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載篳路藍縷,四十載春華秋實。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大潮,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
從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到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從民營經濟的不斷壯大到創新型經濟的蓬勃興起……改革開放40年來,江蘇大地上發生的歷史巨變,生動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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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歷史迴響,江蘇人不會忘記40年前的今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顯要位置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這篇以胡福明為主要作者的文章,被譽為「春風第一枝」,在中國理論界炸響一聲「春雷」,引發了全國「真理標準大討論」,拉開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催生了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讓歷史照亮未來,讓歷史啟迪未來。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交匯點記者專訪了已83歲的胡福明先生。他的深情回憶,既飽含對解放思想的認識,又融入對改革開放的思考,體現了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現實情懷。
記者:40年前,《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您當時是怎麼想到寫這篇文章的?您的理論勇氣從哪裡來?您的理性判斷從哪裡來?
胡福明:這篇文章是當時的需要、時代的產物。正如有句老話所說:「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大家都曉得,十年內亂給我們黨、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全國人民溫飽不足,一大批領導幹部遭到迫害,知識分子也成為「臭老九」。像我這種貧下中農出身、苦讀20多年書到南大教學的人,都被批判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舉國歡騰。當時我感到,這是中國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然而,1977年2月7日,當時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觀點。我感覺不太對頭,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全國人民撥亂反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實現。在這個背景下,我開始了對真理標準問題的思考。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我反覆思慮,逐步堅定這樣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而「兩個凡是」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完全對立的,所以我認為,「兩個凡是」一定要破,不破,中國人民就不能前進。
但是面對「要不要寫文章,敢不敢去發表」,我的思想鬥爭很激烈。我已當過一次「反革命」,勞動改造了好幾年,戴過高帽子,掃過廁所,遊過街,拉過板車。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骨氣有信念的,在時代更迭之時,都有一批知識分子站在前面。更何況,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如果我沒有發現「兩個凡是」的錯誤,我不去批駁可以理解。可發現了「兩個凡是」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而不去批判,我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記者:寫這樣衝破思想框框的文章,確實不簡單也不容易。您能否再詳細透露一下文章的寫作和發表經過?
胡福明:在當時的大背景下,批判「兩個凡是」錯誤,不能直抒胸臆,這是我面臨的難題。仔細推敲、琢磨分析後我發現,「兩個凡是」的根據,就是林彪鼓吹的所謂「天才論」「巔峰論」「句句是真理」等錯誤論斷。1977年12月,我通過再閱讀再學習,確定了這其實就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在閱讀《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時,我豁然開朗找到了寫作的突破口——批判唯心主義先驗論,就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
當時,夫人生病住院,我在陪護夫人的同時,把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分批帶到醫院。在醫院走廊昏暗的燈光下,我仔細查閱關於真理標準的論述,整理了數十條。寫了改,改了抄,抄了再寫,1977年8月30日,經歷酷暑,我的文章終於寫成了,有8000多字。
文章寄給誰?我很快想到了《光明日報》的王強華。他在南京一場理論界座談會上,聽到了我的唯生產力論觀點,並向我約過稿。1977年9月,我把文章寄給他。1978年1月20日,《光明日報》來信,告訴我文章要發表,但要做修改。4月下旬,我去北京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王強華知道了,把我接到報社去。我見到了當時報社總編輯楊西光、理論部主任馬沛文、中央黨校教授孫長江。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來要在哲學版發表,後來覺得很重要,在哲學版發表太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作為重要文章發表,但還要繼續修改,今天請大家來提意見。馬沛文第一個發表觀點,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我當場說:「這個做法不妥,不能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這是『兩報一刊』社論提出來的,公開點名批判,這個文章就沒辦法發表。」最後,楊西光發表了一些意見,歸納起來就是兩點:一是要寫得更尖銳,進行更深入批判,加強文章的戰鬥性;二是不給人抓住小辮子,要穩妥,要完整,不要讓人產生片面性。就這樣,我每天改稿,改後送給《光明日報》,對方反饋來意見建議後,再做修改。連續四五天打磨,改了有七八遍。
會議結束後,楊西光將我接到《光明日報》招待所。當時和夫人住在那的他,來看過我兩次。第一次來,他回顧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粉碎「四人幫」後被調到《光明日報》的經歷。文章正式發表之前,楊西光再次來看我,他說:「這篇文章,是你起頭搞的,但是發表的時候,我們想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我回答說,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就能擴大文章影響。我是學新聞出身,這我懂,完全贊成!
文章先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發,第二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新華社再向全國發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次日轉載。此時,我心潮澎湃,寫初稿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人戰鬥,到了定稿發表之時,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團隊在工作。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批判「兩個凡是」,推進撥亂反正!
記者:您的文章之所以發改革先聲,源於您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知、真思、真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十九大鮮明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將其作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我們想請教一下,當前怎樣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來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胡福明:偉大思想總是與偉大實踐緊密相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實踐創造中得出來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特別是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入手,發布了中央八項規定,「打虎」「拍蠅」「獵狐」等反腐倡廉舉措,贏得了黨心民心。新思想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大特徵,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宣示了一個大道理,這就是「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是完全正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
立足新時代,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學精悟透用好馬克思主義看家本領,才能更好擔負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用不斷創新的理論指導實踐,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讚嘆的治國理政答卷。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八個明確」「十四個堅持」,深刻闡釋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說一千,道一萬,我們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工作,著力點應該是更好運用馬克思主義思考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在實踐中自覺加以運用,並在實踐中不斷加深認識。
記者: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江蘇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應該如何通過新一輪思想大解放來深化改革,推進改革開放再出發,努力走在全國前列?
胡福明:江蘇是改革開放先行區,改革開放再出發完全有條件、有必要,這是一種擔當與責任!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江蘇有一些重要經驗,值得我們好好總結並發揚。一是江蘇率先創辦鄉鎮企業,由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共同辦企業,這是一大創造。二是蘇南地區建設開發區,如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這是江蘇改革開放的一大產物,走在了全國前面。三是加快發展蘇南,積極支持蘇北。省級機關和蘇南派幹部到蘇北去幫扶,在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四是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江蘇有不少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先例,今天我們要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五是大力發展教育。江蘇高校多、大學生多,科教資源全國領先。
繼續解放思想,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我們既要總結經驗,也要找出不足、補齊短板。唯有不為盛名所累,不為經驗所縛,不為困難所懼,敢於攻堅克難,勇於開拓創新,才能開創新局。
記者:您提到找出不足、補齊短板。在您看來,江蘇發展還存在哪些問題和短板,應在哪些方面進一步解放思想?
胡福明:什麼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把還沒有發現的重大問題找出來。問題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的,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開始。解放思想要有問題意識,不知道問題在哪裡,談何解放思想,解放什麼思想?
立足江蘇省情,從發展短板中找出問題,以問題為導向和突破口,解放思想才有針對性,才能有的放矢。目前,蘇南蘇中蘇北區域發展不平衡、科技創新度不夠活躍、高校院所成果轉化不力、有競爭力的大企業不多……這些都是問題。無論是推動高質量發展,還是建設「強富美高」新江蘇,都需要我們著力破解這些問題。怎麼強、怎麼富、怎麼美、怎麼高?找到問題、認識差距,不斷解放思想,推動實踐創新,我們就一定能在「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上取得優異的成績。
來源：交匯點
編輯：付靜
審核：王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