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不僅在文化強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且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更為密切。翻譯不僅有文化交流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社會價值。因此，在翻譯研究中需要全面考察譯作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語言價值、創造價值和歷史價值。
我國歷史上發生的幾次翻譯高潮，多是由中國譯者或外國譯者在中國大地上翻譯外國的東西，翻譯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比如，玄奘為滿足精神信仰需要的佛經翻譯，林紓和嚴復為引進啟蒙思想和改良中國社會文史哲的翻譯，徐光啟為傳播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科技翻譯，以及改革開放後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進行的大規模全方位的翻譯，都是把追求和實現翻譯的社會價值置於首位。
在中國翻譯世界的同時，世界也在翻譯中國。在中學西傳過程中，傳教士也將我國大量經史子集、文學作品和科技著作翻譯過去。這些翻譯不但促進了西方對東方的了解與東西方文化交流，而且由於傳教士們特別注重選擇翻譯能夠滿足他們需求的原著，因而較好地實現了翻譯的社會價值。
以中國農業科技典籍西傳為例。由於在中學西傳之時，受工業革命推動，西方國家在科學技術的很多方面都開始趕上甚至超越中國。因此，與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典籍翻譯相比，西方更重視翻譯中國人文社科典籍。但對中國農業典籍的翻譯是一個例外。
例外當然是有原因的。中國是傳統農耕大國，重農與農本思想是自古以來的國策與傳統。幾千年來歷朝歷代都很重視農業，並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和發展農桑的政策，從而造就了燦爛的農耕文明，產生了無數的農業科技典籍。
自從神農氏發現五穀以來，我國就不斷有農業科技成果問世。儘管絕大多數已經佚失，但保存下來流傳至今的仍有數十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獻中就有農業技術方面的零星記載。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著作中幾乎都有農學方面的論述，甚至還有「農家」學派專門研究如何勸農桑以足衣食的問題。漢代著名的有氾勝之著《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是我國現存最早和最完整的農書。唐代武則天時撰寫的《兆人本業》是我國第一部官修農書，陸羽的《茶經》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茶學專著。宋代編撰了《授時要錄》《大農孝經》等官修農書，其中的《陳旉農書》是現存最早反映江南農業生產的區域性農書，《蠶經》是專門研究蠶桑的農書。南宋時還出現過描繪農業生產過程的《耕織圖》。元朝設置司農司編撰了《農桑輯要》《王禎農書》，維吾爾族的魯明善撰寫了《農桑衣食撮要》。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貫穿了作者治國治民的「農政」思想，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的《乃粒》《粹精》《乃服》和《彰施》部分都是關於農業科技發明的著述。清代博採歷代農書彙編成《授時通考》。
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農業科學技術也是從先進的國家通過翻譯傳播到需要的國家。我國農業橫跨上下5000年，農耕文明長期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而作為農耕文明遺產的農業典籍也不計其數。不僅惠澤炎黃子孫，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正如中國古代科技有「四大發明」，中國古代農業也有「四大發明」：水稻栽培、大豆栽培、養蠶繅絲、茶樹栽培。即使到了18—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之際，中國農業科技的許多方面在世界上仍具有先進性和實用性，能夠為歐洲人提供所需要的技術信息並滿足他們的現實需求。
比如，《天工開物》中的種稻養蠶、耕田灌溉農具、提花機、多種原料造紙等，對許多歐洲國家改善技術與提高生產力仍具促進作用。反觀此時的歐洲，農業生產技術與工具依然十分落後：播種依舊使用人工播種且耕地的犁設計簡單原始、操作十分費力。而當時的中國已經在使用播種機，使用的犁更有效率、更省力。因此，西方很重視對中國古代農業科技典籍中的農業生產工具進行譯介，並將其作為改良本土農業生產工具的指南。
又如，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繅絲的國家，養蠶技術發達，蠶絲業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生產和貿易成為政府一大財源。而當時的歐洲蠶桑技術雖然有了一定發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經驗不足導致生絲大量減產。為解決法國當時面臨的蠶桑生產中亟須解決的技術問題，巴黎耶穌會士杜赫德、殷弘緒有目的地重點摘譯了《農政全書·蠶桑》中的種桑養蠶技術。1837年，儒蓮奉法國政府工部及農桑部部長之命將《天工開物·乃服》養蠶部分及《授時通考·蠶桑》翻譯為法文，名為《論植桑養蠶的若干主要中國著作提要》。後來，法蘭西廣學院的漢學教授德理文也翻譯了《授時通考》中的蠶桑部分。1850年，法國的埃德將《耕織圖》翻譯為法文，取名為《農耕與紡織圖詠——重農桑以足衣食》，在巴黎出版。由此可見，當時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農業科技典籍的翻譯把實現社會價值放到了首位，是為了解決農業生產與蠶桑養殖中出現的問題。
總體來看，中學西傳時代西方對中國典籍的翻譯有三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一是誰需要誰翻譯。傳教士們往往是自己主動翻譯，而非受中國委託翻譯，更不是由中國政府出資翻譯。二是需要什麼就翻譯什麼。對原著的選擇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對所譯內容的展現採用四字格的形式，簡潔明了，能夠最大限度對譯入語社會產生影響。三是翻譯的內容與方式很靈活。不一定非要全譯不可，而是需要什麼就翻譯什麼，需要哪部分就翻譯哪部分。而且不局限於某一特定典籍，還可以將分散在不同典籍中同一個主題的內容匯聚一起翻譯。
在大力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時代，無數的中華典籍正通過翻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湧向世界，將我國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帶給了世界各國人民，為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與過去的中學西傳典籍翻譯相比，新時代的中學西傳典籍翻譯也有三個非常顯著的特徵：一是翻譯者鮮有目標語者，而是我們中國人將自己的母語典籍譯成外語，因此譯文的地道性與可讀性問題很難解決。二是在翻譯選擇上缺乏對目標語社會需求的調查，這就可能導致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脫節。三是往往局限於案本而傳的全譯，缺乏根據市場需要對原著內容的取捨和同樣題材內容的整合。
基於上述分析，新時代的典籍翻譯研究應不僅聚焦於典籍翻譯與傳播策略方法等，也應研究譯作產生的社會價值。與人文典籍所具有的永恆精神價值不同，農業科技典籍中的許多內容在技術層面上已落後於當今時代，幾乎沒有用武之地，但是這並不等於翻譯出去就沒有社會價值。以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齊民要術》為例，即使在高度現代化的日本，時至今日仍非常受重視（或者說非常珍視）。日本成立了「《齊民要術》研究會」，研究作者賈思勰的學問被稱為「賈學」，而且在日本一直是顯學。「賈學」主要研究如何從《齊民要術》中汲取古為今用的智慧，發掘至今仍有價值的思想和技術，並在發掘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科技進行創新。這些研究在日本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農業和食品加工業中，不斷創造社會價值。
因此，我們今天的農業科技典籍翻譯研究，非常需要圍繞目標語國家的社會需求開展，並把研究成果及時傳遞給譯者，讓譯者根據目標語國家的社會需求去選擇與整合農業科技典籍，以便進行精準翻譯。只有這樣，古老的中國農業科技典籍今天才會在新時代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也才有翻譯和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規劃課題「中國農學典籍英譯與傳播研究」（SC19B11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5月26日第1933期 作者：孔令翠 詹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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