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津濤
中文網際網路上，長期流傳著「池步洲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電」的神話。
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是這樣的：
「1941年12月3日，中國諜報人員池步洲破譯由日本外務省致駐美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內容包括：立即燒毀一切機密文件等。池步洲判斷這是日美開戰先兆，並估計開戰時間在星期天，地點在珍珠港。蔣介石震驚，立刻向美方通報，但未獲重視。4天後，珍珠港事件爆發。」
這種描述，是一種與事實存在偏差的神化。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多個旨在破譯日方情報的機構，包括軍委會密電研究組、交通部電政司電檢所、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等。
1940年，蔣介石將這些機構合併為「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研究室有工作人員500多名，多數為報務員，掌握破譯技術的專家極少，池步洲是其中之一。
據池步洲回憶，他們在1941年10月，從破譯的日本外交密電文中發現了「奇特的內容」。這些奇特內容包括：
「日本外務省突然電令西南太平洋各地……所有日本使領館，除留下最簡單的密碼本外，其餘各級密碼本全部予以燒毀；並頒布許多隱語代號，例如：『西風緊』表示『與美國關係緊張』，『北方晴』表示『與蘇聯關係緩和』， 『東南有雨』表示『中國戰場吃緊』(以上各隱語，只憑記憶，與原文或有出入)，尚有其他幾十個隱語代號，實在無法追憶。唯有『女兒回娘家』表示『撤僑』和『東風雨」表示『已與美國進入交戰狀態』等二者，因印象特別深，至今仍記得清晰無誤。外務省電令中還明白規定這些隱語代號在必要時都將由無線電廣播電臺播放，要求各使領館隨時注意收聽。」
「從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務省與其駐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亦稱火奴魯山)總領事館之間往來密電報突然比前增多，而且內容也起了很大變化。……5月份以後，竟有軍事情報雜於其間，特別是完全關於珍珠港美國艦隊的情報，立即引起我們的注意與興趣。……類似上舉幾份（與珍珠港有關的）來往密電報，從1941年5月至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事件止，有六七十份。」②
池還稱，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前五天，他們破譯成功了一份日本外務省致日本駐美全權大事野村吉三郎的密電，其中有「(一)立即燒毀各種密碼電報本，只留一種普通密碼本。同時燒毀一切機密文件。(二)儘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轉存於中立國家銀行。(三)帝國政府決定照御前會議採取斷然行動」的內容。
池說，自己破譯了這份密電後，「立即送交當時組長霍實子」，霍判斷「日本已經決定對美快要發動戰爭了」，池則在旁邊插話稱「日期可能就是這個星期天」，所謂「這個星期天」，指的是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是12月7日）。
圖：池步洲夫婦
霍實子對這份密電也留下了一段回憶。他是這樣說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五天，譯出日本東京外務省發致美國華盛頓日本野村大使的急電，內容大意是：『飭令日本駐美的各使領館，立刻銷毀各種密電碼本，只留一本普通電碼備用。』從這裡就測知日軍要準備發動對美國的戰爭了。當時，我就在譯文後寫上了研譯者的按語查八一三事變前夕，日寇駐華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駐華的各領事館發出密電，飭令銷毀各種密電碼本，只留一本普通本子，這就是日寇決定要發動對我國全面侵略戰爭的預兆。現在，日本外務省又同樣電令駐美的使領館銷毀各種密電碼本，只留一本普通密碼，可以肯定日寇是要發動對英美的戰爭了我親自拿了這份剛研譯出來的密電碼情報，飛跑地送到辦公室，交給了毛慶祥。毛閱後也馬上親自拿了這份電報送到蔣介石的手裡。事後，毛慶祥對我說，蔣介石立即把這電報內容通知了駐在重慶的美方負責官員。」③
池步洲說自己當時對霍提出過個人判斷——「日期可能就是這個星期天」，霍的回憶中沒有這個情節。其他內容基本相同。
以上，是「池步洲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電」之說的核心史料。
據此，中文知識界長期流傳兩種說法：
一種認為，美國當局狂妄自大，不重視來自中國的情報分享，忽略了池步洲所破譯的密電，這才導致珍珠港被襲，損失慘重。
另一種認為，羅斯福事前掌握了日本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已得知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他按兵不動，是因為美國的反戰派力量強大，拒絕同日本開戰，犧牲珍珠港，有助於羅斯福對日開戰的主張獲得通過。
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
