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K:香港本土派崛起?只有國家才配得起民心

蔡英文當選，本來也是意料中事，但是得票多朱立倫一倍，還是比較震撼的。所謂量變引起質變，國民黨這幾年熱臉去貼太陽花的屁股，不提愛國，甚至「中華民國」視角的愛國都不怎麼提，結果呢還是讓人白日，自己滿地紅。

香港和臺灣情形多少有些相似，相似的經濟困境，相似的本土主義，還有相似的建制黨派。而且建制派也在玩「本土」。上周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批評者指他沒有提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和一國兩制的實踐問題，包括建制派「新民黨」也對其有所指責。其實，要是梁振英真的談這些，爭議未必會減少，要是他提出政府堅持「限奶令，零雙非」，豈不又將再次挑起已被漸漸淡忘的兩地矛盾和爭議？

儘管政府沒有言明，我在不少官方、半官方人員、建制政黨高層口中，已經多次親耳聽到他們要「重新定義本土主義」。後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本土」也和愛國不矛盾，部分內地輿論譁然，其實建制派內部已有準備。

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

重新定義本土的界限

香港所謂的本土，是最近七、八年冒起的思潮。最初它是一種反全球化的本土運動，在世界各地並不鮮見，好像韓國農民那樣；但是香港經濟缺乏本土產出的內銷，所以它欠缺基層支持，只流行於學界小資圈子。

後來隨著「自由行」造成一些社會和生活問題，加上國民教育課程被反對勢力用來煽動學運，所謂本土就成為了一個全民概念，那時的「反蝗海報」、反國教事件的「抗殖反國教」旗幟，道盡它的內涵，就是反抗中國和北京政府。後來香港大學學生會公然主張「港獨」，只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那麼建制派如何重新定義本土？讀者可以參考我在《香港區議會選舉贏了，但還有些事要處理》這篇文章最後一部分的介紹：

1.漢皇：中國內地什麼都好，有仇港心理，最好香港特區立即取消。

2.深紅：愛國主義左翼，追求社會主義先進性，冷靜看待兩地差異，支持香港有序融入，我就是。

3.藍絲：主流建制派，不反對兩地融合，但是多數迴避，且堅持「香港主體性」，最好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繼續不變。對於愛不愛國的問題，通常演繹成「中國大陸充滿機遇」。

4.白鴿：愛國民主派，反對共產黨，但堅持愛國立場。老一輩就是「民主黨」（白鴿就是黨徽）；新一輩就是「中間民主派」，他們在實踐之中發覺不能對抗中央。他們抗拒內地政治影響，但尊重國家主權；在文化融合方面比較保留，但不會完全反對。

5.黃絲：本土主義，未必反抗中國主權，但是非常抗拒；至於兩地文化融合更是死罪，誰寫個簡體字都是人類公敵。

第（5）已是「獨港」，但與《基本法》沒有衝突，建制派如果重新定義，理論上最下限就是（5），而上限就是（2）。不過主流建制派自己就是（3），所以本土重新定義的話，估計也只會在（4-5）之間，然後努力引導為（3）。

這個「543」，下文會一再提到。

去年年中我在別處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也這樣說，大同小異：

在內地與香港的政治關係上，香港社會的光譜是：

1.一國一制，取消特區，中央派員管治

2.按《基本法》實施高度自治，目前體制不變，承認中央全面管治權

3.超越《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目前體制不變，抗拒或質疑中央全面管治權

4.獨立建國、宣稱擁有保留權力而成為「聯邦」一員

而在文化身份上，社會光譜就是：

1.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不應該有所分別

2.尊重香港本身的文化和身份特質，但與內地進行良性交流，順其自然

3.努力保留香港的文化和身份特質，抗拒與內地交流以免受到影響、同化

4.攻擊內地文化，把香港的身份認同與中國割裂，建立「香港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2）和（3）大體都在《基本法》框架之內。（3）雖然抗拒或質疑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他們的自治理想超出《基本法》，但這畢竟是個法理問題，只要他們追求維持現有制度，就總要承認和接受這個法理基礎；「傳統泛民」目前遭遇困境，他們可能的出路就是回到《基本法》框架，同時出於這個原因。長遠看來，政治上的（2）和（3）是一樣的，分別只在文化認同上。

所以現在建制派的「再定義」，就等於說：「香港本土文化好，很珍貴的，應該保留，香港利益優先，但是不能反抗中央喲，不能歧視內地人，這樣適得其反。內地文化入侵？呃，一切按《基本法》辦。」

