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覺得莫言想像力非常強大，說故事的能力也很厲害，就是天才。我一定寫不出莫言那種講故事方式的小說，那麼動聽的小說。
【編者按】7月16日，第25屆香港書展在香港會展中心拉開大幕。今年的香港書展將「年度作家」榮譽授予本土作家董啟章。相對於劉以鬯、西西、也斯、陳冠中等前幾屆的年度作家，董啟章顯得年輕，但是他產量卻不低，作品高達二十幾部，且部部精雕細刻，構思巧妙。
由此，他被梁文道讚許為「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王德威稱之為「香港有了另類奇觀」。
但遺憾的是，儘管多產，內地讀者對其卻知之甚少，直到2010年他的《體育時期》、《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才在內地出版。好在這兩部書算得上是他的集大成之之作，內地讀者得以管中窺豹，得見董啟章創作的大致狀況。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他如何評價書展？對內地作家又有著怎樣的認識？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董啟章先生。
採寫：李旭光 王宏
我是香港文學的一個「例子」
騰訊文化：作為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您如何看待「年度作家」這一稱號？
董啟章：當我得知書展今年選出我做「年度作家」的時候，第一就是覺得有點意外，因為過去四年選出的都是前輩作家。但是也非常開心，覺得這是一個榮幸，因為能夠排在四位香港文學前輩後面，所以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當然也覺得是一個責任，當年度作家我不會視為是我個人的一個事情，能夠過這個機會去讓更多人——不單是香港的讀者，還有內地的和其他地方來的讀者，都可以通過我作為一個「例子」，去觀察了解香港文學是怎麼樣的，一個作家怎麼在香港從事寫作，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在書展裡面的作用。
騰訊文化：您一直生活、寫作都在香港，您如何看作家的本土書寫？
董啟章：在香港寫香港會讓人覺得是本土書寫，也是正常的。事實上每個地方都有本土書寫存在，在這裡生活的人跟這個地方的關係非常密切，有可能不單是作家自己，可能他的上一代就是整個家庭在這個地方的有歷史背景的生活，然後就影響他的意識的狀態。跟這個本土或是他生活這個地方不能分開，所以無論他在寫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外露出來，即使沒有去讓人覺得他是特意處理這個題材，但是也會帶著很明顯的本土性。
但本土也有反面、負面的因素，就是排外，所以這個理解就說明這個東西有兩面，當我們內向的，我看一個方向的問題，本土本身沒問題，但是如果這個本土性的追求是我們能夠把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排斥在外面，那就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對我自己來說，就是一方面我是寫香港，但是我會引進其他具備普遍性和科學性的理論，做意向去探討人跟城市人跟自然的關係，我覺得這些題材都會超越香港本身，是關於這個世界這個時代的問題，從而避免可能產生的偏頗。
內地作家最喜歡格非
騰訊文化：您如何評價諾獎得主莫言的作品？
董啟章：第一就是對於莫言，實際上我不是每一部莫言的小說都看過。我覺得莫言想像力非常強大，說故事的能力也很厲害，就是天才。我一定寫不出莫言那種講故事方式的小說，那麼動聽的小說。莫言的爆發力也很強，在短時間能夠寫出一個長篇，我也絕對沒有可能，因為我身體沒有他那麼好。
我覺得我的小說裡面對社會、對時代也有很多的反思。反而我覺得他最困難的就是，我不確定這是否是內地作家共通的困難，就是把握不好政治的尺度，然後作家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應該講到哪裡才最合適。
騰訊文化：那您最喜歡的內地作家是誰？
董啟章：說我最喜歡的作家可能是格非，第一印象就覺得他的小說非常迷人，讀他的小說覺得有夢幻一般的魅力在裡面。後來到了2009年，我去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時候，格非也是參加者之一，在那裡我們就成為了朋友。
我就發現我跟他本人有點比較近，都習慣看書，而且思考的問題或對於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比較近。格非是作家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也在大學教書，所以他看的書、關心的問題跟我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認識他之後再去讀他的作品，感受就更深一點。
騰訊文化：格非是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那您如何看待現在內地討論的「先鋒文學消亡」的話題？
董啟章：所謂當年的先鋒作家，現在都不那麼先鋒了，風格有很多改變。我覺得格非也有改變，當然對他的改變不是變成了比較通俗那一種，我覺得他新的作品還有很深的對於社會的思考在裡面，不過當然寫出來的狀態要比他最早的小說是容易進入一點，你看到他的這個裡面的書室裡面的故事，這些都比較靠近現實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是正常的，無論是格非當一個作家的改變，或者是整個時代一代的作家的改變，在以前的時候，可能先鋒是有他的必要性的，但是後來大家可能也要受不同的對新的時代反應的方式，當然我們可能不一定會同意每一個作家的改變的方向，但是我覺得這個改變是必然的，可能到今天還是用先鋒時期的方法去寫。
我的作品也會對政治做某種回應
騰訊文化：您怎麼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作家與政治又應該是怎樣的關係？
董啟章：簡單點說就是我覺得不能說文學跟政治沒有關係，我覺得這個是太簡化了，實際上文學是跟所有東西都有關係，所以與政治的關係是其中的一種。所以如果說文學跟愛情有關係，文學跟幸福有關係，但是文學跟政治沒關係，這是不合理的。但是這個關係不代表文學就是政治。
另外一種說法是文學就是政治，文學裡邊表達的東西就是政治，所以最重要是用政治去判斷，去考量一個作品的價值，我覺得這又是一種簡化。用政治去判斷文學，會忽視文學的特殊性，然後不存在文學這個東西了。
在寫作以外，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裡面會有某種回應政治的成分，但是這跟一個作家在這樣的作品以外去談論他的政治見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最適合的就是一個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去做回應，而不是在作品以外去表示，但是他可以也一定有某些他的政治的觀點，並且他是一個生活在一個社會，一個政治環境底下的一個人，所以他也有自己的見解。
騰訊文化：您怎麼處理在寫作中遇到的瓶頸？
董啟章：寫小說可能有瓶頸。之前寫小說沒有覺得很大困難，因為可能我是一個比較有計劃的一個人，寫長篇也做了很好的準備，所以一般是按照我的計劃去寫就可以。
當然最近兩、三年的確遇到一點困難，就是我本來的三部曲再往下寫下去的時候，就覺得後續的部分不太順利，不是故事的問題，也不是人物的問題，是沒有妥善地找到一個形式，一種聲音，一種動力來實現我的構思。一個長篇不能單單是把這個故事這樣放出來就可以，一定有一個文字語言上的動力，讓自己寫下去的手越寫越起勁這樣子，但是我寫過大概是十多萬字，寫出來也可以寫下去的，但是沒有感受到很強得寫下去的動力，所以我就停下來，再去看看書思考一下，希望書展以後我可以繼續專注寫我後續的長篇小說。
延伸閱讀：
1967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曾任中學教師。1992年開始發表文章，現從事寫作，亦於香港中文大學從事寫作教學。主要代表作有《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小冬校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