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第一是狀元，採訪、上報、掛橫幅，第二即使只差兩分也不會有人記住」
送小林來臨川讀高中，是張英夫婦在孩子上初中時就設計好的路。為此，他們拒絕了留在原籍讀書2萬元的物質獎勵。
在學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廣場上，幾張大紅色的「喜報」欄從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華北大學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點院校的學生名單。
校長王昱不喜歡把自己的學校和衡水中學這類「超級中學」比較，他認為這是「片面地看到我們高考成績好」，他更喜歡和記者談論學校這幾年大力舉辦的文體特色活動。
「片面地追求升學率，肯定是不合適的，」校長王昱說，「但是有升學率是一所學校的榮耀，真不是犯罪。一個學校如果連升學都管不好，它絕對談不上素質教育。」
這座小城，曾走出湯顯祖、曾鞏等歷史名人，但是家長更津津樂道於一串數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狀元出自臨川一中，38名學生進入清華北大，而清華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額僅有166個。每年高考成績出來，這個數字都會被地方媒體大肆報導。
這場逆襲以2002年為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臨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學生以當地生源為主。2002年，撫州市成立了臨川教育集團，將臨川一中、臨川二中和撫州一中三所學校納入集團進行統一管理。據當時媒體報導，集團剛成立時，政府鼓勵這幾所中學面向全國招生，還成立專門的宣講團四處擴大影響。2004年，12名學生考上了清華北大，隨著名氣的擴大，短短5年，包括復讀生在內，臨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華大學的熊峰迴憶，在他中考那年，縣裡前10名，都會接到臨川一中打來的電話，提供免學費免房租的優惠政策。
在過去幾年的臨川一中，這些外地的優等生源往往會構成「喜報」上的主力軍，在校長辦公室裡，一面牆壁的正中懸掛著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
「臨川一中都是看清華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說每個人都為了考清華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來，人家就會說，這個學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讀家長告訴記者。
招租也打著類似的名號。有的專門將「狀元樓出租」幾個字放大，在括號中寫著「如果考上狀元，租用費用全免」。有一戶人家，在陽臺的防盜窗上掛上一條巨大的紅色橫幅，慶祝租在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張英租住的樓房，就是2008年新校區搬遷時，當地農民建造的。房東小王說，「學校開始造，我們也開始造」。還沒修好門前的水泥路，就已經有家長過來住，這幾年租戶從未中斷過。「我們希望學生考得好，這樣就有更多人來住。」
這裡流傳著許多故事，有的人在這裡待了八年十年，只為了把3個孩子都送去大學；有的人辭了年薪幾十萬的工作，陪孩子最後一年；兩位來自別處小縣城的學校老師，在高三那年，母親請假一年來這裡陪孩子讀書，父親留在家鄉的學校為妻子代了一年課。在很多人眼裡，全家再大的事大不過高考。
帶著3個孩子陪讀8年，把大女兒送進北京大學的席雯，就是「媽媽幫」裡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辭去廣東一所小學教師一職，帶著3個孩子遷往臨川。她講到陪大女兒時，晚上洗腳水都要打好，讓她邊寫作業邊泡腳。有人說她「你太慣孩子了，以後自理能力很差」。