愛國面前，人人平等

讀者一定覺得很自私，很功利，又自大吧？真的愛國哪用談條件？我當初也是這樣，非常受不了這種提法。但在歷史視角上，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試想自己穿越回去鴉片戰爭的前夕，你看見一群拖著辮子光著腳丫子的村民圍著一隊英國「龍蝦兵」，不是在扁他們而是給他們賣吃的，填補他們那被黑暗料理殘害多年的腸胃。你怒其不爭，八王之氣湧然於胸，你跳上崖邊，頂著正午的太陽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愚也矣！」然後掏出95式，把「龍蝦兵」突突掉。

村民會不會感動，會不會跟你朝著夕陽奔跑？不會的，他們只會怨你壞了生意。你的愛國感情來自他們未經歷的歷史，而他們的世界就是「帝力於我何有哉」，何況原話你也說錯了，是「國家興亡，食肉者為之」。（顧炎武：「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即使到了民國，抵抗列強的民族思想一般只存在於知識分子之中，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村村戶戶都被鬼子屠戮，不團結就要死了，大我亡了，小我也活不了，民族主義才爆發出來。

所以我常說，香港人就是辮子民，還沒經歷現代國家建立的歷程，小我和大我缺了紐帶。我去年初發表於《紫荊》雜誌的文章這樣說：

筆者憂慮內地「強國夢」式宣傳簡單複製，可能導致事倍功半。在內地，「強國夢」主題在於「強」，而「國」是存在的前提，在香港卻是缺失的一塊。在內地可以說「咱們其實不差」，但香港本土思想並無「咱們」，卻總是有「我們香港，你們中國」。內地要解決的問題是「國家未來好不好」；香港問題則是「國家跟我有什麼關係」。所謂人心沒有真正回歸，就是香港沒有經歷「構建國家」的過程。國家建構的本質，就是構築命運利益紐帶，對付他者的威脅。本土派勢力日益壯大，一來在於抓緊了社會矛盾，二來利用了最為顯而易見的現象——兩地融合，建立相應的對抗符號。在政治手段而言，他們已經在「建國」方面早著先機，而愛國陣營卻反應遲緩。

本土主義的瓦解應當依靠實際的、為香港群眾帶來福祉的措施，使群眾的生活與國家形成利益紐帶，尤其在樓市、就業方面。

我覺得，想要香港人心真正回歸，建立國家觀念（而不只是「中華民族」觀念），這是繞不過去的一步。現在不是沒有愛國青年，可是多數都是富二代，利益不平等嘛。

比如自由行問題。它是帶來旅遊業收入沒錯，但是不要想像成香港鄉村忽然湧進遊客，村民個個發財；事實是，本來好端端的自食其力，忽然要做低聲下氣的工作（雖然港客其實比陸客沒禮貌），而且滿街都是人，樓下麥記變必勝客，超市貴了一半，地產商賺翻了，周生生和莎莎賺個零頭，但是我呢？一毛錢也沒。

這不是內地人民的錯，不應成為矛盾，可是畢竟因為兩地交流而起，要是政府不去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民眾要怪罪，盡會怪到內地頭上，專門針對你小孩吃東西，辱罵你的簡化字。要是政府打擊地產，把收入留給零售商，再向零售商徵收什麼市區環境稅和秩序費之類，用來改善社區，或者撥進社福儲備，誰還反對自由行？

愛國面前，要人人平等。

當代社會已經不可能不介意民心所歸，畢竟不能把人趕下太平洋，不能施行非人道措施，斷水斷電斷網絡；而他們只要三餐溫飽能上網，就能引發社會不穩。

政府帶頭定義本土，會成功嗎？

不過目前建制派的「再定義」只是對本土主義「文化符號」加以肯定，賠笑讚賞，但是沒有觸及他們堅守那些「文化符號」背後的實際理由。那麼不就等於呼籲本土派重拾多年以前「民主回歸」的精神，把時鐘撥回1980年代。然而這樣恐怕將流於無功。我寫過：

雖然「傳統泛民」一開始以「民主回歸」作為號召，司徒華等人多次、多個場合體現中國人的愛國情懷，但是筆者認為，這種情懷只存在於他們的個人經歷和習慣之中，而不能在他們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生存。

因為一個群體的民族身份的維繫，端賴記憶、歷史環境、教育文化。新一代固然沒有記憶，但社區歷史、教育和傳媒體系，依然擔起民族身份傳承的重責。香港本已缺乏社會歷史，儘是殖民印記，何況「傳統泛民」支配多年的教育和傳媒，基本上全然採取敵視中國內地政治和文化的態度；在老一輩的論述之中，固然可以演繹為「我那時很好，現在不好，以後要改好」，但在新一代心中，「我那時」並不存在，沒有感情，現在則是滿目「淪喪」，民族情感無從建立。是以，一當老一輩相繼退出，那麼「傳統泛民」的意識形態體系自然衍生本土主義，他們覺得沒有義務為了上一輩的「我那時」而去爭取。

