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 林毅夫（資料圖）
林毅夫談超越「凱恩斯主義」和「華盛頓共識」
張燕冬 丘昭琪發自華盛頓
遵循主流發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影響來制定經濟管理政策，可能導致的失敗有時源於政府並未盡責，或
沒有為持續的工業化進程提供必要支持；有時可能源於政府所追求的產業升級目標過於宏大，或源於無法在特定時點為經濟發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斷
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朗潤園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到華盛頓西北1818H街內斂沉穩的世界銀行大樓，從56歲的經濟學教授到59歲的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在過去三年半時間裡，林毅夫又一次經歷了他學術和職業生涯最重要的轉折。
基於此前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觀察與研究，加上置身變動中的世界經濟全局，從2009年初開始，林毅夫試圖重構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他選擇以「新結構經濟學」（NewStructuralEconomics)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思想梳理，這其中貫穿了他早年師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等前輩思想而倡導的比較優勢戰略，更加入他對現階段趨於複雜的現實世界的動態性思考。
面對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動蕩、低迷，美債、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等嚴峻挑戰，9月下旬，林毅夫在世行總部大樓他的辦公室接受了《財經》特派記者的專訪。
他斷言，發達經濟體已進入較為長期的經濟低迷。而要解決美歐債務問題，在理論上不外乎「增加資本金或幫債務國還債」兩種方案，長期來看必須促進經濟增長。至於具體方案推行，他強調，「須面對現實的政治條件，這牽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領導力問題。這些都必須拿出政治決心來做，但通常經濟狀況不到最惡劣的時候，各國很難達成共識。」
他認為，從經濟學角度看，既要「超越凱恩斯主義」，也不應追隨「華盛頓共識」，而應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種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性特徵。
他強調，「要尋求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政策」，把政府刺激作為一種有效投資，即提高生產力的投資，或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投資空間。
他告誡，「遵循主流發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影響來制定經濟管理政策，可能導致的失敗有時源於政府並未盡責，或沒有為持續的工業化進程提供必要支持；可能源於政府所追求的產業升級目標過於宏大，或源於無法在特定時點為經濟發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斷。」
針對現階段中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特徵，林毅夫表示審慎樂觀。他提醒，應當處理好幾層關係：「一是引進與發明的關係；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三是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四是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關係。」
發達經濟體已陷入較長期的經濟低迷
債務問題的短期解決方案有兩種，增加資本金或幫債務國還債；長期還須促進經濟增長。但通常經濟狀況不到最惡劣的時候，各國很難達成共識
《財經》：
從世行、從國際視野的角度，歐債、美債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動蕩？債務問題在理論上能否減輕？
林毅夫：
從8月份以來，國際金融體系大幅動蕩，反映大家對這兩個問題非常關注，如果希臘等國出現債務違約，導致國際性大銀行倒閉，那就有可能嚴重衝擊國際金融體系。
至於債務問題在理論上是否可以減輕，當然可以。短期來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增加歐洲銀行資本金，以此提高它們承受債務違約的能力；二是幫助一些主權債務國埋單，給它們各種金融支持，但這兩種方式都是短期措施，都在買時間。
長期來看，還是必須促進經濟增長，以提高債務國財政稅收及企業、家庭還債能力。理論上來講都有辦法，但能否推行，則必須面對現實的政治條件，牽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領導力問題。
《財經》：
希臘問題就是明證，據說7500億歐元可以解決希臘問題，但大家都拖著，儘管美國和歐洲允許給銀行提供無限流動性，歐洲央行也不斷買入證券以致保持低利率得以融資，IMF也撤回希臘，然而根深蒂固還是德國的問題，對於救希臘沒有信心或認為憑什麼救，最終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那照此下去，你是否認同世界經濟將進入或已經進入衰退、或「二次探底」的說法？
林毅夫：
我認為可能性存在。如果發達國家情況出現急劇惡化，當然有可能導致全球性衰退；「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肯定存在，一旦情況惡化，我預期就會像上次雷曼兄弟一樣，但更可能的是出現日本那樣的長期經濟低迷，即發達國家出現長時期的低增長，甚至不增長。
換言之，目前看來發達國家很難走出困境，像當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後的情況一樣，經歷10年或20年的經濟低迷期，這樣的可能性同樣存在。
