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節期間，《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在觀眾中再次掀起了一股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用「再次」這個詞，是因為用電視節目的形式普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詩詞大會》並非首創，早在十年以前，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的《百家講壇》就曾經火遍大江南北，直接推動了「國學熱」。
在《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中，康震、蒙曼、王立群和酈波四位點評嘉賓的表現非常亮眼，他們正是從《百家講壇》開始，走上電視屏幕，走進千家萬戶。此外，《百家講壇》中還走出了易中天、於丹、閻崇年、錢文忠、紀連海等一批活躍於電視屏幕的文化嘉賓，為中國的電視文化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筆者在《百家講壇》供職十年，並且參與了《中國詩詞大會》節目的製作，有一定的心得體會。《論語·述而》裡有一句話：「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原本的含義是指孔子教導孔門弟子的進德修業之法。筆者在此用來總結《百家講壇》一以貫之的四個要點。
志於道
「道」即欄目定位，是欄目的立身之本。《百家講壇》的「道」，即弘揚與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揭秘」歷史系列，到《三國演義》《紅樓夢》，到《論語》《孟子》《莊子》，再到《史記》《資治通鑑》，最後到《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百家講壇》的選題範圍從單純為觀眾講述中國古代歷史開始，逐漸延伸至中國古代文學、經學、史學乃至蒙學。這是一個不斷向外擴展的過程，也是欄目組逐漸探索普及傳統文化的有益嘗試，事實證明，無論是收視率還是社會效益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家講壇》也憑藉此牢牢樹立了國內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第一品牌的形象。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宏大的概念，有著豐富的內涵。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以及中華人文精神等三個方面進行了定義：在思想上，強調「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傳統美德上，追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在人文精神方面，則蘊含著「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
以上三個方面的內容，不僅是《百家講壇》多年來努力貫徹的節目之「道」，同時也為欄目今後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與理論指導。
據於德
「德」在原文中的本意是道德，在此，可以理解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底線。《百家講壇》欄目從2001年創辦以來，連續16年來每日不間斷播出，能夠順利播出並且保證節目品質在一定的水準之上非常難，靠的是媒體人的堅持與堅守。
首先是節目內容的把關，央視作為國家級新聞媒體、黨的喉舌，播出的節目必須牢牢把握政治導向。《百家講壇》欄目的主要內容雖然不涉及新聞與政治，但仍必須嚴格遵守政治導向。在政治正確之下，節目內容要符合中國國情、尊重文化傳統，引導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審美旨趣。
《百家講壇》的節目形態非常特殊，「一言堂」的節目形式給了主講嘉賓極大的發揮空間，嘉賓以專家身份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國家電視臺的認可，因此在普通觀眾心中具有權威性，也因此，專家的選擇極其重要。《百家講壇》的嘉賓大多來自高校，這是因為節目內容需要高層次的專業人才，高校教師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專業上，都能最大程度滿足節目的需要。而對嘉賓的選擇，不僅要考察業務能力，還要考察業務之外的政治傾向與道德作風，無論公德還是私德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由於大眾媒體的特性，《百家講壇》欄目要求嘉賓的言論應當謹慎、客觀，這是一個表達觀點的時機，但更是一個傳播普及的平臺，既要嘉賓表達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與心得，避免節目重複陳詞濫調，又要尊重學界同仁的觀點。在尊重客觀事實的條件下，區分學界普遍觀點與「一家之言」的界限，向觀眾表達「一家之言」的特殊性與背後的論據支持。而這個環節也尤為考驗節目編導的能力，要讓節目講出新意，角度新、論據新、觀點新，而不是一味標新立異、譁眾取寵。
依於仁
「仁」是儒家觀點中最愛用的字之一，「仁者愛人」，孔子的「依於仁」是指行事要歸於仁道。而《百家講壇》的「依於仁」則是一個隱藏很深卻非常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節目內容所要傳達的「三觀」應當「依於仁」。這是一個不易於察覺的問題，但對節目的氣質和品質的影響非常之大。