建制派推出這個說法，只能爭取「傳統泛民」的倒戈，不過其與本土派此消彼長，建制派應該預期即使成功戰果亦頗有限。

可見，連理論高度也是早晚辯不贏的。何況，本土派難道只是理解錯了《基本法》，誤會了「本土」的涵義？莫非「佔中」那時的違憲主張，真是反對派理解錯了中國法律？如果不是，那麼本土主義所堅持的，就不是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問題，他們並非沒有「開往大埔的紅Van」就活不了，也不是真的那麼仇視內地人和普通話。這種仇視是無理的，只是一個可以隨意放大的投映。

英國人也改變了生活方式，怎不見香港人那時群起反抗？因為再不甘，英國確是帶領香港邁入城市文明的主。

那麼，香港本土符號背後的社會原因是什麼，話都說煩了，就是產業和土地，香港基尼係數0.53哦！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一時拿不出實績。最大的障礙就是既得利益資本階層，所以若然希望民眾相信政府走在這條路上，最好就拿出抗衡資本的決心；有些政策不會顯著造成勞動生產率下降，比如每年定額法定有薪假期，是可以作為政治旗號的。然而，這次施政報告隻字未提。

高鐵香港段800個億，機場填海建條跑道1200億，普通人乍看上去都是資本的利益，但是帶來的社會福利官方還是提得太少。

抨擊報告、表示「要研究」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的郭偉強和鄧家彪，是工聯會議員。工聯會的會徽是這樣的：

所以觀察者網網友「明思賀」給我的評論很對：「P姬，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建議，只有在『一國一制』的情況下才能實施。以香港現在的政治、經濟體制，指望政府自身能實施這種政策，是不可能的。」

怎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就是選票政治。建制派為了爭取和維持最大選票，一旦用「5」穩住最大多數選民，一定不敢輕易把「5」改寫成「4」，更遑論「3」。如果想慢慢修正定義，結果只會被選民綁住。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明擺著偏袒商界，建制派就算有心，也很難觸碰真正的社會問題，只有繼續論證「真本土、假本土、精明理性本土、激進不濟事本土」之類。

何況本土派才是掌握本土定義的主人。你會再定義，人家就不會再定義？內地傳媒說「新香港人」也是香港人，重點在於「也是香港人」，可是本土派強調他們「新」，於是「新香港人」被詮釋成一個北京欽點的本土詞語，已經到了血統論的地步。建制派要不要接受這個定義？正如我們中華青聯顧問洪錦鉉議員說，你這樣下去不就變成國民黨，熱臉貼太陽花，最終只能「棄新迎舊」，兩面不討好。

就算成功定義又如何

當然，我相信特首其實已經十分努力，只是阻力太大，我以前聽消息人士說，他的施政報告被公務員發回三次重寫。

那麼假設建制派上下一心，不管它「543」，先認了本土主義，先把經濟搞好，給社會帶來公平，壓制既得利益，那麼社會怨氣消解，不就可以重新慢慢定義和教育了？看，本土也可以融入國家文化的；看，融入國家發展多麼有利。然後期望兩地生活結合，一兩代人之後不再談「機遇」，把真正的民族感情建立起來。

這個前景是美好的。只是，如果我們不管「543」，在這種條件下，會搞好經濟嗎？

不是沒有可能。現在兩地社會高層的交流已很頻繁，只是香港基層社會感受不到多少好處。基層面對的就是自由行、買奶粉、普通話、簡化字、孕婦生孩子。如果只把下層交流「牆」掉，對經濟影響其實不是很巨大，尤其是，如果建制派和政府透過各種手法——包括本土民粹主義——打壓既得利益，就能形成這樣一個社會：上層繼續通過兩地合作賺錢；下層繼續隔絕，陶醉於本土文化；分配製度比以前公平，上層財富較多地流到下層，同時地價受控制，支持了部分本土產業，給下層帶來一定職業晉升階梯，現在不是成立了「創科局」嗎，不少反對派議員也是支持的。這個社會一定進一步增加政府支持度——在本土主義的旗幟下，到頭來只是進一步詮釋本土，說明它多成功。

固然，如果香港只靠上層經濟，也就是金融和服務業，不會領先多久，早晚變成一線二線城市，沒有抗衡的資本。但政府既然掌握民意，就不要以為還會像今天那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時的發展力量和決心可能倍於今日。

產業並非不可能在內地與香港部分隔絕的條件下展開。香港沒有專家？日本也有，對岸也有，人家價錢其實已經不比大陸貴多少。政府有了號召力的話，甚至可以讓全民勒緊褲帶，把土地成本下降的盈餘用來壓低工資，增加投資。這樣雖然及不上北上廣，亦非不可能維持繁榮。也就是說，金融照樣與內地合作，產品照樣外銷內銷，而且內銷跟外銷沒有區別，不用跟你談感情。

