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的所著的長篇小說《圍城》，創作於上個世紀40年代，描寫了抗戰初期知識分子的群像，對書中的人物進行了惟妙惟肖的畫像，用輕鬆詼諧的語言，不動聲色地給予了辛辣的諷刺，這部作品有「新儒林外史」之美譽。
錢鍾書先生創作的《圍城》，距今已經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前的這本書，其中有三段話，卻道出了現代職場人的辛酸，令人唏噓。
西洋趕驢子的人，每逢驢子不肯走，鞭子沒有用，就把一串胡蘿蔔掛在驢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這笨驢子以為走前一步，蘿蔔就能到嘴，於是一步再一步繼續向前，嘴愈要咬，腳愈會趕，不知不覺中又走了一站。那時候它是否吃得到這串蘿蔔，得看驢夫的高興。一切機關裡，上司駕馭下屬，全用這種技巧。比如高松年就允許鴻漸到下學期升他為教授。
這段話描寫的背景，是趙辛楣、方鴻漸一行五人從上海到內地三閭大學任教，校長高松年沒有兌現起初的承諾，聘方鴻漸為教授，而是低聘為副教授，再次許諾說再過一個學期，升他為教授，把胡蘿蔔掛在方鴻漸眼前，後來由於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糾紛，高松年再次食言，方鴻漸果然就沒吃上教授這串胡蘿蔔，甚至連續聘的通知也沒收到，忿然離開了三閭大學，返回上海。
雖說世間公道，自在人心，付出終會有回報。可有的時候，努力付出後的結果，並不掌握在付出人的手中。建築工地上，如蜂蟻般辛勞的工人，風餐露宿，看著萬丈高樓平地起，臨了卻拿不回自己應得的報酬。銷售沒日沒夜地跑業務，顧不了自己更顧不上對家人的照顧，贏了業績卻得到了不對等的收入。一個重要項目順利攻關，收穫頗豐的卻是領導，技術人員被邊緣。職場中，見過太多的事前君子事後小人，卸磨殺驢，兔死狗烹的事情。
即便是這樣，作為事業道路上剛起步，或者自身沒有條件做更多選擇的人，又能怎麼樣呢，只能抵抗負面情緒，一心向陽，相信自己，相信未來，把握機會，像有個網友說的那樣：哪怕埋頭拉車，也能看到曙光。當下需要的是：說到就要做到，要做就做最好，等待步步升高。
辦行政的人有他們的社交方式。自己人之間，什麼臭架子、壞脾氣都行；笑容愈親密，禮貌愈周到，彼此的猜忌或怨恨愈深。
我們常常聽說這麼一句話：我們總是把壞脾氣留給自己最親近的人，把好脾氣給了陌生人。這裡，不就是最好的印證了嗎？擺臭架子，壞脾氣都是關係特別好，感情特別瓷實的，他們不拘小節，不虛偽，能辦的事不能辦的事，都會下死力氣去辦。相反，表面客氣禮貌周到的，大多在心裡已將人距到千裡之外。
其實，這就是最真實的人性，一個人有兩張面孔，或多張面孔，面對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呈現，類似於變臉的把戲。
房子比職業更難找。滿街是屋，可是輪不到他們住。上海仿佛希望每個新來的人都像只帶殼的蝸牛，隨身帶著宿舍。
在北上廣一線大城市打拼的人，大多面臨住房的難吧，只是沒有錢鍾書先生的想像力和幽默感，他在七十六年前，目光如炬，展現的社會現實，隨著從不停歇的歲月之河，一直流淌到今天，當然，還會繼續向前，「滿街是屋，可是輪不到住」，正如那句「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大上海寸土寸金，尋得一席立足之地難上加難。倒真是恨不得能化身一隻蝸牛，隨遇而安啊。
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的三段話，已經相隔半個多世紀，可揭示的世事人情，人心人性，到了今天，仍然可參可照。雖然時代不同，但主旋律相同，人生應當永遠充滿熱情，為理想去燃燒拼搏。
如果運氣不好，何不去試試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