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加快數位化發展」的新要求，加快數位化發展是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著力點和有效途徑，為日後的數字經濟發展奠定了基調。
實際上，近幾年我們一直在大力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建設。2年，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新經濟」一詞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並提出「發展新經濟、培養新動能」的發展路徑。之後2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問題的重大決定》，指出數據將可以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價值分配，明確了數字的地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扣上了官方許可證。再到剛剛提到的五中全會，雖公報全文沒有數字經濟四個字，但從現代化經濟體系、產業數位化等多個細分目標均體現了數字經濟。
如果把2年作為將發展數字經濟放在國家戰略的角度算起，五年時間，我們已經走過了數字經濟的啟蒙期，在這個過程中，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從無到有、從稚嫩走向成熟，如今，我們將邁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期，迎來經濟提質增效的新時代。因此，筆者認為，實現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加快數位化發展」新要求，關鍵在於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數字產業鏈具有極強的串聯性，帶動實體產業發展
通常而言，數字經濟的實現和發展有兩個重要的趨勢，其一是數字產業化，其二就是產業數位化。產業數位化顧名思義就是用數字經濟去賦能傳統產業生產，而數字產業化，則是發展數字經濟相關數字產業，包括大數據研發、人工智慧開發等等。
數字經濟相關產業有著龐大的市場前景和空間。以數字經濟的重要物質基礎——半導體行業為例，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的數據，2年各個環節銷售額均超過2億元，僅晶片設計一個細分行業，就在2年到2年的十五年裡銷售額從8億元增長到3億元，增幅高達3.倍。 而隨著《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等重要文件的落地實施，半導體行業的市場前景難以估量。
除此以外，數字產業鏈具有極強的串聯性，能夠通過產業鏈作用帶動上下遊實體產業全面發展。以5基建相關的一個細分產業——小基站建設為例，從上遊的晶片製造、設計、封裝、模組、射頻器件、射頻電纜、濾波器等上遊產品到中遊的設備網絡，包括主設備商、基站、晶片終端配套，再到下遊的一系列場景應用和通信設備終端製造，這個完整的產業鏈包含了鋼鐵、晶片等多個細分領域。僅僅其中一個基站天線系統中非常微小的器件——天線振子，就預計有5億元的市場規模。可以說，數字產業鏈如一根絲線，將相關產業有機地串聯在了一起。
數位技術只有與生產相結合，才能發揮其價值賦能
科技創新的目的，是為了造福社會生產。
領導曾指出，科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而這個動力的體現正是在科技創新賦能社會生產中體現，各國之間表面上看起來是社會生產力的競爭，而其核心正是科技創新能力之爭。科技創新水平決定了當前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更預示著未來社會生產力的演進方向和增長趨勢。
同時，在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科技創新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的，而科技創新無法直接作用於人民群眾本身，需要社會生產這個重要的媒介，群眾通過參與社會生產，在科技創新的帶動下生產率提高，收入增加，消費水平提升，可以購買更多地科技創新產品，提升生活品質，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美好生活需求得到了滿足。
沒有與實體經濟的融合， 數位技術就像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市場一樣，只有資源的空轉，而沒有剩餘價值的增值。只有社會生產才能帶來價值的增值，而數位技術只有與生產相結合，才能發揮其價值賦能的作用，讓其背後投入的資源真正煥發作用。
任何技術的終點，都是商業價值，而數位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正是數位技術研發前期投入的變現要求所推動的。從前期的人才培養、校企體系建立，再到固定資產投入等等，再到最終的技術輸出，整個過程都有龐大的資金投入，而這些資金的變現都需要與實體經濟銜接，根據數位技術所開發出來的一系列工業數位化工具只有與工業生產融合才能拓寬銷路，實現資金變現。
數位技術手段深化了生產專業化的分工程度
在政治經濟學中指出，社會生產的過程是在不斷追求超額剩餘價值的過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能夠降低實體生產的成本，增加單位剩餘價值佔比，從而達成積累剩餘價值的目的。而且，從行業演進的過程來看，其往往都是如下階段，先是由小部分企業完成技術革新，超越同行獲得超額剩餘價值，之後技術逐漸普及，超額剩餘價值消失，行業剩餘價值增加，整體生產力得到升級，而數字經濟正是其中技術革新的重要來源之一。
產業經濟學理論中指出，一個產業市場從開始到走向成熟的路徑是從完全競爭逐漸走到壟斷競爭或者說寡頭壟斷。形成產業集群，資源的逐步集中是經濟學規模經濟規律造成的，而在這個實體產業聚集的過程中，數字經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產業轉型升級不是細分行業的單打獨鬥，而是在特定產業帶動下全產業鏈的轉型升級，而數字經濟則可以將縱向產業鏈各個環節通過供應鏈金融等一系列方式嚙合在一起。數字經濟通過一系列數位技術手段，深化了生產專業化的分工程度，實現模塊分工、生產分工、產業分工，在這個過程中，產業鏈上的其他企業各司其職，通過供應鏈的聯繫實現協同生產，內部供需環節匹配程度顯著提升，交易成本被內化，從而實現整體產業的轉型升級。
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改變是機制性、核心性的顛覆
數字經濟讓實體經濟實現數位化轉型，重新排列和整合了自身價值創造的過程，這對於傳統實體產業來說，是一次「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理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觀點，這種結構的創造和破壞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競爭而是依靠創新的競爭實現的。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數字經濟打開了生產的黑盒，消除了時間和空間的信息不對稱，透明了剩餘產品和有效需求，而且，它還改變了社會生產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關係，這種信息關係的改變疊加數據給資源稟賦帶來的變化，讓實體生產的價值生成過程得到了重塑。
當然，價值重塑只是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短期作用，長期來看，真正的價值創造才是數字經濟最大的魅力。筆者認為，數字經濟對於實體經濟的價值創造主要體現在因數字經濟打來的信息創造中產生的價值創造，數字經濟讓生產主體 一個巨大的數據收集和整理平臺，海量數據的充分運用可以深入分析市場需求、生產關係等環節，從而提升製造工序和環節的效率，從而形成產業變革的內生動力。
如果說商品市場是社會生產的價值體現，那麼要素市場就是這個價值的核心來源。數字經濟對於要素市場的資源配置等核心過程同樣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比如勞動力市場，在疫情期間，就業市場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出現了停滯，而阿里等網際網路公司建立的線上就業平臺藉助大數據讓企業用工需求和人們的就業需求實現雲端匹配，緩解了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錯位。
數字經濟讓傳統實體生產目標從單純的產品供給，轉型到使用價值的供給。傳統生產與消費者的關係僅僅在存在於交易的一剎那，是單純的產品供給，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商品的銷售更具有了服務的性質，從尋找消費者喜好，匹配電子客服服務，再到售後跟蹤服務等等，使用價值的輸出拉近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
實際上，在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的過程中，真正受益的還有消費者。
數字經濟還改變了實體產業與消費者的關係，讓消費者從社會生產的被動接受者變成了深度參與者。消費者可以通過數字平臺提出自己的差異化需求，而廠家可以根據這個需求調整產品生產計劃，實現定製化的產品服務，這樣既提升了自身產品的差異化競爭優勢，也更好地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
綜上，數字經濟脫胎於高端的實體製造，而實體經濟又是數字經濟發揮作用的必要載體，因而竊以為，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並不是單純的用數字經濟去賦能實體經濟，而應當是兩者相互成就，協同共進的過程，這是我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產業升級與區域金融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教授、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