美國及歐洲的貨幣都是儲備貨幣，可用印鈔方式避免大銀行倒閉，像雷曼兄弟破產後，美國政府立即提出紓困案，這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貨幣不是硬通貨，很可能出現債務還不了的狀況，但發達國家不存在這個問題。
如我前面所說，短期解決方案有兩種，增加資本金或幫債務國還債，這些都必須拿出政治決心來做。但通常經濟情況不到最惡劣的時候，各國很難達成這種共識。
以目前情況來看，民間並不缺資金，而是缺乏投資信心。2008年之前，即在經歷一個長時期的繁榮後，為了滿足當時繁榮的需求，就出現很多投資，而現在泡沫經濟破滅，需求減少，嚴重的產能過剩顯現，造成失業率升高，失業率高則意味著消費者信心受到打擊，消費減速。
發達國家的產能過剩，會反過來抑制民間投資。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再加上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開支增加，公共負債自然積累增多，原本債務較重的國家，就會觸發債務危機。
《財經》：
你曾經說過，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表面上看是希臘、愛爾蘭等歐洲國家發生債務危機，以及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但深層原因是發達國家產能利用不足，尤其是房地產領域和資本品的產能過剩，影響投資和消費，而它們財政赤字的加劇和積累似乎走進了死胡同。
林毅夫：
至今，發達國家製造業部門的產能利用率還是比正常水平低了10%左右，而產能利用率不足給發達國家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失業率高漲，進而影響到投資和消費。
大家知道，金融危機始於金融部門，後波及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的問題又反過來影響金融及財政。由於產能利用率低，房地產和製造業難以償還危機前的繁榮期舉債的銀行貸款，造成金融機構呆帳、壞帳加劇。
而在產能利用率低的情況下，各國政府財政狀況也必然糟糕，而失業率高漲又使得各種社會福利開支增加，又導致進一步財政赤字的增加，原來政府債務較多的國家就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
前一段時間是用積極財政政策刺激，大部分走的是傳統凱恩斯主義的道路，並沒有提高經濟增長率，現在財政政策收手，政府創造的需求開始減少，問題又暴露出來。
客觀地說，關鍵問題是各國面臨一些政策選擇上的困境。面對危機，傳統的對策是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但只以積極財政刺激，公共財政赤字的積累會加劇，而且可能導致民眾對未來的財政與金融狀況喪失信心。
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各發達國家內部，當時要求退出積極財政政策的呼聲高漲。然而，如因退出積極財政政策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增長率下滑，會進而造成政府福利開支增加、財政收入減少，最終還是會出現公共財政赤字的積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財政政策選擇似乎走入了一條死胡同。
《財經》：
我們知道，經濟學界確實存在兩種思想，一是認為美國經濟的低迷是政府刺激政策的失敗；另一派則認為是刺激政策不夠導致的，正如當初在人們主張政策退出時，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刺激政策還不到退出之際，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林毅夫：
如果是傳統凱恩斯主義，就可創造一些需求，但不提高生產力。而採用積極財政政策，政府的財政赤字就增加，公共負擔加重，大家對政府還債能力產生懷疑，於是要求退出，即要求政府減少赤字，可是政府一旦減赤，需求就不夠，失業也就隨之增加。
克魯格曼認為，若不採取財政刺激，失業馬上增加。我的看法則是，必須超越這一點。若是沒有刺激，失業增加，社會救濟要增加；此外，經濟增長率下滑，政府財政收入減少，使財政赤字增加，退出積極財政政策，目的是要減少財政赤字。
但是如果失業率增加，財政赤字還是增加，在這種狀況之下，主張凱恩斯主義的人就說，不能退出，可是不退出怎麼來解決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的問題？
事實上，我部分同意克魯格曼的看法，但在具體做法上，不能循凱恩斯主義的老路，只強調政府的刺激，必須「超越凱恩斯主義」把政府刺激作為一種有效的投資。能提高生產力的投資，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的投資，創造就業及需求，將來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政府收入增加，不就能還債了嗎？
《財經》：
比較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那時失業率高漲助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的崩潰，目前美國16歲－30歲年輕人的失業比例已達45%。美國的失業率高漲是否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你曾經說，世界經濟仍像兩處懸崖之間搖擺的獨木橋，下面是深谷和湍急的水流，現在你如何評估？
林毅夫：
有可能。每個政府都要保護就業，但是大家也從1929年的經驗汲取教訓，當年經濟大蕭條，為什麼失業增加那麼多，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府不出手救援，銀行大面積崩潰，導致正常的企業資金鍊中斷，被迫倒閉。這次雷曼兄弟倒閉後，美國馬上出臺金融穩定方案，注資大銀行，就是吸取當年的教訓。
1929年大蕭條另外一個教訓，就是貿易保護主義，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好像把就業留在國內，但另外一個國家出口減少，失業增加，經濟惡化，將導致他對你的出口的需求也減少，你雖然減少了進口，但同時也減少了出口，結果大家都是失業增加。
《財經》：
