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一男子將79歲的癱瘓母親活埋！老人在墓坑中存活3天，被救後為兒子求情！最讓人不理解的地方是，58歲的馬某居然要活埋自己的親生母親；而報案人，則是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說，親生兒子要殺母親，最終兒媳婦報警救了婆婆！
關於這個話題，在網絡上引起熱議。孝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古代，曾經以孝文化為支撐的舉孝廉更是統治者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方式，由此可見，孝文化是多麼的重要。那麼，不孝肯定會受到嚴重的唾棄與懲罰。這篇文章我們就走進古代的江南地區，看一看這裡不孝的女子受到了怎樣的懲罰。
「孝」的觀念被無限擴大，在性質上，它不僅作為道德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及人們的內心信念約束人們的行為，而且出禮入法，具有法律規範的強制性。「不孝」作為不赦之大罪，為歷朝法律所嚴刑禁止。從內容上，對「孝」的要求超出子女對直系尊親屬的贍養侍奉而涉足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各個家族也在族法、家規中對不孝做出了具體而詳細的規定，大體可分為五種不同程度、類型的懲罰。
第一種是懲戒和警告，包括訓斥和記過，這是最輕的。江蘇武進《徐氏家譜·家規》：「一定各要子盡子職，婦循婦道。儻堂上無歡心，階前有異志，準用家法重懲不恕。」嘉慶七年江蘇鎮江《潤州朱方鎮尤氏族譜·家訓十條》「孝父母」規定，族中若有不孝父母的子孫，「長房當以孝道教訓，委曲開示。教而不改，然後治以家法。」
再如順治十五年浙江《餘姚朱氏宗譜·一本堂前代宗規》載：「一本子弟，敢有不孝不悌，先懲後罰，董之家督。家督不能治其罪，正之宗長；宗長不能正其罪，公鳴當事，以為不法者戒。」由此可見，每個家族對族中不孝之人先給予懲戒和教導，沒有效果再給予處罰，這表明家族期望不孝子孫能主動改過自新。同時也規定了懲治執行者的級別，亦是一級一級遞增，先是每個小家庭的家長或家族中每一分支的長房即長子，然後是宗長即族長，最後是官府以國法處之。
第二種是解除或部分解除與家族的關係，如停米、革胙、不給田產、革祭、被休等。常熟鄒氏家族規定：「不孝不悌、賭博、健訟、酗酒、無賴並僧道、屠戶、壯年遊惰、蕩費祖墓及為不可言事，自取困窮者，概不準給。」這就明文規定了族中若有不孝者，不許給予田產，從而約束族人的倫理與行為規範。
在幾個解除與家族關係的措施中，「革祭」和「出族」的懲罰程度最重，因為「宗族成員只有姓氏入譜，才算真正獲取族籍，生前入族，死所歸宗，有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依託。」而出族就意味著將在族譜中除名，更不可能進入祠堂。如乾隆四十四年江蘇鎮江《大港趙氏宗譜·宗訓》規定：「不孝不弟之人，與眾共棄，不許入祠。」光緒五年浙江紹興《會稽中望坊沈氏家譜·宗約》載：「祖宗垂訓子孫，如有不孝父母，及不敬尊長者，必先治以家法，責令改悔。若再違犯，分別輕重，革祭鳴官。」「革祭」即死後不許入祠。
