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2日下午三時，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著名作家莫言在高密市鳳都國際酒店召開了媒體見面會。
鳳凰網文化訊 2012年10月12日下午三時，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著名作家莫言在高密市鳳都國際酒店召開了媒體見面會，與國內外記者分享了獲獎後的感受，並回答了在場記者關於黨派、政治、釣魚島、莫言熱等的提問，鳳凰網文化記者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進行了報導。在記者會上，莫言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在回應有關抄寫《延安文藝講話》爭議時，他表示並不後悔，因為它有合理成分。
以下是記者會主要答問實錄：
記者：首先恭喜莫言老師。就是有一些中國的藝術家，他們說莫老師跟共產黨的關係有些密切，就是因為您參加作協，而且今年就是又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後有些藝術家就說，莫老師站在權力的角度去看社會，然後我想問莫老師，他們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
莫言：這樣的批評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對我來講，有的是沒有道理的。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
我上個月在上海也著重的回答了這個問題，當時有一個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在跟我對談的時候他說過，他知道文學是幹什麼的和為什麼幹，原因是因為他讀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後他就問我，你對這個《講話》怎麼看，我說這是一個在網上炒了很久的問題，而且也是讓我挨了很多罵的問題。
因為毛澤東的《講話》是歷史文獻，他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這樣一個文獻在當時那種社會歷史背景下，對被推翻腐朽的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於這個《講話》過分的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分的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著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跟提高的關係，他說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還有《陽春白雪》是吧，講這個民間藝術跟外來藝術的關係，講生活跟藝術的關係，他講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他講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
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而且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麼敏感的政治嗅覺。我當時覺得就是大家要出一本書，然後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後來這件事情發展這麼大，出了這麼多的批評、意見和辱罵，這是超出我意料的。
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我覺得我抄這個《講話》，跟我的創作沒有什麼矛盾，我抄他的，是因為他裡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為他已經不能滿足我創作的心靈需要。
和中共關係是否過於緊密，您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來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他文學的氣質、文學的特質來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諾貝爾在歷史上曾將獎盃頒發給過法國共產黨員薩特、蘇聯共產黨員肖洛霍夫等。可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是在被千百萬人閱讀。
我在中國工作，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開始，就非常明確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這種階級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那麼很多人認為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和共產黨關係比較密切，就不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我覺得這也是很難有說服力。
這次文學院把這個獎授給了我，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如果按照政治獎的勝利，我是不能得這個獎，也得不了個獎。所以現在說明瑞典文學院比發這些議論的人要高明，這個獎是文學的獎項，我因為文學而獲得了這個獎項。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要跟共產黨的關係密切和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用什麼來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在網上批評我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共產黨人。他們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那麼就認為我就是跟共產黨密切他們不密切，這個我覺得也是莫名其妙。我的一點觀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作家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人的命運，人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
如果這些人讀過我說的書，或者在座的朋友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的，也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的寫的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那這種批評沒有道理的。
記者：莫老師您好，您有沒有看過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馬斯·特蘭斯特羅默的一些著作，或者其他的瑞典作家的著作，您對他們有什麼看法？
莫言：瑞典詩人特蘭斯特羅默的詩，我讀過一些，我覺得寫得非常好。他寫的詩不多，但是幾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質量非常高。當然我想在翻譯的過程當中還可能使他的很多藝術品質沒有得到非常完美的表現，僅僅就我們看到的翻譯版本，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我對瑞典了解甚少，只去過一次，走馬觀花，所以關於瑞典社會或者其他方面東西說不出一個究竟來。
記者：莫老師您好，我是山東電視臺的記者，我知道您的故鄉山東高密是您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創作素材，這個跟獲獎有什麼樣的聯繫，您今後的創作方向是否會有所變化？