「她讀書那麼累，我幫她做一點有什麼關係。」席雯毫不在意地說。不過她馬上舉例說明，自己女兒上北京大學後，會做菜，回家還會幫她帶弟弟妹妹，「很獨立」。
楊金梅的小兒子還在臨川一中讀高一，她就來陪讀了。去年夫妻倆關閉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幾年的門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為「泉州到撫州有直達的高鐵」，方便看孩子。
她還記得，兩人送兒子回來讀書的那天，她看到許多家長在這兒陪讀，問兒子要不要留下來。兒子心疼他們放棄生意，說「不要了」。楊金梅坐在車裡，「眼淚一路從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兒子躺在床上，用一本書蒙著臉，她猜測孩子也一定很捨不得。
最後她決定陪讀，是因為不願小兒子重蹈大兒子的「覆轍」。大兒子從小在外婆家養大，初中讀完就出來打工，「走到彎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險的信號。相比學習，兒子更喜歡打籃球，看到嶄新的球衣，「眼睛都發亮了」。然而剛剛過去的期中考試，一向數學成績優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這樣的成績會錯失「零班」。而進了「零班」，就相當於一隻腳踏入重點大學的保險柜。
進入高二，40多個班級會被分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學生將享受最好的教師資源，「連學習資料都是免費的」，高考時，由學校安排車接車送。
一位父親稱根據自己的長期觀察，「下課後，如果這個班教室門口幾乎沒有學生出來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來的不多，就是A班，出來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掛出來，而是敲打在每個學生，甚至每個家長的心上。
一位臨川一中走出的學生在網絡上寫道，「零班」老師喜歡說，「我們缺的是清華北大，武大廈大之類學校誰考上對我們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狀元，採訪、上報、掛橫幅，第二即使只差兩分也不會有人記住」。
王芳菲的女兒不在「零班」，「有時候女兒回家會說，你們這些大人，早就把我們分成三六九等了。」但這位愛讀龍應臺作品的母親安慰女兒，「你走完人生該走完的路，以後不會後悔就好。」
因為孩子沒考好，楊金梅的丈夫著急地打長途電話過來，「兒子，難道我和你媽媽這樣的選擇是錯誤的嗎？」重話一出口，他又有些後悔，偷偷打電話給老婆讓她安慰一下兒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讀，去年暑假，張英看到這塊上重點大學的紅榜，會和兒子開玩笑，「什麼時候你的名字能寫上去咯？」但是今年她從來不說這樣的話，「不能給他太大的壓力」。
「高三了，也該來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開學的日子，也是張英來到上頓渡鎮的第一天。此前，專門僱了一位農村的親戚照顧幾個孩子，可「高三了，也該來了」。
許多的陪讀家長都遵循這樣的軌跡，「高三了，也該來了」。
王芳菲的女兒升入高三，打電話告訴她，「媽媽，無論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小孩的路還很長，萬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學校，有怨言怎麼辦。」一直奔忙於職場的她，從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臨川讀書，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這個決定時，幾乎沒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來，她還是心軟了。
在臨川單獨租了一間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從十多年沒怎麼摸過的鍋碗瓢盆開始，一點一點融入女兒的生活。