由此看來，產業升級也猶如「雙刃劍」，它既可能幫助一個國家強化其國家實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但也可能造成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或由此帶來的新的產能過剩。
林毅夫：
不錯，產業升級換代的可能性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大一點，因為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空間大，但發達國家就比較困難，比如說大家講綠色經濟，但這還是一個概念，技術並不成熟，所以產業升級比較困難。
我覺得，如果採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較大的可能還是在於基礎設施，因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業升級有一定空間，但是完全依靠產業升級的話，在現有可貿易部門的產業就會增加競爭，而在不可貿易部門，就沒有這個問題。在不可貿易部門，比方說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提高現有產業的效率，但並不進入到新的產業裡面。
同時，基礎設施投資不管是對勞動力，還是資本品的需求都會增加，有很多資本品是發達國家生產的，而產能過剩主要都是在發達國家，如果增加在基礎設施上面的投資，對發達國家的資本品的需求就會多。發達國家固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但陳舊，所以基礎設施改善的空間還是挺大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多數國家還是基礎設施不足。
《財經》：
在此背景下，美國正在實行「再實業化」過程，即重振製造業。您對可能發生的中美兩國在製造業上的直接碰撞有何看法？
林毅夫：
總的來說，不太會直接在製造業方面發生碰撞，因為雙方的發展階段不一樣。美國不會再去生產成衣，也不會再去做組裝，因為這些都是勞動力非常密集的領域，不是美國的優勢，美國還是在資本和技術相對比較密集的產業，比方說在信息產業、產品的研發上投入很大，而且風險很大，這是美國的優勢。
但是在實際生產與組裝方面，美國工資如此昂貴，實際是沒有辦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的。所以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主要還是互補，因為發展階段不一樣。
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新結構經濟學」
政府的政策和各種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性特徵，其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及市場力量所內生決定，而非結構主義所假設的權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剛性因素所決定
《財經》：
你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要超越凱恩斯主義，你所說的超越凱恩斯主義，具體如何界定？
林毅夫：
凱恩斯主義不分投資項目，而超越凱恩斯主義必須有選擇性，選擇提高生產率的投資項目，從短期來講是提高就業、創造需求，但從長期來看是提高生產率。
就目前現狀而言，如我前面所強調的民間缺的不是資金，而是缺乏投資信心與投資機會，政府就要發揮更大的啟動經濟及需求的作用，如傳統凱恩斯學派的刺激政策。但是一般凱恩斯學派，挖洞補洞也不行。最好的方式還是超越它，就是提高生產力的投資，即提高生產力及經濟成長，使財政稅收增加，加強還債能力。
《財經》：
這或許是一種理想狀態，使我們想起曾有人批評你過多強調政府作用。早在上世紀90年代你就提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作為中國比較優勢戰略的提出者，在這一經濟理論和政策曠日持久爭議的問題上，你似乎區別於你的母校芝加哥流派，而部分欣賞劉易斯的話，即「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於做得太多，也可能是由於他們做得太少」。你主張從實現比較優勢戰略出發，既認識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又能夠將政府的作用界定在適宜的範圍內。
林毅夫：
從表面上來看，劉易斯強調政府作用，我也強調，但我的觀點和劉易斯不完全一樣。芝加哥大學主要學的是理性分析，芝加哥學派也並非強調教條，弗裡德曼指出，理論必須能解釋現象，如果不能解釋現象，那就應該拋棄現有的理論。
從這點來看，我是繼承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方法，用理性的觀點來分析，但理論應該能夠預測現象，解釋現象，如果不能解釋現象及預測現象的發展，這個理論就應該拋棄，這是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方法。
但芝加哥學派主要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現象，劉易斯本人來自發展中國家，他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我研究的也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因為研究對象是一樣的，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相同的，所以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相近。
但是在方法論上則不同，劉易斯講的是二元經濟結構，他是結構主義的分析方式，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是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仍然屬於芝加哥學派或是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因此，不是簡單照搬芝加哥學派，也不是簡單照搬劉易斯理論。
《財經》：
