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美國和日本的「大灣區」是如何成功的?

2020-12-14 第一財經

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相關個股這兩天也受資本市場關注。綱要和宏觀面上就不再贅述了,這兩日解讀已經很多;就資本市場的投資機會而言,我翻了中信、華泰、廣發、平安等券商觀點,綜合結論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對高端製造、基建、航運物流、金融等板塊形成利好。

下面是來自平安證券製圖的受益上市公司表。當然,所謂個股「受益」這個事情一分為二說:大灣區有專項的政策推動發展,對區內有創新能力的龍頭企業來說當然有利於提升未來的經營與業績,把這個合理的預期提前在股價上釋放一些沒有問題,畢竟我們買股票說到底買的是「當期價值+未來現金流的折現」;但是真正落到業績上的釋放畢竟是個長期且有不確定性的過程,而股價變成「炒概念」的拉升是短期的,這裡頭還有大量投機客短線高手們在借概念拉高割韭,所以縱觀過往各個概念,過HIGH到大幅偏離價值的拉高后斬,也是屢見不鮮了。

所以請價值投資者心裡有數:你願意以多少估值、多長的投資周期,買這個公司的「當期價值+未來現金流的折現」;或是請短線衝進來也想割別人的朋友,除了技術面外也更警覺地觀望市場情緒,比如經常看股票節目和散戶論壇,探測接盤俠們是否還足以群情激昂,以此確定止盈時機。

面上的事兒就簡要說這麼幾句。今天我其實想聊這麼一個角度:借他山之石來看,世界三大「大灣區」是如何從大概念大規划走向大成功的。

二、

已經形成規模效應的世界三大灣區分別是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從最長板的辨識度來看,大家常說紐約灣區是個「金融灣區」,舊金山灣區是個「科技灣區」(因為有矽谷),東京灣區是個「產業灣區」。

紐約灣區

舊金山灣區

東京灣區

他們的成功有沒有共性,或者說,有沒有對我們來說的可借鑑之處呢?

「硬體」來說,擁有吞吐量排名靠前的多個港口資源、擁有足以支持發展的配套金融中心、擁有便捷的交通及其它配套公共設施、擁有一大批優質企業和製造業中心——這四條是多項研究中普遍認為最為重要的。

世界三大灣區在這些方面的情況,我們也都比較熟悉了。從上頭的地圖可一目了然其港口優勢,其中東京灣更是被6大港口圍繞,在東京與羽田、成田兩大國際機場和多條新幹線連接,構成了東京灣與日本和全球主要城市之間海陸空立體交通網;三地都是世界級金融中心,聚集著跨國企業總部,紐約灣區有佔比超過1/10的全球五百強企業,也是紐交所、納斯達克和華爾街的所在地,矽谷有逾千家風投,形成了科技創新企業集群需要的金融土壤……

但恰恰是這部分重要的「硬體」配套方面,我不打算著重說,是因為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些方面都已經相對完善、甚至領先:粵港澳大灣區裡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貨物吞吐量來看,深圳港世界第3、香港第5、廣州第6;區內還有港交所、深交所和一大批金融機構,交通方面有堪稱世界奇蹟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和廣東也高鐵相通,創新型企業也比比皆是……

三、

所以這篇文章的重點,也更有嚼頭的,是成功要素的「軟體」部分,這些不像大橋高鐵深水港和林立高樓那樣顯見的東西,反而是潤物細無聲的成功「靈魂」。

放在第一點說的,是某種「一體化」和「協調機制」。

我在想,如果說優質的港灣啦、繁榮的金融啦、便捷的交通啦、人口集中人才高低啦,這些歐洲也有呀,東南亞也有呀,那裡也有世界級的金融中心、世界級的工業區,應該說也是優秀的,但卻沒有優秀的「大灣區」。這裡頭或許有一樣阻滯,就是那些灣的周邊是不同的國家,有的還使用著不同的貨幣,制度不同、關稅區不同,人流資金流信息流未能完全通暢,那麼協調和一體化的難度會高一些。