再如同治四年江蘇丹陽《延陵荊村吳氏宗譜·祠規》「禁不孝」：「父母一身之本，孝順百行之原。人若不孝，何以為人？但不孝多端，為非以父母，尤不孝之大者，如犯此等重則，送官痛治。輕則量加責罰，許其自新。再犯各加一倍，甚至毆辱父母，比重倍加，生不入祠，死不立主。如婦不孝，輕重照前，坐夫。」丹陽吳氏宗譜就明確規定了如果媳婦不孝順，重則送官，輕則責罰；若屢教不改，則生不能入祠，死不能立主，同時丈夫還要連帶懲罰。清代江南家族對「休妻」還是很慎重的，但是對於屢教不改的不孝女子絕不手軟。
如同治十二年江蘇《毗陵孫氏家乘·宗約》規定：族中若有「悍妒之婦，不孝翁姑，不敬夫子，不和妯娌，不顧子嗣，而其夫懦弱不能制者，族眾至其家，面為勸諭，講明柔和順從之婦道，令其改過自新。諭之三次不改，亦公議以不孝去、妒去、多言去之條告祠而出之，即命婦及巨室之女，亦不可留。」而被休對於女子而言是最嚴厲的懲罰，因為被休的女子既不能入夫家祠堂和族譜，亦不能入娘家祠堂和族譜，成為「無根」之人。
第三種是刑罰，即通過武力等強制手段懲罰，如罰跪、鎖禁、笞杖等。如光緒十五年江蘇無錫《毘陵安尚橋邵氏宗譜·家訓六條》規定：「如有忤逆不孝者，凡在族中，便揭此篇朗誦，罰令跪聽而痛懲之，不可任其長惡，有愧祖宗也。」再如康熙十二年江蘇武進《毗陵周氏宗譜·家訓》：「族中若不順從父母者，議杖議罰；如有輿父母垢誶之聲者，倍杖倍罰。」
道光十三年江蘇《江陰袁氏宗譜·族範》：「族中倘有不孝，宜於祠內懲之。再不後悔，責以公刑。」對於不孝者，先在祠堂內部由族長、家長等進行責罰，如讓其跪聽家訓，期許能改過自新；若不能悔改，則要召集全族成員，對其杖罰。那杖罰的程度如何呢？
康熙三十五年江蘇《長溝朱氏宗譜·祠規》規定：「族中子弟以孝悌為先，如不孝不悌，確有實據，或夫兄出首，或鄉黨公舉，不孝責四十板，不悌責二十板；再犯復擇；三犯為人類所不齒，逐出祠外。」同治十一年江蘇常州《夫椒鈕氏家乘初編·祖法》：「事親不孝，鳴之通族，重責四十，斷不可貸。」可知，清代江南家族對不孝者的杖罰一般為四十板。
第四種是處死，如《戴氏宗譜》：「倘族眾不受族房長約束，仍有妄作妄為等事，族房長查出帶至公所，嚴加懲治，以警將來，設或罪犯重條，不必送官，或捆埋土中，或捆沉河內。」對於家族是否有處死族人的權利，清代各朝政府持不一樣的態度，這一問題在後面會專門討論。
第五種是鳴官，即送交官府，依國法懲治。光緒十八年江蘇常熟《範氏宗譜·義莊宗禁》：「孝為百行之先，本良能之至性，逆乃五刑首禁，為國法所不容，有犯必誅，宜思其咎。」光緒十四年江蘇崑山《遷昆李氏家譜·族規》：「各總有大不孝者，其父母告與大宗，而合族無異詞，乃告於祖廟、告於官，以正其罪。」
再如嘉慶二十一年江蘇《金沙魯莊石氏族譜·家規十二則》：「孝為百行之原，若為非遺累，即甘旨供親，亦不得為孝。更有怒色惡聲，觸犯父母，缺奉養而不顧，其於禽獸何異？初犯者輕為戒飭，令其速改；再犯者，會眾依律處治。」可見，送官依律懲處是家族教育、懲罰都不能奏效後的無奈舉措。
綜上可見，雖清代江南各個家族對不孝的懲戒方式不盡相同，但仍有一些共性，首先對初犯者都秉承寬恕心態，期盼通過警告、教育等方式能改過自新；其次對屢教不改者則嚴懲不貸，或刑罰或處死或送官；再次懲戒方式有輕重之分，輕則依家法戒飭、停胙、杖責；重則革祭、削譜、送官甚至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