這是一種複雜的結合。如果我們的理解不錯，你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基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指出經濟結構內生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並以此來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以及政府、市場在此過程所起的作用。斯蒂格利茨提出人們不僅要反思「經濟」，更要反思「經濟學」；索羅斯亦成立所謂「新經濟(310358,基金吧)」研究機構，你對此怎麼看？
林毅夫：
這的確不是一種簡單的結合，而是有一些方法論上的繼承，也有一些理論上的創新。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發展經濟學在「二戰」後剛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支時，結構主義的觀點佔主流，認為經濟結構外生決定，即強調市場失靈及政府在改變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由於結構主義所主張的以政府主導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失敗，到了上世紀70年代以後，發展經濟學轉而以華盛頓共識為主流，強調政府失靈，片面側重市場的作用，並且忽視了對結構及其變遷問題的研究。
理論的作用是在解釋、預測現象，並且根據理論的指導來制定政策，如果理論不能解釋現象或是預測現象的發生發展，或是根據理論制定的政策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那就應該反思理論。
比如說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主流經濟學界並沒有預見，危機發生後的發展，也沒有比較準確的預測，剛發生危機時，普遍認為三至五個季度就會過去；在積極財政政策上，如果採用凱恩斯主義，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當然也應該對理論進行反思。
事實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同時，政府的政策和各種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性特徵，這些結構性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及其市場力量所內生決定，而非舊結構主義所假設的那樣，是權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剛性因素所決定。這種稟賦具體表現在三方面：
一是經濟體的稟賦及其結構，如自然資源、勞動力、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相對豐裕程度等在每一個特定的發展水平是給定的，並隨發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也會隨發展水平不同而不同。
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並非僅有「窮與富」或「發展中與發達」這兩種離散情況，而是一條從低收入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工業化經濟的連續頻譜。
三是在每個給定的發展水平，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機制。但在市場機制以外，政府還必須在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而重要的協調或提供基礎設置改進以及補償外部性的作用，以促進產業的多樣化和升級。
《財經》：
你既不同於凱恩斯主義，也不完全認同華盛頓共識，其重點是強調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結構特徵，而協調配置不同的政府與市場關係，這是經濟學上的一種實用主義。你剛才提到「二戰」後所確立的結構主義，其價值理念可以追溯到凱恩斯主義甚至更早，從大的政治經濟框架來說，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都進行了國家重構以及政府擴大職能的長時期變遷，而後你所提到的上世紀70年代後以及華盛頓共識的出現，還與「公共選擇理論」以及理性預期範式緊密相連。可以說，柴契爾夫人、裡根當時所奉行的全球化、私有化，甚至「重塑政府」都與這些理論的開道有關。
林毅夫：
隨著結構主義教條指導下的政府經濟發展戰略在許多國家的紛紛失敗，自由市場理論開始勝出並逐步影響了發展經濟學，這個趨勢因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新革命而進一步加強。
1970年的滯脹、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以及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無不對曾經流行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提出挑戰，而為理性預期革命的發生鋪平了道路，理性預期理論則進一步駁斥了結構主義理論關於政府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作用的論斷。
《財經》：
能否稱之為一種「矯枉過正」？你曾經提出遵循主流發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影響來制定經濟管理政策，有可能導致失敗。但在常人看來，任何理論的出現或主流思潮的產生都與其當時社會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解決方法有關。
林毅夫：
政府經常採納並執行那些反映社會主流思潮的政策，它們有些是政治發展過程的結果，有些是學界流行觀點的產物。
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重工業成為西方工業化強國的支柱，而中國等國家卻被西方強國的堅船利炮打敗，淪為半殖民地，並向英國、日本和俄國等國家割地賠款。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會強調重工業，類似認識也同樣見諸於「二戰」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