現在建制派老播羅文的《獅子山下》，以為這是「老香港精神」，殊不知這正是港英政府對民間不聞不問，民眾只有自發努力的時代讚歌，政府是缺位的；放在內地與香港的語境下，「獅子山下」其實正好形容兩地隔絕，孤島圍城，香港人靠自己，「同舟人，誓相隨……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這個時候，還想逆轉「543」嗎？這是初始路徑選擇問題，選了之後的一切行為只會深入路徑，日後改不回去；或者毋寧說，建制派還有必要逆轉「543」嗎？

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控制力並非總是強有力的，本地政治力量一旦挾民意自重而又符合《基本法》，國家就陷於被動，你看「自由黨」蹦躂得多歡樂，開除田北俊的政協，他也不介意，他又不依賴你，而自由黨還只是得到部分土豪支持而已，遠非設想之中這個整合全城的政治力量可比。就算到了2047年中央可以說了算，但是還有三十年時間，足夠造成麻煩，成為獨港當政者的資本；如果提前終止一國兩制——不是為了拯救香港而是因為本土勢力太成功——也是國家的重大失敗。

這其實就是港獨「國師」陳雲的「城邦建國」主張，人家只是加上「建國」二字，再加上什麼皇宮公主玩玩，於是被打成智障港獨；他把可能變成不可能，不會成真自然不用負責，可是不要因此小看他，政府玩本土，誰玩得贏？別忘記「民心可用」。

部分人士不會看不到這種前景，真是非常誘惑，對我個人來說也是美好前途，可是買單的卻是國家。

只有國家才配得民心

建制派愛說，國家和香港就是父母和孩子。那好吧，孩子離家出走，你又不能真讓他餓死，只好託人給他吃的，還捎個話，那麼你要說「飯是爸爸媽媽給你的，你回來吧」，還是說「是你努力換來的，你就學著自己過活吧」？

只有國家才配得民心。當然不是要愛國陣營整天愛國愛國地說，或者漢奸漢奸地罵，那樣沒意思，人家都沒有國家觀念；但是必須堅持兩地交流，反對本土主義，指出那是如何不利本土利益。這是宣傳的部分。

實幹的部分，就是用這個綱領去真正解決問題。如果無法改變政府，就與民眾一道吶喊爭取，去批判真正的問題所在。用實踐檢驗真理，證明故步自封才是「大毒草」。

關鍵在於，政府、資本家、公民團體、媒體、學界須由愛國者組成，這幾個界別有社會控制力，所以要摒棄那些反對共和國的人，由愛國者帶領社會做出實績，人家才會歸功和信服於你；若是本土派擔任，不又是一個詮釋本土主義的政策？如果國家不親自帶給人民福祉，人民也就不需要國家了。

當然了，在選舉政治時代，加上一國兩制，國家怎樣培養這些愛國人士走進崗位，是個難題，這些崗位香港政府一般會用做招安工具，換來一時的政治穩定，比如給你做個什麼委員會成員，給你的團體撥款多少。不過公民團體（就是「公民社會」）零零碎碎，原來就是西方資本為了方便控制而設計的，國家要掌握其實不難。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說：

現在政府招安故敵，疏遠愛國人士，卻又在經濟上偏袒他們。由於香港的特殊政治和經濟環境，任何商機的偏袒最終只能化為土地資本，形成剝奪基層的局面，造成民眾反對建制——政府依賴建制的惡性循環。

我以為應該在政治上重視愛國人士，摒除所有反對國家的人，但在經濟上必須不分政見，廣泛惠及各個社會階層，從而形成民眾與國家的「利益共同體」，並把成果歸於任上的愛國勢力。這才是一個城市長治久安、繼而真正回歸祖國的道路。

去年我們訪問北京，中央官員就說，黃絲學生也是一視同仁的，歡迎來讀書遊歷，國家不會對孩子計較。這樣說，陳淨心其實有違中央政策。

所以我才反對陳淨心總是舉報這個那個。黃安當初舉報綠營商人，我是叫好的，人家是商人，是資本家，怎能讓本土主義參與控制中國經濟？可是後來的藝人只是工具，甚至只是孩子，不是資本家，不是團體領袖，在媒體工業之中也只是工人，打擊他們有違「不分政見，廣泛惠及各個社會階層」的原則。

不過我認為，比如何韻詩那種本土主義社運領袖，當然是另一回事，不是說藝人就都免疫。這亦說明兩地交流問題須要密切注視，具體分析。畢竟整套論述都建基於歷史和法統這些宏大敘事之上，然而網絡輿論卻是世俗的，基於零碎的個人經驗。一旦網絡輿論影響兩地有序交流，結果是難以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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