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人向來喜歡宏大敘事，一聽到「偉大」、「宏大」之類的詞兒便容易血往上湧，精神亢奮。
於是也就很可以理解，很多人一聽到「大時代」這樣的表述，便自覺親切，自豪感上湧，認同感上線，不由分說地親近起來。
其實，時代之大，一定是偉大和宏大，也有可能僅僅只是巨大。
然而，在大時代面前，我們都是小人物！
作為大時代的小人物，自然是身不由己的。
不管你情不情願，置身於這樣一種巨大的大時代，也許是我們這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宿命。
時代的洪流泥沙俱下，作為個體公民，多數時候都只是被裹挾著在歷史的三峽中左突右奔，狼狽不堪。
我們的選項其實並不多，嗆水的機率反而比較大，淹死的機會恐怕也不會少。
面對這樣一個「大時代」，作為小人物的我們，當何以自處？
這個問題，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有一份答卷，無可迴避，也無從代筆。
小人物面對大時代，不可少了一份人之為人本就該有的勇氣與擔當、磊落與坦蕩。
換句話說，我們要堅強。
一
當我們搭乘公交地鐵，坐進網約車或者騎上共享單車，似乎已經不太能想起曾經主要靠自行車代步的時光。
當我們身著新潮的風衣牛仔，走過琳琅滿目的時裝櫥窗，可能已經淡忘了軍大衣、的確良、喇叭褲曾經承載過我們對美的嚮往。
北京與上海相距一千多公裡，乘坐高鐵最快僅需4個多小時，可當年擁擠悶熱的綠皮火車，慢得好像剛剛才駛過我們的童年。
看到中意的東西，掏出手機掃掃二維碼，或者用APP網上下單，那些需要糧票、布票的日子，真的已經離開很遠。
這是我們共同經歷的變遷，這是我們一起走過的四十年。時光荏苒，光陰似箭。我們清晰地知道，所有改變都不是憑空出現。
今天是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為今天奠基的，還要數40年前的小人物。
二
1978年，柳傳志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如何養牛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
在當時養雞種菜全是被看成資本主義尾巴，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的要變了。
不過，當時是養牛還是養豬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卻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料峭的寒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發生在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
這在即將開始的40年裡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後更多的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1978年11月24日深夜，飽受飢餓的18位小崗村村民在昏黃的油燈下按下血手印，並人人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幹！從此打響了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幹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麼同樣在1978年，距離數百公裡之外的江陰華西村則發生著農村的另一場變革---村辦企業集體經濟！
三
華西村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裡當了創紀錄的48年村黨委書記。
吳仁寶在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幹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裡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千萬不能讓外邊人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
從1964年至1972年，吳仁寶帶領華西人一股勁苦幹了8年。
把原來1300多塊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塊，改造成400多塊能排能灌的高產穩產大田，贏得了人變、地變、產量變。《15年規劃》提前7年實現。
到了1976年，當時的華西大隊工副業達28.2萬元，已佔全年總收入的54.4%，集體積累（合資產）已經有60萬元，「做煞大隊」（當地土話，意為幹活幹得太苦）變成遠近聞名的幸福村。
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3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
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2毛！
1979年9月，華西大隊首次受國務院嘉獎。
1983年，華西大隊改為華西村，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支部書記。
而在1979年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吳仁寶重新思考了一下，覺得農業產值畢竟太低，不如工業發展速度較快，但同時農業也不能落下。
於是，全村500多畝糧田由30多名種田能手集體承包，絕大多數勞動力轉移到工業上去。
後來，在吳仁寶的安排下，一些村民們外出學手藝，回村後陸續辦了鍛造廠、帶鋼廠、鋁材廠、銅廠等。
在那段時間，華西人陸續辦起了以冶金、紡織和有色金屬為主的40多個企業，全村95%以上的勞動力投入到了工業生產。
1980年，華西的工農業總產值突破1億元，成為江蘇省第一個「億元村」。
四
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衝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
他自小流浪鄉裡，先學打鐵，後修自行車，25歲那年東拼西湊4000元，帶領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並自任廠長。
寧圍是他的出生地，在他近5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
魯冠球辦廠，可以說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每天蹬著自行車去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廢鐵。
他跑去農機廠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沒有經銷指標。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時代，生產什麼，購買什麼，銷售什麼，都要國家下達指標。
精明的魯冠球東鑽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一條活下來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麼做什麼。
到1978年，雪球越滾越大，魯冠球的工廠竟然已經有400人，年產值300餘萬元。
門口掛著寧為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同年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長。
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能弄懂什麼是失蠟、什麼是鑄鋼，也不知道什麼是萬向節。
在後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觸及工業化之間，魯冠球已經在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
而寧圍萬向節廠，正是1994年深交所上市企業萬向錢潮的前身。
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個是華西村式的及集體企業組織，一個是魯冠球工廠式的創業型企業。
在日後很長的時間裡，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
而同時，當代最具活力的個體工商戶也悄然登上歷史舞臺。
五
1979年2月，760萬知青如潮水般的返鄉，一些小型的騷亂順勢爆發，青年就業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當務之急。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們出了一道難題。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十一二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上撿菸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常，10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
1963年，因為投機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不知道從哪兒學起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又脆又甜，一嗑三瓣，清香滿口，非常好吃。
慢慢的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鄰居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做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一經推出，沒想到因為特別引來一片叫好，生意也越來越行興旺，一天的瓜子竟然可以賣出個兩三千斤。
這麼多瓜子一個人肯定忙不過來啊，於是他請來了幾個上山下鄉的返鄉知青來幫忙，人數一個個多了起來。
到了秋天，別人一數，竟然有12個，這一下捅了個大簍子！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人眼紅，於是藉此契機搬出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僱工超過8個不是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於是，年廣久是個資本家，僱傭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一個十分敏感的命題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一場濃烈意識形態的大辯論開始了。
按照正統經濟學的解釋，年廣久是資本家是無疑的。
但如果要嚴控人數，家庭副業就發展不起來。廣東高要，陳志雄承包105畝魚塘，僱長工1人，臨時工400多個，廣州的高德良，做周生記太爺雞，不到半年僱傭了6個幫工。
無論理論到支不支持，但實際情況已經遏制不住，個體經濟山呼海嘯般的湧來，辯論一直持續到82年。
當時年廣久已經僱傭105人，日產瓜子9000斤，利潤超過100萬元。這時候鄧工出來講話了：建議對私營企業採取看一看的方針，並列舉了年廣久的例子。
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撕開的第一道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
正是有了這一道小口子，才有了現在2500萬家民營企業，貢獻5成的稅收，6成的GDP和直接投資，高新技術企業佔據7成，80%的就業率，新增就業率的90%。
1998年，年廣久說他只感謝一個人，他就是鄧小平。這自然是他應該感謝的。
六
僅以此文奉獻給各位讀者，在改革開放40周年際，祝願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民主富強。
也祝大家在認清大勢的同時，依然能夠熱愛生活。
村辦企業領導早已歸去，民營經濟帶頭人斯人已逝，個體工商戶代表仍然在享受晚年生活，和子孫們講解一年的牢獄生涯。
在這個大時代中，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在大時代面前，我們都是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