但不同於發達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非常貧困，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教育水平卻很低，基礎設置也少得可憐；而且，這些國家在勞動分工方面以生產並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絕大部分製成品都依賴進口。
因此，這些國家的中心政策就是發展本國經濟、儘早實現經濟起飛，從而消滅貧困，而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作為軍事力量的基礎）則被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當做實現這一藍圖的主要途徑。
而遵循主流發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團的影響來制定經濟管理政策，可能導致的失敗有時源於政府並未盡責、沒有為持續的工業化進程提供必要支持。如債務危機後拉美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硬性基礎設置；一些政府在產業升級、信息搜集與共享、與外企共同拓展商機等方面的支持不夠，也屬於這種情況。
另一方面，政府失敗同樣可能源於所追求的產業升級目標過於宏大，或者源於無法在特定時點為經濟發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斷。一個頗為顯著的例子是「二戰」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採用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雖然初期較為成功，但違反比較優勢導致在這些資本密集型產業中所建立起來的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無法存活。
而為了降低這些企業投資和進口技術設備的成本，政府不得不對要素價格做出各種扭曲，如壓低利率、高估本幣匯率等。然而，這些扭曲卻導致價格被壓低的要素供不應求，於是政府只好藉助中央計劃或其他行政手段以確保要素能配置到那些優先發展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中去。
但是，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休克療法」建議，包括同時而迅速地實行穩定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等一攬子政策，卻未必可行。要想從扭曲的狀況中成功退出，既需要清楚地了解最優狀態為何，也需要清楚地了解如何才能務實的走向這種狀態。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不同於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礎設置需求都可能存在差異，因而正確的轉型戰略需要同實際情況，特別是要與所處發展水平相一致。
況且，發展中國家常面臨複雜的扭曲狀況，經常是一種不當的幹預引起了另一種新的扭曲政策，而這新的扭曲政策又引起進一步的幹預政策，如此往復。
《財經》：
這就是你常說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能做得不夠，也可能干預得太多。因此，在你看來，在討論政府角色時，除了如何設計政策以促進產業升級以外，另一關鍵問題是，如何從現有的政府扭曲行為中退出，同時政府與市場協調配置資源，尤其是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所應該承擔的職能。這種政府作用，在現階段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如何界定？
林毅夫：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在全球化經濟當中，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就更重要。
全球化背後的主要推動力量是信息成本與交通成本的大量下降，原來在上世紀50年代或更早以前，大部分國際貿易是最終產品，每個國家從原材料開始到最終產品，都是自己國家生產，然後以最終產品交換最終產品。
全球化的最大特點是，每一個國家的交換都是某一個生產環節的中間產品的交換，現在最終產品很多都在中國生產，但是打開最終產品，裡面有很多中間產品都是進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實際上，在信息成本與交通成本大量降低的狀況之下，全球的生產布局更應按照比較優勢來安排，每一個生產環節都利用它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就降到最低。
發揮比較優勢，一方面要靠市場競爭，價格能夠充分反映這個國家的生產要素的相對豐富程度；同時，政府也要發揮更大的作用。
因為在全球化的經濟中，不僅要素生產成本要降到最低，交易費用也必須降到最低。而若要讓交易費用降到最低，必須要有優良的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包括硬的基礎設施，像港口、電力等，另外還有軟的設施，像金融、投資環境、商業運營環境等，這些都必須是有條理的，而且應該發揮產業群聚，這方面政府能夠發揮相當大的作用。
當然，在危機中政府的反周期作用，大家有目共睹，政府的反周期作用要發揮得好的話，有短期措施與長期措施，必須相結合，這就是前面講的超越凱恩斯主義。政府在長期經濟發展當中，對一個國家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政府可以在反周期時候，對基礎設施進行改善，短期創造需求與就業，長期提高這個國家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比較優勢的動態性
比較優勢在不斷發生變化，中國要處理好幾層關係：引進與發明，政府與市場，投資和消費，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
《財經》：
在全球經濟低迷而不確定的環境下，即世界經濟復甦反覆之際，中國經濟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它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又有何影響？對新興經濟體來說，有哪些自身值得關注的問題？