莫言：作家對故鄉的關係實際上跟所有人對故鄉的關係都一樣，當你在這個土地上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跟你的密切的聯繫，一旦當你離開這個地方，你就會產生一種魂牽夢繞的感受。對作家來講可能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尤其像我這種以「鄉土」為主要風格的作家，所以我早期的作品中人物、語言、事件等都是取自於鄉土，鄉土對我的依賴性更強。鄉土也不是永遠寫不盡的，如果要不斷的寫鄉土就要對鄉土的變化了如指掌，深入了解鄉土的氣質，對鄉土發生的變化非常的清楚，然後才可能持續不斷地寫。
記者：莫老師您好，我是中新社的記者，這次您獲獎以後網絡上有很多言論說您會引起一些莫言熱以及文學熱，您希不希望這樣的現象發生？另外您認為中國文學健康的發展在接下來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莫言熱，如果不幸引起的話，我希望這個熱儘快冷卻，頂多一個月，或者儘快忘掉這件事情。由此會不會引起一種文學的熱情這個我很期待，我希望大家能夠把更多的時間用在閱讀文學作品、寫作文學作品，也希望更多的讀者讀書。當然我也希望作家能夠更加努力的創作，寫出不愧於讀者，值得閱讀的小說或者詩歌等。
記者：莫老師您好，我是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記者，雖然您很多作品都是以家鄉為主的，但是現在您有很長時間在北京工作，未來的作品有沒有可能以城市為主？
莫言：我的小說確實是寫了很多的農村題材，還有我本人也在城市裡生活很多年，但是實際上我後來寫作裡面城市對我的影響也已經在小說裡得到了體現，但是我沒有把它完全放在一個明確的背景裡，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還是寫到很多在鄉土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城市，也就說我的鄉土文學已經和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有了很大的變化，它已經是變化的鄉土，已經是城鎮化的鄉土，這樣城鎮化的鄉土在大城市的生活當中有區別，但是已經區別不大，所以你如果說我一直是一個鄉土作家，那麼嚴格地說，也是不太能夠讓我服氣的。
記者：會有機會到香港去嗎？
莫言：會去的，一定會去的。
記者：我是香港電臺的記者，想問老師兩個問題，第一是老師怎麼看中國出版自由問題，這國家真的是自己想出什麼就出版什麼嗎？另外你怎麼看現在的中日關係發展，還有您有兩本書，都是講計劃生育問題，你現在怎麼看這個問題？
莫言：出版自由和出版不自由這實際上都是相對而言的，我覺得在很多海外的國家裡面涉及到宗教問題的時候，有的出版也受到限制，經常因為一本書引發一個族群強烈抗議的事件，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中國的小說寫作、小說出版你說他完全自由，當然這不是。因為，在我們過去的十幾年裡幾十年裡確實有一些書被拉出來點名，有的書會被有關部門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是你如果讀一下現在那些公開的出版的書，然後再讀一下我們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公開出版的書，你就會發現這種出版的寬度已經放寬到令人驚訝的地步。
我們對中日關於釣魚島爭端的問題，首先我覺得爭端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沒有爭端的話那幹嘛會鬧得這麼大。而且我想要完全解決爭端似乎也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國勝了日本敗了，爭端就解決了嗎？日本敗了他就會承認中國的合法主權麼，反過來也是一樣。所以戰爭也解決不了爭端問題，那麼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按照上個世紀70年代中日建交的時候，老一代的中日兩國領導人採取的比較高明的措施：擱置爭端，先談友誼。你把他放在一個地方也影響不了兩國人的睡眠和吃飯，甚至這個地方可以讓魚類生活的更好一點。
我去過韓國和朝鮮的三八線，這個三八線是無人區，兩國誰也不能過去，這個地方就成為動物的天堂，全是鳥，全是野豬，樹木非常的繁茂。所以擱置爭端有時候這個功能是很好的，海洋上的爭端暫時擱置一下有時候也是魚類的福音。現在人類捕魚捕的這麼瘋狂，有一個爭端的地方誰都別進，讓魚過去，魚類會感謝人們，感謝你們。
記者：您好，我是大眾網的記者，您在微博中說到「感謝朋友對我的肯定，也感謝朋友對我的批評，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您看到什麼樣的人心，看到什麼樣的自己？
莫言：關於諾貝爾獎網上的爭論大概持續20多天了，甚至更長時間，我也沒有刻意去留意，只偶爾上網看到各種各樣的意見，有的是挺我的，有的是批評我的。批評我的意見，剛才法新社記者也提到了，我抄了延安講話等等，有一些謾罵，甚至都人身攻擊了，這個我忽略不計了。但是有一些對我藝術上的批評，比如批評我的小說語言「泥沙俱下」，我的小說立意不高，我的小說存在很多地方上的重複等等。藝術上的批評當然是對我的幫助，可以讓我的創作提高準確度，避免錯誤避免缺陷，挺我的人就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對我的愛護，希望我能夠獲得這個獎項等等。
就像我剛才說的各種各樣的人發表各樣各種的言論，這不是言為心聲嗎，就見到了人心，見到了自我。我過去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喜歡，也不知道有這麼多人討厭我，甚至仇恨我。因為在過去的時代裡一個作家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只有在網際網路時代、在微博時代，作家獲得了這樣的機會，有了這麼一個平臺，有了這麼一個話頭，然後我才知道，原來這麼多人喜歡我，喜歡我的作品。原來這麼多人對我咬牙切齒，原來這麼人對我的作品有這麼中肯、這麼尖銳的合理的批評意見，是通過這個我才認識到人心和自我。
記者：莫言老師，我想問一下，就像剛才法新社問到關於體制類的問題，您也說您現在的作品也在批判社會的黑暗面。當您作為一個作家，作品存在爭議的時候，您有沒有考慮過，像高行健一樣離開這個國家呢？
莫言：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嗎，我連高密都不想離開，我就想待在高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生我養我，我熟悉這個地方，這裡朋友很多，這裡的食物特別適合我，所以我不會離開。而且我也認為，一個人他有各樣各種選擇的自由，選擇離開中國到國外去生活去寫作，我覺得也很好。有的人選擇留在他的故土寫作，這也很好。你不要認為誰出去，誰就是不愛國，誰沒有出去誰就愛國，這都是非常片面的認識。誰願意走就走，誰不願意走也不要強迫人家。我們過去有一句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是孔夫子的教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對的，「己之所欲，強施於人」也對嗎？你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好，你覺得羊肉特別好吃，你讓一個不吃羊肉的人吃羊肉對嗎？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自由，他自己認為好，他就可以這樣做。
記者：各位好，我們是香港文匯報的記者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假如您向全世界的讀者推薦一本漢語言文學的文學著作，包括古代的、現當代的、也包括港澳臺地區的、大陸的，您會推薦哪一本？當然您可以推薦您自己的。第二個就是今年12月底您會去瑞典接受這個獎，您現在開始醞釀這個發表演講的稿子嗎？您會講些什麼？謝謝。
莫言：在浩如煙海的書，推薦一本簡直是一個要命的問題，因為起碼有幾十本書一樣好，甚至有幾百本書一樣好，所以這個問題我就不回答了。那麼至於去瑞典領獎我當然會去，而且演講也會講，但是在上來講什麼我還沒有完全想好。所以今天出席一個這樣的記者招待會，我也不願說，我覺得這種即興的回答，往往不符合嚴密性，表達的意思也許沒有完整的表達，或者對記者們的問題沒有完全地理解，往往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所以我想在瑞典的演講需要寫一篇講稿，但現在無法透露，因為沒有想好。如果我現在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訴你，那我就可以不去瑞典，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