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將是今年北京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政協委員們看來，超過環境承載能力的人口規模是諸多「城市病」的根源所在，而真正解決人口問題的鑰匙也和破解「城市病」的思路一脈相承。
現狀
流動人口年均增速
達40萬至50萬人
北京人均土地面積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6，人均水資源佔有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10、世界的1/35。目前北京100%的天然氣、100%的石油、95%的煤炭、64%的電力、55%的成品油均需從外地調入……
市政協委員、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在提案中列出了這樣一組數據，說明人口資源環境矛盾已經成了北京現階段躲不開、繞不過的發展難題。
連玉明直言，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未來一段時期內北京人口持續增長的趨勢不會改變，「如果按全國每年新增流動人口1000萬以及北京流動人口佔全國流動人口總量4%的比重計算，如不採取有效的調控措施，北京流動人口仍會以年均40萬至50萬人的速度增長。」
「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快，對資源會起到『虹吸』效應，人口就會加快向這裡聚集。」他說，「城鄉差距依然較大，支柱產業和大型企業主要分布在城市，就業因素也會吸引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動。」
那麼，調控北京的人口規模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政協委員們給出了他們的方案。
反思
控制數字只是治標
增長有序才能治本
連玉明（市政協委員、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但從現實看，全面放開的地方未必有人願意去，而嚴格控制的地方卻可能拼命往裡擠。
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長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是市場選擇的必然結果。究其根本，「過快」的原因在於「無序」。無序的本質是無組織化。這種無組織化不僅導致流動人口過快集聚和增長，更可怕的是誤導了管理者的決策研判和政策導向。
2010年至2013年，各區縣都完成或者超額完成了市政府下達的調控指標，比如朝陽區減少20.4萬、海澱減少16.4萬、大興減少5.4萬、順義減少3.0萬等等，而北京2013年常住人口卻在2010年的基礎上增長了168萬。一方面是增加，另一方面是減少，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讓人弄不清楚。人口調控不是數字遊戲。這些問題不得不引起我們對現有政策、措施乃至所謂的經驗的深刻反思。
表面上看，北京的第三產業很發達，而實際上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看卻很無序。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和城市邊緣地帶，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的低端、低層次產業和行業大量存在，並衍生為較為完整的低端產業鏈條和體系，而且正向集群方向發展，加劇了低層次外來務工人口的無序集聚。這種無序集聚又刺激了城鄉結合部和農村城市化薄弱地區違法建設大量湧現。
另一方面，城市中心區也有大量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低端產業，如服裝市場、小商品市場、建材市場等低層次產業。
低端產業對流動人口具有極大的吸附作用，北京市每年新增的六七十萬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聚集在低端第三產業、傳統製造業中，特別是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流入趨勢愈加凸顯，大量低層次就業人口聚集自發形成的小微市場更是數不勝數，形成更加低端的「次生經濟圈」，加大了人口調控的壓力。
所以我建議儘快修訂產業準入目錄，研究制定清退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的低端產業和行業規劃和政策。
建議
建「首都人口委員會」與駐京單位協調
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石油大學教授張強斌認為，首先應該搞清楚，北京到底要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城市，還要根據目前環境資源的承載力，預測北京承載人口的上限和下限，有了明確的定位，再按目標來發展，「北京和其他城市不同，作為首都，有那麼多的中央機關單位，還有駐京部隊等等。這個城市的定位和人口規模不是簡單北京自己說了算的，所以必須要跟中央達成共識。」張強斌認為，有了共識以後，可以成立專門的人口管理部門，「北京是主角，中央部門參與進來，成立一個能跟有關部委進行協調的機構。」
連玉明認為，作為人口工作的統籌部門，計生委和與人口有關的公安、教育、民政、財政、勞動保障、醫療衛生等部門缺乏統籌協調。
「比如人口數據，公安、計生、流管辦、民政、財政、社會建設、網格辦各有自己的人口數據，由於統計口徑不同，不同部門的人口數據差距較大。」連玉明說，建立一個能夠統籌管理人口及相關領域工作的部門，在條條、塊塊、條塊之間進行統籌安排、綜合管理，才能真正構建「大人口」服務管理工作格局。
連玉明的想法是成立「首都人口委員會」，可以充分借鑑和參考首都規劃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和運行模式，由中央和國家相關部委、駐京部隊和市政府有關部門參加，整合調整相關部門的職能，協調人口與產業、土地、資源等部門的工作，積極爭取中央黨政機關、駐京單位的支持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