林毅夫：
中國現在全國生產總值中超過60%是進出口貿易，在國際化、全球化程度這麼高的經濟中，全球經濟的發展當然會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樣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及全球經濟的發展。
而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當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貿易的影響，如果發達國家經濟出現衰退，進口需求減少。而進口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資源，一個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品，需求減少，進而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出口。
其次，也會有資金流動的影響，因為發展中國家有很多投資，資金來自於發達國家，同時也有一些短期資金流動。發達國家金融出現不穩定，給發展中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上就會帶來一定難度。在全球化程度如此高的狀況下，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表現，勢必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和消費。
自2008年以來，可以清楚地看出，全球經濟復甦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復甦：
一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總體可以達到6%以上，而發達國家則只有2%左右，世界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帶動。二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儲蓄率比較高，政府財務狀況較好，所以政府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啟動民間投資的空間比較大。三是中國及一些新興國家的外匯儲備比較高，都使得發展中國家能夠在低迷的大環境下依然維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
《財經》：
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所採取的救市政策使中國成功「保八」，但同時也給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轉變帶來更大難度，對這種由於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你如何評估？
林毅夫：
還是應該從長期的角度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突如其來，衝擊大，如果當時政府不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注入4萬億元資金的投資，那中國經濟增長一定大幅下滑。只有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讓實際經濟增長達到8%至10%。這些積極的財政政策都是大項目，有很多是基礎設施項目。
這些基礎設施建完之後，會給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空間。所以，並不能因此就說積極財政政策，給生產方式轉變帶來更大困難，是一種經濟結構倒退，我不這樣看。
當然，目前有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問題，確實應該關注，因為前一段採用的是積極財政政策與寬鬆貨幣政策，貨幣發行多了，就會帶來通脹與資產泡沫的危險，兩者都是必須高度警惕的問題。
《財經》：
你的觀點確實與國內許多經濟學家不同，並認為4萬億元投資對民營經濟有好處。十年前，你就在著作中提到經濟增長奇蹟的背後存在諸多問題。而現在這些問題依舊存在，這是否意味著經濟改革的邊際效應已降至最低，中國重啟改革的突破口在哪裡？
林毅夫：
目前狀況下，就經濟領域來說，中小型銀行改革可以作為改革突破口。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能夠充分發揮勞動力優勢，吸收農村勞動力轉移，但目前仍有諸多因素限制中小企業發展，導致貧富差距擴大。
大銀行格局是最關鍵的限制因素之一。國內金融體系以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外加深滬兩個證券市場。這種以大銀行為主的格局導致多數資金由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支配，勞動力密集型中小企業很難得到貸款。同時，中小企業也不可能上市，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大企業，實際上享受了勞動者儲蓄低利率的補貼。
要解決中小企業發展難題，應著力發展地區性中小銀行，因為能夠給中小企業、農戶提供金融服務的，只能是地區性中小銀行。
關於這一點，2005年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面已經取得共識，但是推進的速度還可以再加快一點。
以目前來看，設立的地區性中小銀行，門檻特別低，但是現有政策安排不太合理，必須找現有的商業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而現有的銀行實際上不會有興趣去做戰略投資者。他們想要這麼做，自己設一個分行或分支機構就可以了。
此外，作為戰略投資者如果那家銀行倒閉或出了問題，他們必須承擔所有的信用責任，這樣等於給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的發展設立一道很困難的門檻。
我個人覺得，中小銀行應該提高門檻，設立資金提高到1億元或是更高，但是不需要戰略投資者，再配以較完善的監管。
《財經》：
