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美的右派威權是穩定的，但現實世界沒有完美的右派威權。
父女兩代人：樸正熙（銅像）與樸槿惠（現任韓國總統）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自由威權與韓國轉型
兩種可能：
一種是像南美許多國家那樣在民選政府/民粹主義與軍政府/威權主義之間打擺子；
另一種像韓國與智利那樣是以右派威權主義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令國家步入先進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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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一面篩子，淘盡世間萬事萬物，能留下來的只是一點點。對韓國人來說，樸正熙（1917-1979）當屬後者。據2004年韓國蓋洛普「韓國人最喜歡的歷屆總統調查」，樸正熙以48%的支持率雄踞榜首，排第二位的「民主鬥士」金大中僅為14%。2012年，樸正熙的女兒樸槿惠當選韓國總統。以「沒世遺愛，民有餘思」來形容樸正熙的餘澤，不為過。
不難想見，有道德潔癖的人會喊出來：樸正熙不是獨裁者嗎，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與進步運動」啦，blah，blah……
樸正熙本人生前說了：「在我死後朝我的墳墓吐唾沫吧！」一點兒也不為自己當政的所作所為感到愧疚，一點兒也不在乎那些恨他的人。他憑什麼這麼自信？拿他接管（1961年）與被刺時（1979年）的兩個韓國做一下對比就知道了。
1961年是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的那一年。當時韓國比朝鮮窮多了。韓國與朝鮮的年產煤量、發電能力、化肥年產量、水泥年產量與糧食產量依次為：590/1200（萬噸）、20/116（萬千瓦）、3.8/86（萬噸）、51/207（萬噸）與600/220（萬噸）。只有糧食這一項韓國高於朝鮮，因為韓國本來就是朝鮮半島的農業區。樸正熙接管的韓國是一個窮困、落後與混亂的國家。
1966-1970年，韓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4%（北方同期為5.8%）。1971-1975年，韓國年均增長仍達9.7%（北方同期為2.3%）。1962年韓國人均名義GDP為87美元，1979年為1764美元，為1962年的20.3倍，年均增長19.4%，這一驚人崛起速度被譽為「漢江奇蹟」。韓國能夠最終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樸正熙時代是不可或缺的。
那麼，樸正熙做對了什麼？
威權與轉型
非殖民化後的亞非拉國家，能跨越低收入國家門檻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不容易，能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門檻，就更難了。韓國是幸運兒之一。在世行統計中，2012年韓國人均國民收入22670美元。這一年8月15日，即將卸任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宣布：「大韓民國已經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在這些幸運兒中，有一類是很特別，包括但不限於韓國、智利、新加坡、西班牙與中國臺灣等國家與地區。其經濟起飛時期與政治轉型階段是高度重合的。這個轉型階段是威權主義性質的。威權主義並非只有一種，有左翼威權主義，有右派威權（自由威權）主義。歷史證明，只有（經濟）自由才是有益於經濟發展與繁榮的。
本文不準備抽象地談論右派威權主義，而擬以韓國樸正熙時代為案例具體呈現之。不過，簡單的界定還是有必要的。右派與左翼的分際，只有一個基本標準，即右派主張低稅收/限制政府權力，左翼主張高稅收/擴張政府權力。右派威權主義之「右」，也是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的，其基本特徵是尊重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及尊重法治。
