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致敬拿破崙的交響曲，為何改變初衷，獻給所有《英雄》？

2020-08-27 向陽光

一部交響曲，一段愛恨情

——貝多芬《英雄交響曲》創作背景

向陽光

貝多芬《降E大調第三（英雄）交響曲》，簡稱《英雄交響曲》。這部經典巨作的背景，眾所周知，其創作的動機和由來，也眾說紛紜，流傳甚廣，但又不足全信的傳聞是：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震驚了整個歐洲。

法國大革命爆發

接著，矚目的焦點集中在出生於科西嘉小島的一個小個子炮兵少尉拿破崙·波拿巴身上。在他所帶領的士兵於1795年10月奪取了重大勝利之後，又登上了出徵義大利部隊的司令官的寶座。敵人望風披靡，革命無往不勝。

拿破崙

再加上1798年2月-4月法國駐維也納大使的宣傳，貝多芬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嚮往越來越像火一般燃燒起來，這也是他一生憧憬著的理想。他曾經說過：「熱愛自由，超過愛其他一切。」所以，他真心地擁護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對這一場革命風暴的領袖拿破崙越來越崇拜。終於使他由一位民主青年成長為革命青年，在法國大使的建議和敦促下，於1803年5月開始創作《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這部準備奉獻給他所崇拜的拿破崙的空前龐大的交響曲。

貝多芬

1840年春，當他完成《第三交響曲》總譜的創作後，特意命名為《拿破崙·波拿巴大交響曲》，還恭恭敬敬地在總譜扉頁上寫了獻給拿破崙的題詞——「題獻給波拿巴」。

拿破崙推翻了法國封建王朝之後，並沒有實行人們期盼已久的「共和」，而是將法蘭西共和國改為法蘭西帝國，重新恢復帝制，自稱皇帝。並決定於1804年12月2日舉行加冕典禮。更加醜陋的是，在加冕典禮上，他為自己戴上了皇冠。從此，拿破崙當上了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皇帝。這種背叛革命的行為，使得所有嚮往自由的革命志士痛心疾首。

舉行加冕典禮，拿破崙稱帝

當貝多芬得知拿破崙如此卑劣行徑的消息之後，一時間，使他心中的偶像破滅而引起作曲家的失望，便勃然大怒，簡直無法表述自己當時憤怒的心情，氣得貝多芬使盡全身氣力將樂曲總譜上寫有題詞的封面撕下，憤而扯得粉碎，扔到地上，以致扉頁都被擦破，他喊道：誰想到這傢伙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而已，為了實現個人野心，大肆蹂躪全人類的權利，把自己置於萬人之上，成為了一個獨裁者，原來他才是歷史上最殘酷的暴君！憤怒地大罵拿破崙是個「凡夫俗子、野性暴君」，並高喊：「這是一個獨裁者！」

貝多芬勃然大怒

經過了這次打擊，貝多芬對拿破崙的好感似乎一下子煙消雲散了，據說他為此還病了一場，所以也就耽誤了《第三交響曲》的發表。一直到1805年4月7日，在貝多芬親自指揮之下，維也納大劇院舉行了《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首次公演，聽眾普遍認為：這是一部和聲複雜的交響曲；一部力量巨大的交響曲；一部被極大擴充了的、大膽而狂野的幻想曲；一部豐碑似的經典巨著。維也納音樂界的人把《英雄交響曲》稱作是貝多芬的傑作。

音樂家們都感覺到了《英雄》的威力！這部作品一點也不缺乏令人吃驚和優美的經過句，我們必須承認這位強有力的天才作曲家在這方面很擅長。總的來說，《英雄交響曲》是音樂史上的轉折點之一。《英雄》之前的貝多芬音樂語言還是莫扎特和海頓兩位偉大前輩的音樂語言，還僅僅只是一個紮根在18世紀的作曲家。

隨著《英雄》的到來，音樂洗心革面了：猛然痙攣了一陣之後，便進入了19世紀。貝多芬的音樂顯然比莫扎特和海頓的音樂更曲折複雜：如，他的頭兩部交響曲把古典交響曲擴充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在實際的篇幅（長多了）和音量觀念（洪亮多了）上都是如此。貝多芬的音樂作品，都在音響的宏大方面和浪漫表現、形式的標新立異及演奏技巧的突破方面，比莫扎特和海頓的任何音樂走得更遠。因為貝多芬用其難以置信的音樂頭腦，像巴赫和莫扎特那樣，只依從他的內心之耳所聽到的聲音來作曲。自《英雄》問世，從此，貝多芬蜚聲於歐洲樂壇。

1806年，這部交響曲總譜在出版發行時，他就將原稿上的標題改名為：「Sinfonia Eroica」（義大利文標題）， 加上一行說明：「為紀念一位偉大的英雄人物而作」。故此，世人不再將它看成是專為某人而寫的傳記性標題作品，而是那一時代中英雄人物的理想形象，甚至是無數有名和無名的英雄人物的群體象徵。

貝多芬是以拿破崙為對象而創作此曲的。它的總譜於1804年春謄寫好後，立即經法國駐維也納的大使館辦理呈獻給拿破崙的手續，但不久又作罷了。至於以上的故事只是為這次贈獻增添了傳奇的色彩。另外，為這部交響曲的四個樂章加設標題一時也蔚為風尚。如將第一樂章加上「一位英雄的死」；第二樂章為「葬禮進行曲」；第三樂章為「墓前的休戰」；第四樂章為「勝利的宴會和讚歌」。甚至有人認為第一樂章表現了拿破崙的騎馬奔馳以及在埃及的徵戰。

實際上，無論此曲有多少的外在動機，其內在衝動完全來自作曲家正在受傷，又渴望新生的靈魂，來自作曲家對戰勝命運的英雄——新的自我的企盼。從1796年開始，貝多芬的聽覺出現了問題，1798年至1799年病症明顯加重。到1801年，病症愈發嚴重起來，從而使貝多芬內心出現危機。1802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寫的遺書就是一個明證。但是他無休止的作曲欲望把他從自殺的欲望中拯救出來。「是藝術，是她留住了我。我認為，在我沒有完成交給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離開這個世界，這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將和命運對抗，……我要扼住命運的喉嚨，決不允許它毀滅我。」就在他精神最憂鬱的時候，他卻寫出了充滿歡樂情緒的《D大調第二交響曲》，這一交響曲第一樂章出現的英雄主題，昭示著歌唱戰勝命運的英雄、讚美戰勝自我的英雄的交響曲的出現。從此，開創了貝多芬創作的「英雄時期」。

從1803年5月開始，貝多芬著手創作《降E大調第三（英雄）交響曲》。這部作品絕非是一部描繪拿破崙形象的描述性作品，即使貝多芬在作曲時心中存有某位英雄人物的形象，他對這部交響曲的創作依然是純粹和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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