事實上，你把地區性中小銀行的發展視為比較優勢改革深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改革進程的比較優勢是否在發生變化？現階段的比較優勢是否出現新的因素和動力？或過去的比較優勢已經減弱，怎樣創造一個條件使國家的比較優勢更好地利用？
林毅夫：
比較優勢肯定是不斷在發生變化，所以必須根據發展階段的不同，來定位現階段的比較優勢。在政策和側重的領域方面，當然也會不同。
按照市場的分類，中國剛剛進入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超過4000美元，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就是怎樣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這裡面要處理好幾層關係：一是引進與發明的關係；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三是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四是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關係。
總體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產業能夠不斷升級，技術能夠不斷創新，經濟肯定就能不斷發展。如果是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或是陷入低等收入國家陷阱，則會在很多方面顯現問題，但根本原因還是產業升級創新停止，技術創新速度緩慢，如果人口增長又比較快，那經濟就無法增長。
所以要避免陷入中等國家陷阱，就必須讓產業技術不斷創新，而其根本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好前面講的四個關係。
《財經》：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當初成本低、人口紅利等優勢正在減弱，並已轉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技術的創新或吸收已成為比較優勢變化的一個較為明顯的階段？
林毅夫：
對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尤其是進入到高中等收入國家來講，肯定有些產業已經到了世界技術前沿，原因是發達國家已經退出，這些產業在發達國家已經不存在了。
但作為中等收入國家，就成為這個產業中水平最高的國家，產業技術要創新就只能靠自己發明。同時，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還有不少產業處於世界的中下水平，發展中國家需要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利用後發優勢，如果一切靠自己發明，創新速度就慢。
中國之所以能夠達到10%增長，就是因為在技術上面的創新可以靠引進，成本低，風險小，所以要處理好引進與發明的關係。
原則還是靠市場的競爭力，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在可以利用後發優勢的地方，還可以引進的地方，不需要過度強調自主創新，在已經處於世界最前沿的地方，當然要強調自主創新，這個比例是不斷變化的。
作為發展中國家，收入越低，可以引進的越多，靠自主創新的越少。而現在跟過去比，應該是自主創新的多了，但是與發達國家比，發達國家如果不靠自主創新，就沒有創新，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引進。如果過度強調自主創新，當然用意是好的，但投入大，收益可能較低，這樣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減慢。
《財經》：
這使我們想起你在2002年《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文章中所強調的「後發優勢」之概念，與當初不同，你現在提出的比較優勢則是中國已兼具某些領域必須自主創新而其他更多領域仍具「吸收」之功能，並提出比例的動態性。在此過程中，政府如何扮演合理的角色？
林毅夫：
經濟發展很重要的就是比較優勢，而比較優勢需要有完善的市場體系。中國作為中等發達國家，跟過去比，資金相對豐富，但與發達國家比，資金還是相對短缺；勞動力與過去比，現在相對短缺，但與發達國家比，還是相對豐富。所以，如何發揮比較優勢，還是必須有一個完善的市場體系。
經濟發展若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一定非常具有競爭力，剩餘創造最多，資本的投資回報最高，資本的積累也最快。
在產業技術升級的時候，政府要發揮相當重要的因勢利導作用，如產業升級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不同，所要的金融服務需求也不同，而一個企業不可能全部問題自己來解決，它們需要政府來提供服務，或是政府協調相關企業來提供，這樣升級才能比較順利。
而且，比較優勢的產業如此之多，在眾多產業中到底要進入哪一項；若是政府不協調，讓企業自行選擇，那自發選擇就可能進入太多產業，如此下去，每一產業都無法形成群聚。
要在國際競爭中成功，生產成本必須最低，交易成本也必須最低，生產成本是否最低取決於是否符合比較優勢，交易成本是否最低取決於基礎設施等因素，後勤、供應鏈等，都和是否擁有較好的產業群聚有關，而政府在其中都需要發揮協調的作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非常重要。
《財經》：
聽起來政府的作用主要在於協調、輔助、或提供服務的職能，但轉變政府職能，即你所提出的「退出扭曲戰略」在中國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你好像一直在強調投資？
林毅夫：
中國的投資已經很多，最近大家都在強調消費，而對此問題，我持不同看法。
產業要升級，一定要投資，而產業若不升級，經濟就不能進步。中國外貿順差大，大家強調內需。其實內需有兩種：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如果強調消費的話，貿易順差並不會減少但價值不得減少，因為中國現在的優勢是生產消費品，即全球最大的消費品生產國，如果消費多了，那出口的消費品就貴了，出口量可能減少。
中國的進口以資本品為主，還有自然資源，如果強調消費，就很可能減少資本品進口；如果外國從中國進口的東西價格變貴，而國外生產的東西我們買得少，貿易順差怎能減少？
