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專家學者談之三
中國之治，是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不斷實踐、不斷探索，通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提煉，我們在治理國家中形成的中國治理體制和中國治理道路的理論成果，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新型國家治理體系，體現了共產黨人解決人類面臨共同問題的中國智慧。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也是由這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我們黨始終肩負著為人民群眾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領導全國人民不斷探索實踐、開拓前行，逐步形成了具有獨特優勢、適應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為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安寧、國家統一提供了有力保障，也為新時代的「中國之治」提供了重要經驗。其中，人民幸福，是中國之治的最大公約數。
歷史上，治與亂，統一與分裂，和平與戰爭，中華民族走過了一條漫長的時空之路。文景之治，就是漢朝的第三、四代領導者在黃老思想指導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用70年時間，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升，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是中華文明邁入帝國時代後的第一個盛世。後來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這些在青史上留名的時代，無一不是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人民富裕。關注民生的詩人杜甫誇讚，「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向我們描繪了一幅沒有戰爭、生活富足、社會安定有序的美好畫卷。治世也好，盛世也罷，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老百姓衣食無憂、安居樂業，幸福指數高。漢武帝承文景之治的基業，開疆拓土，北擊匈奴，雖然國力強盛但最後民不聊生，迫不得已改弦更轍，下輪臺罪己詔，由「尚功」調整為「守文」；更典型的是唐玄宗，早期勵精圖治，奮發有為成開元盛世，但晚年貪圖享樂，朝政腐敗，終於釀成安史之亂。元人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中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以史為鑑，幾千年歷史中那種怪圈，天下安定，統治階級定要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百姓日子不好過；如果國家滅亡，災難四起，戰禍不斷，百姓更會受苦，我們必須走出來。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這已是反對我們的人都不能否認的客觀事實。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我們要時刻不忘這個初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帶領全國人民不斷創造美好生活。
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最終要落實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最高標準。我們要不斷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
我們要始終認清中國之治的最大公約數，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造福人民為最大政績，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頭，把改革發展責任扛在肩上，實施好中央的一系列惠民舉措，推動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實踐要求，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更高水平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李躍龍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