還有凝視。在這些極為細緻和具體的生命切片中，我們看到的已經不再是二本學生，而是八五後、九零後這一批年輕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所遇到的困惑和難題，並沒有將他們彼此區分很開，反而，成為他們共享的課題。
作者/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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