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駱振心
近期，土耳其貨幣貶值再次牽動著國際金融市場的神經，美元兌裡拉匯率創出歷史新低，今年初以來貶值將近30%。為應對貨幣急劇貶值，土耳其當局不得不更換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並放寬了對土耳其銀行的掉期限制，試圖穩定匯率市場，但總體看效果並不明顯。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明確指出，土耳其替換央行行長可能會改善貨幣政策的可信度，政策設定是評估土耳其央行的關鍵，但土耳其央行的緊縮措施不足以扭轉裡拉的下跌趨勢。土耳其陷入貨幣危機的邊緣，也為世界新興經濟體敲響了警鐘。
2018年土耳其匯率曾遭受過暴跌，直接導火索是由於國際外交和政治原因，美國宣布對土耳其內政部長和司法部長實施制裁，大幅提高土耳其鋼鐵和鋁產品的進口稅，制裁迅速波及到金融經濟領域，土耳其裡拉應聲暴跌。近期土耳其裡拉暴跌，直接的原因是地緣衝突，土耳其公開表示支持亞塞拜然，將自身捲入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地區衝突之中，加劇了地區政治風險。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出現大衰退，土耳其原本脆弱的經濟遭遇到困難，經濟持續低迷。
雖然土耳其匯率的下跌都是由地緣政治風險所引起的，看起來是短期的不穩定因素，具有偶然性。但是，如果從長期看，土耳其裡拉實際上早已經處在貶值通道，2014年1美元可兌換1.8裡拉，如今出現了大幅貶值。其中，2018年貶值幅度為39%，2019年貶值幅度為12.81%，今年貶值幅度近30%，貨幣貶值是連續性的，也是長期的趨勢。儘管土耳其一直迫使央行對外匯市場進行幹預，通過在市場上出售美元來提振裡拉，但是裡拉持續貶值的態勢並未得到控制；而土耳其的外匯儲備卻在不斷減少，加重了市場的擔憂，反而強化裡拉的貶值預期，這說明土耳其貨幣貶值是長期的經濟因素所引致的，絕非偶然，也不是靠短期的匯率政策所能改變的。
土耳其貨幣長期貶值反映的是經濟結構的缺陷，是各種長期因素積累的結果。一方面，內部經濟結構失衡。土耳其製造業不發達，服務業佔主體地位，高於工業和農業比重，旅遊是外匯的主要來源渠道。土耳其缺乏資源和能源，資本、工業消費品等都需進口，屬於外向型經濟體，採用進口型替代工業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增長嚴重依賴外部動力。土耳其經濟的內部增長動力不足，主要依靠外部資本的流入來支撐經濟增長。土耳其還嚴重依賴外部需求，外貿佔土耳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40％以上，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與土耳其經濟結構失衡相對應的是，土耳其金融市場積累了前所未有的風險。一是外債債臺高築。據統計，土耳其的外債存量佔國民收入的比率，已由2008年38.4%躍升至2018年的59.4%，十年提高了21個百分點。二是貨幣超發。2003年至2018年，土耳其貨幣發行量增加了24倍，通貨膨脹率一直居高不下。三是資產價格飛漲。2010~2019年間，土耳其房價每年以8％~15％的幅度上漲，漲幅位居世界前列。
在這樣的經濟金融結構下，一旦經濟增長遭遇動力不足，企業收益無法有效彌補國際借貸成本時，很容易引發市場恐慌和資本外逃。在新冠疫情衝擊下，根據IMF預測，今年土耳其經濟將萎縮5%，政府和企業的收入都面臨著下降，償還外債的能力嚴重削弱；而預算赤字佔GDP比重將達到5%，短期債務已經佔到了GDP的20%，面臨著嚴重的債務危機。裡拉的貶值使得這一狀況更加惡化，土耳其短期內要麼調高利率以控制通脹，要麼放棄捍衛裡拉的幣值，但都會損害經濟發展，土耳其貨幣危機已經一觸即發。
土耳其貨幣危機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將會給世界金融體系帶來動蕩。一方面，歐洲銀行首當其衝，金融體系遭受考驗。整個歐元區銀行對土耳其的貸款規模約1500多億美元，西班牙、義大利和法國的銀行對土耳其發放的未償還貸款最多，遠超過美國的銀行，一旦貸款無法收回，將導致歐洲銀行遭遇重大損失。土耳其貨幣風險極可能向歐元區輸入，引起連鎖反應，最終引發新的問題。另一方面，會引發市場對新興經濟體風險的重新評估。在當前世界經濟還處在衰退的時期，市場信心比較脆弱，美元仍然是避險貨幣，土耳其貨幣危機一旦爆發極有可能會引起全球資金回流，強勢美元會引發新興國家貨幣貶值，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土耳其政府已經缺乏有效的政策手段來應對當前複雜的局面，國際貨幣組織應當密切關注土耳其匯率變動，適時介入，防止土耳其貨幣危機風險向外溢出，防止「蝴蝶效應」發生。一方面，一旦土耳其貨幣危機爆發，應當第一時間介入，向外界傳遞積極信號，保持市場信心，穩定匯率預期。加強對土耳其的援助，提供美元貸款，協調減免土耳其有關債務，防止出現流動性枯竭。另一方面，應當協助土耳其政府改變其貨幣財政政策方向，促進土耳其增長模式轉型，恢復正常對外貿易，使土耳其經濟回到正常運行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