「三觀」是現在的流行詞，一般是指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每個人的「三觀」都不同，如何讓一檔節目傳遞正確的「三觀」，是每個電視節目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有很多節目為了收視率，不惜惡意炒作，不僅傷害了電視觀眾，更惡化了電視行業與社會風氣。
《百家講壇》對於正確「三觀」的傳達，有著自己的標準：
首先，要傳達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無論是春風得意還是罷官貶謫，逆境與順境都是人生的常情，既要在逆境中努力奮鬥，遇到挫折也要樂觀面對，這是人生觀的層面。
其次，在世界觀的層面要有心懷天下、匹夫有責的責任和擔當。國歌裡有一句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的，縱觀近代以來的滄桑巨變，歷史上的光輝燦爛固然值得驕傲，但我們更應該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與警惕，我們一直都處於最危險的時候。《百家講壇》曾經播放過一個《中國故事·愛國篇》系列，用歷史上18位愛國英雄人物的事跡，勉勵國人守土有責、齊心協力。落實到個人層面，不必轟轟烈烈，不必為國捐軀，而是人盡其職，團結一心，從細微做起，從本職做起。
再次，在價值觀的層面，不過分強調愛的奉獻，但追求無愧於心，不損人利己。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生活很艱難，誘惑卻格外多，價值取向的問題尤為突出，一味向觀眾強調奉獻精神，反而容易引起逆反心理。我們崇拜那些在民族危難關頭力挽狂瀾的人，我們推崇那些在社會中默默付出無私奉獻的人，我們敬重那些愛崗敬業嚴於律己的人，我們也尊重每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但我們唾棄賣國求榮、譴責厚顏心黑、鄙視損人利己。《百家講壇》的每一期節目都應該是「三觀」鮮明的節目。
遊於藝
孔子說「遊於藝」，是指「六藝」，也就是禮、樂、射、御、書、數，簡要理解為君子應該具備的六種技能。在本文中，「遊於藝」指的是《百家講壇》的電視傳播技能。如果說「道」「德」「仁」歸於「道」的層面的話，「藝」則屬於「術」的層面。
在媒體高速發展繁榮的時代，《百家講壇》保留了最簡單的演播室單人傳播形式，有人說這不過是電視評書，也有人說這就是電視課堂，他們說的都對，又都不對。評書是曲藝形式，課堂是傳道授業解惑，而《百家講壇》則是把相對繁難的傳統文化知識，結合主講嘉賓的研究、理解與人生閱歷，用通俗明白的語言，準確恰當地傳達給觀眾，比評書有著內容原創以及文化含量高的優勢，比大學課堂有著通俗化、輕鬆化的傳播方式。
正因為單人傳播的單一形式，使得這是一檔看似十分簡單但要做好極難的節目。
首先，嘉賓難得。中國的專家學者不計其數，真正能夠適合電視傳播的嘉賓卻非常少。畢竟電視傳播，口才是首要因素，有相當一批專家學者有極強的業務能力與深刻的思想見解，卻苦於沒有清晰流暢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文字表達能夠縱橫捭闔、嬉笑怒罵，面對鏡頭卻木訥拙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嘉賓難得使得欄目培養成本極高，所以優秀嘉賓的「返場率」也很高，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康震等四位《中國詩詞大會》嘉賓正是由於每人至少在《百家講壇》有一百集以上的錄製，使得他們成為電視上的明星學者，他們本人的優秀與努力固然重要，而《百家講壇》給予他們鍛鍊與展示的平臺功不可沒。
其次，內容撰寫難。據筆者所知，《百家講壇》是電視界少有的要求主講嘉賓完成全文文稿的電視節目，一般的電視節目，有個嘉賓和主持人的發言提綱，有個節目流程就可以開錄了。但是《百家講壇》對主講嘉賓的文稿要求極高，在錄像之前一段時間，就要提供全文稿，也就是所有錄像內容都要在文稿上呈現，這對很多習慣了用提綱講課的大學老師來說，是一個艱難適應的過程。但這是保證節目品質的法寶，因為節目形態單一，所有內容由主講人獨自在鏡頭前完成，沒有主持人配合、解圍，也沒有其他嘉賓互相討論、激發，一人完成四五十分鐘的錄製非常難，如果事先不準備全文稿，往往在現場就會卡殼、混亂，甚至無法進行。因為撰寫全文稿的過程就是一個充實內容、自我梳理、自我肯定的過程，有了熟悉的全文稿，就有了錄製的底氣，無論對嘉賓還是對編導，都是高效的工作方式。
再次，電視化傳播難。《百家講壇》畢竟節目形態單一，對內容和主講嘉賓依賴性太高，在信息爆炸的多頻時代，如何吸引觀眾不間斷看四十分鐘的「單口相聲」，這是欄目組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僅是傳播知識的「單口相聲」，那麼我們的觀眾也可以稱為聽眾，電視和廣播也就沒什麼區別了。
電視媒體最重要的就是畫面，欄目組在電視表達上也做出了符合傳播規律的改進和更新。除了古文字詞的提示、短片的加入、現場大屏幕的使用外，還思考並嘗試過把錄製現場搬離演播室，到有特色的場景甚至是戶外錄製。目的就是要把電視畫面豐富起來，用視覺的改變帶給觀眾新意。以後，隨著傳播手段的進步，欄目組還將研發新的表達方式，以利於內容的呈現。
（作者為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百家講壇》欄目編導、《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執行導演）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