圖：珍珠港事件中，燃燒的西維吉尼亞號
事實上，池步洲所破譯的情報，美方同樣掌握。
美軍密碼破譯機構「黑室」，早在1936年就破譯了日本外務省的A 型密碼，隨後又破譯了日本的「紫色密碼」；1940年，日本外務省的B型密碼也被破譯。同時，美軍的偵聽站遍布夏威夷、關島和美國西海岸。④
簡言之，日本外務省的密電，沒有什麼是美軍不知道的。
比如，1941年7月19日，「美國破譯日本駐廣東總領事於14日發給外務省的電報，得知日本將以法屬印度支那為基地，進佔新加坡，以空軍和海軍『堅決粉碎英美的軍事力量』。這份情報的直接後果是美國和英國、荷蘭等國凍結日本資產。」同樣，「美國政府事實上完全知道東京給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指示及他從大使館發回的報告」。⑤
問題不在於情報破譯，而在於情報分析。
當時，白宮每天都會收到大量有關日本的情報。包括日本外務省同駐美外交人員的聯絡電報、日本駐檀香山領事發回國內的密電、監視日本軍艦動向的信息，以及美國外交官從東京發回的消息。⑥
這些情報亦真亦假，甚至相互矛盾，其中既有關於珍珠港的，也有關於菲律賓、關島、巴拿馬的——有關菲律賓的最多，涉及珍珠港的最少。
負責搜集、處理情報的部門同樣眾多，有陸海軍的情報署、聯邦調查局、海岸警衛隊、聯邦通信委員會、美國駐日本使館，及其他秘密情報機構。
這些機構互不統屬，很少合作。無法將眾多片面、破碎的情報，整合為可供美國決策者參考的有效信息。⑦
美國情報專家羅伯塔·沃爾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對以上情況進行過多年研究，並於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警告與決策》一書。她在談及美國情報部門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表現時，曾說：
「事後看跡象總是清楚的。……我們現在能看出它當時預示著什麼樣的災難，因為災難已經發生，但在事發之前跡象總是模糊不清，有各種互相矛盾的理解……總之，我們未能預見到珍珠港事件，不是因為缺乏有關資料，而是因為無關資料太多了。」⑧
此外，這些情報機構還存在一個短板。雖然他們在破譯密電的數量上頗有建樹，但從密電中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卻嚴重不足。通過「魔術」系統，美國能破譯日本95%以上的外交電報，但由於懂日語的密碼專家不足，他們並不能對已破譯的密電進行很好的分析，不免遺漏重要信息。
而且，至遲到1941年5月，日本已經發現了美國能破譯其外交部密碼的事實。此後，日本即不再用這一密碼傳遞機密信息，美國失去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情報來源。⑨
下面依據史料略作梳理，來看一看關於珍珠港事件，美國人事先都知道些什麼。
從1941的1月到12月，美國各情報機構不斷獲得有關珍珠港的信息，但都被淹沒在其他情報之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比如，1941年1月7日，山本五十六給海軍大臣去信，初步提出偷襲珍珠港的計劃。美國駐日大使格魯通過秘密渠道，獲知這個情報後，很快上報國務院。國務卿赫爾又立刻轉給海軍部和陸軍部，但海軍情報署直接將其標註為「又一個謠言」。
不過，與此同時，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Husband Edward Kimmel）卻判斷，日本「對珍珠港的突然襲擊（用潛艇或飛機，或兩者兼用）是有可能的。」當時的海軍部長諾克斯（Frank Knox）也認為：
「如果發生對日戰爭的話，日本將選擇襲擊珍珠港內的艦隊或者珍珠港基地作為開戰的時機。」⑩
圖：金梅爾，珍珠港事件後被解職
1941年9月，一份日本向駐檀香山領事詢問艦隊在珍珠港停泊情況的電報被破譯；10月，日本又有電報要求駐檀香山領事每周匯報兩次軍艦停泊位置。對此，海軍情報署並沒有特別在意，甚至沒有轉發給太平洋艦隊指揮官。(11)
美國為什麼沒有將這些訊息，從海量情報資料中篩選出來，予以重視呢？
我們必須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這些訊息的重要性獲得了重新認知。但在事件發生前，對美國的情報分析部門來說，從海量資料中將這些訊息的重要性識別出來，是一項難度非常高的工作。
當時，美國的決策層傾向於認為，日本不會真的敢於進攻美國。他們判斷，日本或者北上配合德國，一起進攻蘇聯；或者南下佔領東南亞，是更大概率的可能。當1941年11月底，日軍軍艦消失在美國的無線電監測中後，美國情報部門仍傾向於判斷：這些軍艦還在日本海域內。美國海軍中負責遠東情報的麥卡勒姆認為：
「從整個形勢來看，日本主要戰備矛頭所向，第一步是事實上支配和佔領泰國，第二步大概是迅速進攻英屬領地，例如緬甸和新加坡。」(12)
上述傾向性判斷，本身即是諸多情報資料綜合分析之後的結果，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證實具備可信度。在這樣的前提下，要從海量情報資料中，將並不算多的、與珍珠港襲擊相關的訊息識別出來，並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類似案例，在現代戰爭史上屢見不鮮。比如，國民政府1944年對日軍的「一號作戰」，出現嚴重誤判，也是囿於情報分析的慣性，認為日軍此次攻擊，在規模與目的上，仍與之前多次出擊相似，故雖然接獲有其他情報，但卻未能將其重要性甄別出來）
此外，在技術上，美國也認為，日本海軍不具備長途進攻珍珠港的續航能力，魚雷在珍珠港的淺海中無法發揮戰鬥力。
