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是文學批評最活躍的時期。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的興盛，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繁榮的重要表現之一。之所以興盛，當與三大因素有關。
一是與思想文化的新變有關。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的新變，始於東漢末年儒學獨尊地位的喪失。漢、魏以降，名、法、道等諸家思想乘勢而起，而流行時間最長的是新出的玄學，傳播面最廣的是佛學。
它們和同時存在的傳統儒學一道，成為魏、晉、南北朝多元文化思想的主體，直接影響士人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的新變，必然會帶來人生價值觀念的變化、社會審美心態的變化和文學藝術批評標準的變化，並且要頑強地表現出來。其表現方式，則受到漢、魏以來人物品藻的啟發和影響，因而魏、晉以降，不單出現了不少人物品評的專書，還出現了多種書品、畫品、棋品以及討論音樂審美本質屬性的專論、專著。與此相關，文士們自會將批評的目光投向文學領域，寫出文學批評的專論、專著或帶有文學批評性質的諸多文章。
二是與文學創作的新變有關。創新求變，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突出特點。不要說建安文學迥異於漢代文學，就是與建安文學一脈相承的正始文學，在藝術精神、藝術風格、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許多與建安文學不同的地方。更不要說太康文學、元嘉文學、永明文學、梁、陳文學，代有其變，推陳出新，乃至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僅以詩歌創作為例，由建安詩人的直寫社會苦難到阮籍的表現心靈悸動，到左思的詠史抒懷，到郭璞的寓意於遊仙，到孫、許的以玄言為詩，到陶淵明的表現田園生活，到謝靈運的再現山水，到鮑照的反映邊塞生活，到梁、陳詩人的描寫女性容貌、體態，便顯現出詩人們在詩歌題材方面創新求變、不斷拓展的軌跡。
而由擬、代樂府到自立篇章，到形成組詩，到永明體的出現，到對偶、聲律要求更嚴的宮體，則反映出詩人們在五言詩體制構建上創新求變所作的努力。至於駢文的出現，辭賦抒情性的加強，無一不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創作新變的產物。一般來說，文學批評往往能推動文學創作的新變；另一方面，文學創作的持續新變，也會為文學批評的興盛不斷注入活力。
三是與文學觀念的新變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觀念的新變，有兩種趨向，即越來越關注文學和作者個人的關係，越來越關注文學自身的本質特徵。屬於前者，有曹丕提出的作者為文「而聲名自傳於後」的說法。這一說法與漢儒所持詩、文當為政教服務的功利主義文學觀大異其趣。而他提出的文氣說，更是第一次明確說明，作者的氣質情性是決定作品藝術生命的主導因素。屬於後者，最突出的是文筆說，其說已涉及對文學與非文學本質特徵的區別。又有聲律說，對文學體裁形式美的完善、規範起過重要作用。此外尚有許多新的文學觀念，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進程。文學觀念的新變，可能因文學批評而生，而新觀念一旦產生，又會成為促使文學批評深入發展的動因。
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的興盛，不但表現在《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標誌性成果上。還表現在眾多有關文學批評的專論、作品序文、選本序言、家訓文字以及書信的層出不窮上。書作如曹丕與吳質來往書信對建安作家的評論；如曹植與楊修、吳質來往書信對文學價值的討論和對建安詩人的品藻；如陸機、陸雲兄弟來往書信對時人創作的議論和相互指出對方詩賦創作的長短之處（陸雲即多次致書陸機，言其詩文詞語「微多」、「尚多」、「綺語頗多」，願其「小省」、「清省」）；如蕭綱《與湘東王書》對永明詩風的批評，皆是。家訓文字，如王融《戒子》自謂「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即帶有文學批評性質。
文學批評內容豐富且很有見解的家訓文字，是《顏氏家訓》中的《文章》篇。是文不但批評範圍涉及漢、魏、兩晉南北朝的文風、作家、作品（包括作者「家世文章」），還在批評中表達改革文風的願望。如說：
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本舍未，率多浮豔。辭與理竟，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