因此，我們應該清楚地強調，貿易順差需要解決，但不是強調國內消費，而是國內需求。國內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我們要多做投資的事，才能增加購買外國的產品，同時投資才是我們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產業才能不斷升級，要強調投資。
《財經》：
你強調增加投資這一點也與國內經濟學家有所不同，因為事實上中國的許多投資存在著巨大的浪費。而你多次提出社會分配問題是中國較為嚴重的問題，同時又提出初次分配就要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可能嗎？
林毅夫：
一次分配是讓各種要素充分反映其相對稀缺性，前提是消除各種扭曲。
為什麼我們的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公，而且主要集中在大的企業，主要就是金融市場集中在大銀行與股票市場。只有大企業以及有錢的人、有錢的民營大企業才能夠借得到錢，也就是說只有大企業和能夠從銀行借到錢的人才能得到補貼。
目前這個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的應該是民營中小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民營中小企業發展受到抑制，那就會造成工資相對抑制；而一般收入比較低的人是靠勞動力收入，有錢人靠資本收入，靠工資收入的人工資相對受到抑制。
把錢放到金融體系的人，是一般老百姓，可是他們借不著錢，等於是相對比較窮的人去補貼收入相對比較高的；能夠從金融體系借到錢的是大企業，事實上等於老百姓補貼大企業。
消除各種扭曲，讓市場充分競爭，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一次分配就能搞好，實現充分就業，讓低收入人群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因為經濟發展快，資本積累就比較快，勞動力就會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
在這種狀況之下，工資收入就會相對迅速增長，會比資本的回報增長迅速，因此可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同時達到快速增長和收入愈來愈公平兩個目標，而且這種增長會是具有包容性的增長。
當然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產業不斷升級，技術不斷革新換代，因此也會出現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的摩擦性失業，還會有鰥寡孤獨、弱勢群體需要照顧。對這些群體要以二次分配的方式給予幫助。
資料
凱恩斯主義(Keynesian)：也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指根據上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著作為思想基礎，發展形成的宏觀經濟理論。
其主要結論是，現實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自動機制，因此政府應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通常的做法是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通過對經濟的強行刺激，以維持繁榮，確保就業。
這成為上世紀30年代美國等度過經濟大蕭條的重要政策依據。但在上世紀60年代以後，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並解決資本主義出現的種種新問題，逐漸被米爾頓·弗裡德曼等經濟學家主張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各種新的學派所取代。
此次華爾街金融危機之後，有人主張政府的經濟政策重回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通過赤字財政和投資擴張，強行刺激經濟復甦，但這亦引發新的激烈爭論。
資料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Consensus）：1989年，陷入沉重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試圖進行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與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研討會，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就此提出已與上述各機構達成共識的十條政策措施，被認為代表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
其核心主張是，為實現私有制企業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及繁榮發展，只要給企業以真實的價格信號，就能夠創造穩定的經濟環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經濟增長的軌道，從而實現「建立在本國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增長」。
上世紀90年代，拉美、東歐等國家紛紛倡導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支柱的「休克療法」式的轉型，採取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轉軌戰略與政策。捷克等國取得重大進展，但也有許多國家陷入經濟和社會轉軌陣痛。
進入新世紀，「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的得失、利弊引發了日益激烈的爭論。試圖取代它的「歐洲價值觀」、「後華盛頓共識」以及「北京共識」等新的思潮陸續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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