圖：珍珠港事件中，日本飛機從航母上起飛
不過，雖然未能充分識別出這些訊息的重要性，在美日談判破裂前後，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決策層，還是幾次提醒駐守珍珠港的美軍最高指揮官金梅爾，要求他提高戰備。1941年11月27日，海軍部甚至向金梅爾發出了戰爭警告。
可惜，美國終究還是低估了日本孤注一擲的決心，也小看了日本的技術能力——續航和魚雷在淺海的使用問題，都被較好解決，這使偷襲珍珠港成為可能。(13)
簡言之，美國未能從紛亂的情報中，識別出日本的真實意圖，這是珍珠港倉促遇襲的主因。所謂「羅斯福事先已接獲情報，卻故意按兵不動，坐待日本襲擊珍珠港，以挫敗本國反戰派，進而取得對日開戰的理由」，純屬無稽之談。
圖：珍珠港事件後，羅斯福籤署對日宣戰書
回到池步洲破譯的「日軍偷襲珍珠港情報」。
其實不難發現，池步洲自稱破譯的情報，並未直接顯示日軍將對美軍發起襲擊的日期和地點——日本搜集珍珠港的美軍軍事情報，並非離奇之事，類似的情報搜集，也發生在其他地區，而且在菲律賓等地情報通訊更為頻繁；池步洲自稱準確判斷出了日軍襲擊的具體時間 ，但破譯的電報中，並無支撐他這種「準確判斷」的信息。
這意味著，即便美方認真閱讀了池步洲破譯的密電（事實上，不依賴池步洲，美方自己也破譯了這份電報），他們所見到的，也只是一份僅具參考價值的普通情報，這類情報，美方手中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池步洲神話」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情報破譯能力很強。
事實恰恰相反。
國民政府對情報破譯工作的投入不可謂不大。如軍統重金聘任美國專家雅德利為技術顧問，一面指導中國破譯工作，一面培訓技術人員。但限於中國整體技術水平，成就有限。
當時，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只能譯出一些日本外務省比較簡單的密碼電報，比如日本政府向海外使領館拍發的通告等。池步洲自己也承認，「到了抗戰末期，日本陸軍密電碼研究仍無進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撐局面」。
至於軍事方面的消息，除了獲知一些氣象資料、水文報告，以及日本開往東南亞船隻的行程、航向外，中國對日軍的密碼電報，幾乎一無所知。附帶一提：山本五十六座機被擊毀事件，實際上也與中國無關，那是1943年4月，美軍截獲日軍密碼電報，提前獲知山本五十六將乘戰機前往布幹維爾島視察。(14)
當然，中國破譯日方情報的真實案例，也是有的。1939 年5月，日軍對重慶進行過兩輪大轟炸後，軍統技術研究所有目的對日軍電文進行破譯，頗有成效，發現日機出動後的及時報告，使防空部門可以提前發出警報，減輕民眾的傷亡。(15)
情報工作落後，使中國吃了很多大虧。最典型者，是1944年豫中會戰。因缺乏必要的情報來源，軍委會做出黃河北岸日軍人數不多、準備時間不足，依舊是一次局部攻勢的錯誤判斷。這使蔣介石在許昌一帶的平坦地區部署主力, 造成慘敗。戰後總結中，「各部隊謊報敵情，動搖軍心，且影響於上級之作戰指導」；「諜報人員素質及訓練不佳……所得情報非為不確實，即有或已失時效」，成為了重點反思對象。(16)
（完）
①張令澳：《侍從室回夢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03頁。
②池步洲：《我在抗日戰爭中偵破日本密電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135輯）》 ，第66~74頁。
③霍實子、丁緒曾，《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電檢譯所》。
④寧志一：《中國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碼嗎？》，《黨史博採（紀實）》2005年第2期。
⑤（美）利奧波德·羅森伯格/著，馬俊傑/譯,《二戰經典戰役全記錄：偷襲珍珠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第84頁。
⑥（美）內森.米勒：《美國諜報秘史》，譯林出版社1991年，第255頁。
⑦崔利波：《從珍珠港事件看美日情報工作》，《日本研究》1988年第4期。
⑧（美）內森.米勒：《美國諜報秘史》，譯林出版社1991年，第256頁。
⑨李安華：《珍珠港事件的「魔術」背景》，《軍事歷史》2001年第4期。
⑩翟曉敏、高金虎：《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情報失誤》
(11)（英）雷蒙德·帕爾默：《無聲的戰爭》，知識出版社1983年，第161、162頁。
(12)（日）實松讓：《情報站》，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9~141頁。
(13)翟曉敏、高金虎：《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情報失誤》。
(14)張令澳：《我的答覆》，《民國春秋》1997年第4期。
(15)寧志一：《中國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碼嗎？》，《黨史博採（紀實）》2005年第2期。
(16)劉熙明：《國民政府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情報判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