而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的同一個灣區,也會出現協調上的問題。比如東京的6個港口,本身也是各自競爭的關係。之前有一期《財經郎眼》講到過這個問題,說後來也是依仗於某種強制協調機制,讓港口們不是內耗,而是分工通力合作,比如東京港做了很多內貿、川崎港倚重於製成品集散、千葉港更多負責原材料輸入等,這種有序,帶來了龐大的規模經濟。另外據稱舊金山灣區本身也有12個城市各自為政的問題,企業在此間的交易成本就會比較高,而灣區的協調機制有一批委員會,居間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

這可能有點像某種集體主義精神,追求的是整個區域、而非單個城市或港口的——利益最大化。

而這又或許是一個共通的問題,畢竟每個灣區都有舉足輕重的主要城市,對當地而言,總是想在改革中獲得更多紅利、更有存在感的。有時去看看媒體報導還會發現,新聞的標題黨會來事兒,比如去探討廣深港澳裡誰是誰的中心呢,而事實上,未來比這些更有意義的是一體化的配合而非單個的明珠。

此外,在粵港澳大灣區裡,還有美國日本的灣區所沒有的新問題,那就是「一國兩制」的特色,因此客觀存在著制度不同、關稅區不同、貨幣不同、行政及經濟金融體系不同、法律不同等,也客觀存在著各項要素沒法兒自由流動。

以最重要的「人流」、「資金流」、「信息流」為例(此外還有「物流」、「技術流」等等)。

- 人流/人才:大灣區城市之間來去是要「通關」的呀,內地人才在香港工作也受到籤證配額限制;

- 資金流:貨幣不同,資本項不通,日常使用場景下,彼此之間「錢包」不通;

- 信息流:媒體使用(方言)、資訊獲取渠道不同,相互之間缺少交流通道。

尤其是資金流,說到這裡我想到一個真實的小故事。有一年一香港朋友在廣州過年,他內地朋友多,所以微信支付寶都有在用,這就導致他大過年天天眼巴巴看著我們在各群各處搶紅包、搶敬業福不亦樂乎,他卻不能搶,手癢難耐。細細想想,雖然一衣帶水,但當中的門檻還是在的,「綁卡」的問題、「帳戶」的問題,畢竟這跨了資本的「境內外」。

這裡其實需要頂層設計。幾個月前參加過一場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論壇,記得當時深圳市金融辦主任提出,大灣區當務之急是在「人流、物流、資金流」融通方面制定戰略,頂層設計可以超過以往: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大(大灣區恰恰是人民幣國際化最好的試驗田);貨幣的發行流動、資本項目的先行開放;讓人流和資金流先轉起來。

德勤白皮書也建議,在資本流動方面,可以考慮給大灣區區內企業貿易和投資提供更多便利,例如在符合國家規定的前提下,可以給區內企業更多外匯留存,在具體制定安排上更加靈活方便。引進外資上,應全面實施和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準入前國民待遇。

所幸看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裡,很注重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把「9+2」城市視作統一市場。包括推進投資的便利化、貿易的自由化和人員貨物的往來便利化等。

比如,在推進投資便利化上,要落實內地與香港、澳門CEPA系列協議,推動對港澳在金融、教育、法律及爭議解決、航運、物流、鐵路運輸、電信、中醫藥、建築及相關工程等領域實施特別開放措施,研究進一步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的資質要求、持股比例、行業準入等限制等;又比如在推動貿易自由化上,加快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推進口岸監管部門間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以及比如在促進人員貨物往來便利化上,通過電子化、信息化等手段,不斷提高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使用便利化水平,研究為符合條件的珠三角九市人員赴港澳開展商務、科研、專業服務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籤注安排等。