說到這裡，或有人叫了起來：樸正熙搞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威權主義是反民主的。不錯，1961年5月16日，少將樸正熙為首的一批少壯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結束了短命的第二共和國（存在時間不到一年）及其議會民主制。軍政府時期可以說是非民主的。
不過，1963年樸正熙終結軍政府，本人從軍界退役以平民身份競選總統，以微弱優勢當選第三共和國首位總統。整個第三共和國時期總統均為直選。最終，樸正熙為了突破任期連任限制，1972年頒布了第四共和國憲法（即「維新憲法」），總統可以無限連任，並將直接選舉改為間接選舉。相對於第三共和國，第四共和國的民主成色下降不少。
可見，威權主義會有一系列操控民主選舉的制度與技術，但形式上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架構是由民選代議士組成的民意機構，威權主義的策略往往是從被選舉資格與選舉程序上操控其當選者的構成，而不是削弱民意機構的權力。
話說回來，如果都民主了，還叫什麼威權呢？威權總是意味著有一個政治強人長期執掌統治權，在韓國就是樸正熙。威權主義之所以君臨發展中國家，恰恰是因為轉型時期民主制度的不穩定與失敗，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國是被學生運動推翻的，繼起的第二共和國是個弱勢的民主政府，面臨著永不停歇的左翼學生運動。威權主義與民主是有張力的。
在社會轉型期，民粹主義是最大的風險，一旦陷入民粹主義泥潭，要想走出去太難了。民選政府，為了爭取選票，往往會通過徵稅與通脹派發福利討好下層民眾與賦予工會特權等措施，從而破壞繁榮的根基。即使威權政府，亦有為了爭取民意支持搞民粹主義的激勵。所以偏右派的威權主義是彌足珍貴的，展現了（經濟）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張力，本質上是（經濟）自由威權。
好在轉型期國家由於底子薄，玩民粹主義是不可能長久的，這就提供了兩種可能：一種是像南美許多國家那樣在民選政府/民粹主義與軍政府/威權主義之間打擺子，另一種像韓國與智利那樣是以右派威權主義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令國家步入先進行列。
保衛自由秩序
樸正熙政變最初的動機與旗號無非是反極左、反腐敗、斥責文官政府軟弱無能與恢復秩序等。蓋軍人集團是最為看重秩序的。
政變後兩個月，1961年7月18日，美國編制了「關於韓國現政府的特別情報評估書」，稱：「（現在統治韓國的軍人）他們的大半生都在軍隊度過，積累了相當多的戰鬥經驗，其做事方式不同於知識分子與專業政治家」，「他們具有威權主義國家觀，並確信要治好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疾病，就要建立公眾紀律性強與中央集權鞏固的政府統治。韓國新的統治階層正準備給韓國人的生活注入新秩序和紀律」。
是的，1960年4月19日，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國被學生運動推翻，被美化為「4·19革命」。由此建立的第二共和國在學生運動面前必然是弱勢的。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被稱為「幾乎是大學生和新聞界統治的時期」。在樸正熙政變前夕，韓國的左翼大學生號召1961年5月20日在板門店進行「南北學生和平統一誓師會師」。
動蕩的社會與政治，銷蝕了自由秩序的根基，也醞釀著大變革的因子，樸正熙登上韓國政治舞臺的時候到了。《朝鮮日報》以保守著稱的老記者趙甲濟，在《樸正熙傳》中寫道：「這群高效率、高度責任感的三四十歲的青年軍官們替代了1960年代的老朽政治家。這個年輕的國家領導班子充滿幹勁：當時韓國軍官6萬人中約10%有赴美留學經歷，這個比率比當時外交部的公務員還要高很多。」
政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戒嚴，包括：禁止一切室內外集會，媒體輿論需接受事前審查，禁止罷工與怠工等。可以看到對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是限制的。
由此拉開了樸正熙時代政府同知識分子與學生關係緊張的序幕。從全世界看，知識分子往往是左傾的。政變三周年之際，1964年5月20日，首爾9所大學的學生及三千多市民舉行「民族民主主義的葬禮」，並抬棺遊行，與警察發生衝突，輿論也是一邊倒站在學生這一邊的，控訴警察暴行。6月7日，政府逮捕了金正剛，指其為學生示威幕後操控者。此人組織了「反帝全國學生同盟」與「火花會」。
金正剛於1966年出獄。1980年，他改變了左翼立場，認為自己當時搞左翼運動能成功，是因為「樸政權時期仍主張法治」，「其後證明，我們（左翼）的判斷是錯誤的，樸正熙在這片土地上成功建設自主的現代國家，很好發展了市場經濟」。
