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教傅高義,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2012年他的一本專著《鄧小平時代》,曾在中國掀起新一波「小平熱」。
在這本書中,傅高義如此評價鄧小平,「他是對中國現代歷程影響最大的人」——在成為新中國第二代領導人後,他將完成一項近兩百年來許多領導人試圖實現的使命,即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傅高義說,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不尋常的挑戰,因為鄧頭腦清醒、做事專注,雖然為人很幽默,但在公共場合「出言謹慎。」但正是這位惜字如金的領導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用看似輕描淡寫卻重如千鈞的寥寥幾語,開創並推動著一個新時代前進。
1977年,鄧小平來到廣東,這是他在十年動蕩後首次出京視察。視察期間,有人向他匯報了發生在寶安縣的「逃港」事件:有人不斷冒著生命危險從陸路或者水路逃亡香港。小平會如何作答呢?雷厲風行地下令在邊境架起鐵絲網,派警員和邊防戰士不斷巡邏?答案是,小平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這個問題用警員和軍隊解決不了。」據說,身邊許多人聽了這句話都「不明所以」。直到1979年,當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向黨中央提出興辦對外加工貿易區的建議,鄧小平一錘定音:建就建「經濟特區」,人們才看清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於是,「8月26日」就成了深圳經濟特區的生日。巧合的是,傅高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首次來到中國內地,訪問的第一站就是深圳,那個時候這裡還叫「寶安縣」。
01
低緯求存
原寶安縣,是一個薄田、漁火的世界。1979年全縣GDP只有1.9億元,一個農民月均收入約21塊錢,而同期香港工人月均工資1000港幣。這一年「撤縣建市」,深圳市誕生。當時流傳的民謠是:「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民謠背後有著驚人的數字,1955年到1977年間,寶安縣共計56萬人次逃港。1980年,於這片土地是劃時代的一年。鄧小平對當時赴京「請命」的廣東省領導說,「中央不給錢,可以給一些政策,你們自己搞,去殺出一條血路。」這是一條註定需要勇氣和膽量來不斷披荊斬棘才能繼續前行的道路。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是「禁區」,放開市場價格體制改革是「雷區」,打破勞動工資制度改革是「難區」,實行股份制的國有企業改革是「盲區」……特區都一一闖了,試驗基建招投標的國貿大廈,還用「三天一層樓」的記錄創造了「深圳速度」的第一個典範。
(1981年底,豎立在蛇口工業區的標語牌)
40年後,中共深圳市委黨校發布的《解碼創新深圳》報告中,這樣描述深圳的1980年代:那是一個「低緯求存」的年代,經濟特區是一次只在必得的進軍。這個時期的深圳挑戰了一個又一個「不可能」,迅速走上了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特徵的工業化之路,到1990年代初期,初步形成了以工業為主,兼營商業、農業、旅遊業的綜合性經濟特區。同期,深圳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亞洲四小龍,1980—1992年,深圳GDP平均增速37.4%。1992年,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5783元,排名全國第一。「低緯求存」的深圳活了下來,一座新的城市正在崛起。
02中緯求立
1992年,小平「南方談話」,全國掀起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和上海浦東新區的開放,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時代謝幕。深圳由「探路者」變成了一名普通跑者,面對經濟一度低迷、外資遷出等一大波「成長的煩惱」,剛剛擺脫生存壓力的特區,必須自動走出舒適區,換個活法,要在「中緯求立」。1993年,深圳出臺決議,停止登記註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1999年,深圳取消「荔枝節」,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2005年,深圳市第四次黨代會旗幟鮮明地提出「實施自主創新戰略」。2006年,市委市政府出臺「1號文件」,正式將自主創新戰略確定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2008年9月,深圳發布全國第一部自主創新規劃。2010年10月,市委市政府出臺《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定》,首次提出要實現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的跨越。
(圖源: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官方網站)
這個時期的特區,以卓越的業績樹立了「創新之城」的鮮明形象。從經濟體量看,深圳已經成為與北上廣齊名的一線城市;從發展速度看,GDP年均增長16.8%,超越同期全國10.2%的平均水平;從產業結構上看,告別了「三來一補」,高新技術產業、現代金融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異軍突起;從文化建設上看,「十大觀念」成為深圳城市精神最核心的表述。這個城市的發展動能更是在人們不知不覺間發生了深刻的轉變:2012年,深圳高新技術產品產值1.29萬億元,其中61%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每萬人擁有發明專利超過50件,居全國第一,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佔全國的40.3%,連續九年居全國大中城市之首。隨之而來的現象是,華為、騰訊等一大批在國內外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科技領軍企業的冉冉升起。《解碼創新深圳》這樣評價這一時期:如果說「低緯」的深圳表現的是「挑戰—回應」模式下的「敢闖」,「中緯」的深圳則進階到「回應—創新」模式下的「善創」,實現了從「科技沙漠」到「創新綠洲」的華麗轉身。
(如今的騰訊濱海大廈)
03
高緯求強