四、

回到主題,觀察世界三大「大灣區」。帶動大灣區成功的「軟體」方面再講兩點:保護和鼓勵創新;科研和人才高地。這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裡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也是同氣相求的。

講真的,就像我之前的專欄裡也有提及,對中國經濟而言,過去20年的那種靠天吃飯的「十個行業九個增長」已經不再,現在人口紅利也用完了,上一個大時代的浪潮大勢已去。粵港澳大灣區的使命是要指向中國經濟未來的。未來經濟的內生動力在哪裡?去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羅默已經向世界回答了,內生技術變化的長期增長模型,技術進步會是經濟增長的核心。

既然是依仗技術進步科技創新,針對當前情況,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如何保護創新,提高研發投入的意願。

這裡想提一嘴政策的穩定性和對民企更公平地支持,因為這意味著企業把當期本可以計入利潤的錢拿去做科研投入的:安全感。

這方面恐怕要提一提智慧財產權保護的事兒。在美國或是日本,對於侵犯智慧財產權,是有相當恐怖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日本本來也沒有,是到了上世紀末引入了懲罰性賠償),甚至可以把抄襲侵權者賠得傾家蕩產。

當然我明白「懲罰性賠償」本身也是個雙刃劍,學界對此並非沒有爭議,但就現實情況來看,為什麼境內山寨多,根本原因就是違法成本低,抄襲比創新的性價比高唄。那麼有懲罰性賠償制度,就能把違法成本大幅提上去,也加大了智慧財產權保護,進而才能讓人家搞專利研發的有動力、敢投入,而且還能一環扣一環地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外資來華投資興業。

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香港是有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把這個機制在灣區內也用到內地來,就在廣東做一個試點,嚴厲打擊侵權行為。

在推動科研創新方面,三大成功灣區也挺各有千秋的。

紐約灣區,政府推動創新的成分很重,早前推動了應用科學招商引資,後來又搞了「數字紐約」,提供高科技公司最完善的信息服務;東京灣區則有財團推動的傳統,大財團會投入大量研發經費,和大學合作搞科研。

舊金山也很有意思,依託很多知名學府,人才為本;而且有相對更懂創新的資本、風投,投貸聯動金融體系。很多國內的企業家去矽谷考察後都會發現,那裡有一種創新的氛圍,這是僅僅照抄人家自由散漫的工作環境也抄不來的,這種土壤和基因很難被準確定義,就像那裡可以包容賈伯斯這樣腦袋和正常人不一樣的人,高校學生的氛圍也不是急功近利趕緊找個體面的工作,總有一批人會熱衷於「創造」出些什麼,並為之著迷,可以不care薪酬,可以熬過類似於「在車庫裡最初創業」的日日夜夜。

我有個在華為工作了十幾年後跳槽創業並成功的朋友,有次有點武斷地說,隨著當前中國經濟「靠市場驅動時代的結束和靠能力驅動時代的到來」,未來很可能更多是理工科背景人才的舞臺了。因為相對於文科生更為感性外在的表達性協調性能力,相對於商科背景愛談戰略的更多看到市場的人——工科人很簡單也更專注,他們就是要創造些什麼、就是想改變些什麼,過程中可以天天穿同一款T恤吃同一家食堂並搞不清自己到底一年賺了多少錢。他因此推薦我去看《浪潮之巔》這本書。

當然作為非工科生,我必須強調他說的是片面而武斷的,但卻似乎不無道理。去矽谷考察後,我也隱隱發現了這種「就想為世界創造個新東西」的力量。簡而言之,創新的力量。

筆者查了一下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前湯森路透)遴選出的2018-2019年度全球創新百強企業與機構。兩個發現。第一,美國和日本還真是全球創新中心,在百強中的比重超過了70%,而且很多企業就是灣區的;第二,中國企業入選的比亞迪、華為等,真巧,還就是粵港澳大灣區裡深圳的企業。

粵港澳大灣區,已有引領創新的氣質,也願它持續升騰這樣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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