如今張英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個鎮子的節奏。
樓下牛奶店，即使顧客忘記帶購物卡，老闆娘也可以先賒著帳；小超市裡，零食種類不斷更換，滿足孩子多變的口味；步行20分鐘的菜市場裡，野生黃鱔60元一斤，她買起來毫不猶豫。
但在臨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標籤，一次在菜市場買肉時，她和同行的陪讀媽媽被不斷擠到後面，朋友著急了，嚷道：「你們不能這樣對我們，你們不還是靠我們這些外地人養活。」
進入高三最後一個學期，張英明顯感覺到，「壓力更大了」。
考試多了起來。摸底考、省聯考、超級中學大聯考、穩派名校聯考、還有大大小小的月考……每次考完，就是孩子情緒的低谷期。
在飯桌上，3個孩子中一個耷拉著腦袋，沉默地扒著飯；一個搖搖頭，把碗一推，說「吃不下，沒食慾」。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則會拍著桌子，大叫著「我要炸學校」。
張英開玩笑「吃飽了才有力氣炸學校」，半哄半騙地讓孩子們好好吃飯。
私下裡，她專門拿個本子記錄菜譜，68個菜樣，前面打著勾的，是她暗自觀察出受歡迎的菜，比如「排骨蒸芋頭」「紅燒帶魚」等。
夏天到了，她堅持要把菜燒得辣一點，「這樣孩子們才有食慾」。「談心？都不怎麼談，他們的壓力已經夠大了，」 張英抓起一把紅辣椒，放進滾燙的油鍋中，「家長只能每天盡琢磨吃的了」。
如今在清華大學讀書的熊峰記憶深刻，高三快臨近高考時，他有幾次模擬考試沒考好，「心裡不太痛快」。晚上寫完作業，他躺在被窩裡玩手機，被母親發現了。
不動聲色的母親，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邊吃飯邊淡淡地說，「快高考了，不能馬上松下來」，並說自己的手機壞了，借你的手機用一下。熊峰立馬交出了手機。
直到畢業之後，他才知道，那幾日母親雖然表面上沒有表現出什麼情緒，但是背地裡十分擔心，「整夜整夜睡不好覺」。
「我覺得，一定要學會做路邊鼓掌的人」
4月30日，高三年級要開家長會，提前了兩日通知，張英和在家鄉工作的丈夫林強商量了一下，還是決定由林強趕來參加。
相比於母親，在老家的「留守父親」更像候鳥，每個月來看望兒子一兩次。當妻子全身心在外地照顧孩子時，他們肩負著賺錢的責任。張英曾算過一筆帳，包括房租、菜錢、水電費、煤氣費、工錢等所有開支在內，3年來一個家庭大約要花費10萬元，培養一名臨川一中的高中生。
家長會那天，林強沒訂到他經常住的、鎮上最豪華的酒店。他打聽到，還沒到5月，鎮上的酒店已經公布出高考當天的房價，比平日提高了近兩倍，而且「最好提前兩個月預訂」。快遞店門口也打出了「高考生寄貨大優惠」的廣告。
張英的同鄉華麗經歷過這些，今年是華麗的兒子第二次迎戰「高考」。去年一放榜，兒子掉了一本線，什麼都沒說，直接給父母發簡訊，說「我要復讀」，父母二話都沒說，只回復了「好」，又續租了一年的房子。
據說，高考那天，家長都來了，「車都沒地方停」，文科班的學生會被大巴接走，去臨川二中考試。在考場外等待的家長，會把校門前的一條路圍得水洩不通。
一考完，就有轟轟烈烈的「撕書大會」，「零班」不讓撕，但是會有人偷偷跑到別的班級門口，三下兩下就把書撕開，從樓上拋下去，還會有低年級的學生撿來為以後的複習做準備。這項活動常常會持續4～5天，比「百日誓師大會」壯觀得多。
林強已經打算好了，他對兒子說：「高考期間，我不會影響你，吃還是這樣吃，也不要加什麼菜了，已經營養過剩了，要是堵車，我就叫朋友開電瓶車送你。」
教室前半部分的牆壁上，貼著近幾次的聯考、月考成績，班主任宣稱，5月的考試不會再貼出成績單，也不會發送給家長，「保持一顆平常心」。每個書桌上都壘著厚厚的一疊教輔書，按小林的說法，從外面看「連頭都看不到」。
廣播裡響起了臨川一中副校長的聲音，這位副校長強調「這個月複習與家庭配合很重要」，還專門提到陪讀問題，「如果孩子覺得有必要，非常希望家長最後一個月來陪著他們，那麼家長就應該放下手上的事情。如果他覺得沒有必要，或者家長實在抽不出時間，就要以平常的心態來對待高考。」
這位副校長頓了頓，又說：「高考確實是挺殘酷的，我們國內的高考，基本上是一考定終生。但我還是這麼說，高考的勝敗並不能決定人的一生，我覺得，一定要學會做路邊鼓掌的人。」
廣播聲音剛落，班主任走上講臺，開門見山地說，「這次考試起伏有些大」。她叮囑陪讀家長要讓孩子「平平靜靜，不受任何外界的幹擾」。接著舉了一些平時不起眼、高考脫穎而出的，以及平時很優秀、高考失敗的例子，來說明一定「不要輕易改變吃住環境」。最後她總結道：「這一屆肯定是讓我最感到驕傲的。」