隨著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世界的格局也在逐步發生改革。2012年,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視察的第一站,選擇了深圳。「鄧小平同志不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在前海,他更是勉勵深圳「要充分發揮特區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敢於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從這一年開始,深圳也開始了不一樣的「範兒」。2012年,榮獲國家「智慧財產權示範城市」,出臺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1+10」文件;2013年,獲評全國首個「質量強市示範區」稱號。2016年,提出創建「標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主導或參與制定國際標準249項;2017年,榮獲「全國法治政府建設典範城市」……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的形象越來越鮮明,實力越來越不容小覷。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
這意味著什麼呢?《解碼創新深圳》中這樣說,「這意味著深圳要作為國家戰略代表隊在全球城市競爭中率先衝刺。」以使命感「高緯驅動」的深圳,又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創新。制定2019—2022年、2023—2025年滾動工作規劃和年度任務清單、重點項目清單、第一批綜合授權改革試點清單;緊扣「五大戰略」、「五個率先」,謀劃出「1+N」政策體系;聚焦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海現代服企業合作區等重大建設平臺,謀劃出臺一系列配套文件,增強區域經濟的核心引擎作用;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制定重點領域立法目錄清單,全力衝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示範區;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力建設鵬城實驗室等若干重大基礎研究機構,加大基礎研究支持力度,在「卡脖子」處下真功夫,不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凡是過往,皆是序章。「高緯求強」的深圳,未來的演進之路會是什麼樣呢?
(鵬城實驗室)
04
請回答1980,2020
2020年,時隔四十年,傅高義接受深圳衛視記者採訪時表示,當深圳被定為經濟特區,且試圖在這個地區嘗試新的運行方式時,它就成為了整個中國最為重要的一片實驗田。「深圳的發展速度無與倫比」,傅高義說。
(傅高義,資料圖)
他認為,依靠體制優勢和不斷提升的營商環境,持續吸引人才匯聚深圳,是特區成功的秘訣之一。傅高義認為,當前深圳作為中國對外的一張名片,繼續改革開放和不斷創新,持續吸引頂尖人才入深,同時創辦更多高質量的大學,大力培養和孵化各類人才,是先行示範區不斷前行的關鍵。誠如傅高義所說,什麼才是先行示範區發展的關鍵?特區如何才能一往無前?這是1980年深圳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2020年深圳一定要作答的問題。這需要搞清一個問題:深圳僅僅是市場經濟的奇蹟嗎?不少人都這樣認為,但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卻不這樣認為。「不管在哪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場都要用好。深圳奇蹟背後實際上就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隻手』共同使用這個一般的道理。」
(林毅夫接受深圳衛視記者採訪)
林毅夫認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更多需要企業奮發有為;但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制度的規範、法律制度的完善……這些方面企業家是自身難以解決的,這時就需要有為政府站出來。深圳的發展經驗恰恰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良好的基礎設施、規範的金融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這些東西用一個詞統稱,其實就是「營商環境」。優化營商環境是深圳的「一號改革工程」,近年來深圳陸續出臺了《關於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深圳市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實驗區行動方案》《深圳市2020年優化營商環境改革重點任務清單》等系列優化營商環境改革文件。據悉,《深圳經濟特區優化營商環境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等一大批從各個方面進一步優化營商和創新環境的高質量立法正在路上……未來可期。
國際知名學者鄭永年表示,當前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二戰以來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體,全球化進程放緩,無論是產業鏈的回流、調整,還是美國對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的「科技戰」,都必然會對中國製造業大省廣東造成影響。在此境況下,包括深圳在內的珠三角城市,應加快發展,尤其是加大產業升級的力度,加大開放的力度,吸引全世界的資本、技術、人才進入,並且不想走,也走不掉。
(資料圖:鄭永年接受深圳衛視記者採訪)
鄭永年把這種資本、技術、人才不隨外部形勢變化而流動的模式稱之為「地域嵌入式經濟」。例如美國矽谷,從創新思想的誕生到技術研發,再到關鍵零部件的設計、生產,都是在矽谷完成的,很多企業和人才離不開那塊土地、那個平臺,他們已經完全嵌入這個地區的生產鏈,離開就無法運作。「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城市群,擁有完備的經濟體系,龐大的高技術勞動力,和國內外廣闊的市場,打造地域嵌入式經濟平臺的條件非常好。」鄭永年說。1980年,特區思考的是如何吸引人才、技術和資本;2020年,需要深圳作答的依然是這個問題。這是需要深圳用實際行動來問答的問題,人才、技術、資本,也將會用自己的腳步來評價深圳給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