家長會結束後，圍在班主任身邊的家長並不多，一位從廣東趕來的家長，焦慮地向老師詢問，自己沒辦法來陪讀會不會有影響。
回到家吃完午飯，張英夫婦走到兒子房間，關上門，林強一改往常和兒子打鬧的風格，語重心長地對小林說：「在學校裡有什麼苦惱的事，學習遇到什麼壓力，適當和你媽媽發發脾氣都行，但也要顧及你媽媽的面子。」
最近幾次考試，小林發揮不穩定。「你以後上了大學、考研，我們都不管了，但是現在高三，我們還是要管。誰都考過，神仙都會重視，中國的體制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試，不要滿不在乎。」林強說。
如今在清華大學讀大一的熊峰說： 「高考給了像我這樣家庭條件不是特別好的農村孩子一個機會。要是沒有高考，想走到更大的舞臺上，還是挺困難的。」
「我們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就是晚上了」
「我們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就是晚上了。」張英說。
傍晚是小鎮最熱鬧的時段，三五個陪讀家長圍成一圈聊天，不時抖抖腿驅趕蚊子；操場也漸漸接納接二連三到來的家長，在跑道上一圈圈地繞著走，操場旁邊就是燈火通明的教學樓——他們的孩子在裡面上晚自習。
日子久了，陪讀媽媽們形成了自己的「小生態」。王芳菲報名參加了當地一個會計培訓班，每周去三次，打算好好學一學原來在上班時沒空學習的東西，為「再就業」打基礎。
在臨川「駐守」多年的席雯，「結拜姐妹」 13個。這群姐妹「一呼百應」，平時一起健身、跳肚皮舞、過生日、做飯。
張英常去汗蒸，一周兩三次。汗蒸房位於南門小區一處臨街的居民樓上，門口打著標語「請人吃飯，不如請人出汗」。在這裡，相約去汗蒸是陪讀媽媽的一種「日常活動」。
這家汗蒸房是來自四川的李平和別人合夥開的，她的兩個女兒正在讀高三，「一個花了4萬8，一個花了2萬4」。此前一直在各地做生意的她，來到臨川閒來無事，發現了商機，「來的基本都是陪讀家長」。
她們組成了一個「汗蒸陪讀家長群」用來聯絡，常常有人因為「今天孩子在家」「老公來臨川」等原因取消行程。
汗蒸房只有不到30平方米，擠不下20個人，一進去要灌下一大杯「鹼水」，高溫逼迫汗水溢出，不到10分鐘就會滿身大汗，據張英說這樣「可以放鬆心情」。
熟悉的人漸漸多起來，相互間聊的話題依然離不開高考。
她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交換經驗，比如在網上看到高考那天，要穿「旗袍」，意味著旗開得勝，男人穿馬夾，寓意「馬到成功」。另一位家長馬上說，她考察過了，這裡紅色旗袍賣得貴，「一件要300」。還有的母親說，考試當天早上要吃一枚墨水煮的雞蛋，「肚裡有墨水」。還有人打聽過，高考那幾天，臨川一中老師和學生都要別上一枚毛主席像章。
這些被孩子們稱為「迷信」的做法，卻深受家長追捧。
「文曲星的生日」那天早上，張英專門空著肚子，「虔誠」地前去附近的「太子廟」朝拜。
在大殿門口，一名身穿長衫的僧人，被一群婦女圍著，他手中拿著原子筆和本子，記著學生的姓名、學校、年級，「點一次燈160元」。僧人介紹說，高考那幾日，準考證可以複印了拿到廟裡來，為考生念經祈福。
眼下，李平急著轉讓這間汗蒸房，因為等女兒高考完了，自己也要離開這個地方。很多家長也開始為孩子收拾起了冬天的衣服和被褥，「慢慢地一點點搬回家」。
看慣了人聚人散，席雯說，有的家長一直說著想回來，但有了新的生活，很少有人回來看一眼。也有家長離開時，「會扔一塊石頭在這裡」，意思是今後再也不會回來。
開家長會那天，離高考只有37天——學校裡各處都能看到倒計時器，高考已經進入了最後的衝刺階段。
在45個高三教室裡，倒計時有的被寫在前方黑板正中央，有的被寫在後方黑板上，還有的被學生用鉛筆輕輕地描繪在桌角上。
無形的倒計時在很多人心裡。張英經過教學樓，迎面走來素不相識的兩個家長，沒有寒暄，大聲詢問：還有幾天高考了。
「不到四十天了。」張英突然心裡一驚，她加快了腳步。這天回家有點晚了，牛奶還沒給孩子熱上。
（應採訪對象要求，張英、楊金梅、王芳菲、席雯、鄭楠、華麗、李平均為化名）（記者江山）
(責編：帥筠、邱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