1965年8月20日，首爾慶熙大學一千多名學生召開韓日協定批判大會，舉行示威，反「買辦資本」、「隸屬經濟」，反對韓日關係正常化。隨後更多的大學加入了示威行列。幾天後，樸正熙向全國廣播，毫不留情地抨擊學生與教授：「動不動就舉行什麼聲討大會，靜坐絕食，示威，鬥爭，喜歡在參與現實的名目下跑到街頭。」
後面將談到，樸正熙頂住了知識分子與學生的反日運動，完成了韓日關係正常化。這裡的問題是：樸正熙對左翼與民粹風潮的抵制，是侵犯了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還是捍衛了自由秩序？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在何種意義上可以侵蝕自由秩序的根基？可否有「反自由的自由」？樸正熙認為自己捍衛了自由秩序。
對外開放
不假裝樸正熙是完美的右派威權，也不假裝樸正熙從來都是右派威權。事實正反過來，當上臺時，樸正熙對經濟發展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經歷了一番試錯過程才找到了對外開放之路。
1962年貨幣改革是個大笑話，目的是為國家主導的經濟開發籌募產業資金。軍政府最高權力機構「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財經分會委員柳原植說服樸正熙相信：「據說我國華僑私藏的資金有1000多億韓元。如果能揪出那些錢，就能解決資金困難的大部分。」當時韓元的通貨量只有2830億，華僑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現金？且染指華僑的財產不要臉吧？
1962年6月9日，樸正熙談話說：「現在仍有很多通過貪汙腐敗等手段積累的隱形資金，這些資金還沒有變成產業資金。」
本次改革把貨幣單位由「圓」變為「元」，每1圓兌10元，規定只能人均兌換500元現金，剩餘的全部強制納入凍結帳戶，變為長期儲蓄，其實是強制低息借給政府。這侵犯了財產權，也引發了巨大的經濟混亂。新舊貨幣完成兌換後發現，所謂的華僑資金也好，隱形資金也好，都寥寥無幾。
美方強烈反對本次改革，要求樸正熙政府解除對所有存款的凍結，否則會重新考慮對韓政策，美國一位官員說：「這次貨幣改革的目的是把韓國經濟引向國有化與計劃經濟。如果是用於傷損市場經濟體制的行為，美國政府不會對韓援助。」樸正熙政府屈服了。除了改了貨幣單位與幣值之外，改革有疾而終。
貨幣改革失敗，令樸正熙從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兩條經濟發展路線中轉向了後者。本來，樸正熙是想搞進口替代，現在轉向引進外資推進工業化及培育出口產業，靠「民族資本」建設國營煉油廠被放棄了，改成了引進外國公司來投資。柳原植這類強烈國家統制主義傾向的經濟幕僚被棄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國經濟及日本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經濟實務專家上位。樸正熙本來不懂經濟，通過軍政府時期的試錯與學習，終於找到了正道。
1964年5月第三共和國首屆內閣成立後，金正濓「韓國應該向日本學習，靠出口導向實現工業化」的建議被採納，本人被任命為工商部次官，力推經濟自由化，大幅度減少限制進口的產品名錄。
所謂進口替代，是發展經濟學提出的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就是通過高築關稅壁壘與搞進口配額等限制工業品的進口，以扶持本國相關產業與企業的發展，搞所謂「內向型」經濟。迎合了民族主義發展「民族產業」的心理，是一種準計劃經濟的強勢產業政策，與自由貿易及全球化的趨勢背道而馳。如果國內市場狹小的韓國當初搞了這個，就沒有今日現代韓國了，樸正熙時期也就稱不上右派威權了。
出口導向就正常多了，就是把產業瞄向全球市場，但國內資本、技術與管理什麼都缺啊，怎麼辦？那就以本國低廉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與市場吸引外資入駐，參與全球大分工，先從全球產業競合鏈與價值鏈的低端起步，逐步往上爬。無非是先搞接單工廠與OEM。這樣，本國就可以逐步積累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韓國最先發展起來的產業是紡織業與電子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可見，韓國搞改革開放，比中國還早了十多年。韓國與中國的成功經驗是同構的。例如中國的美的也是從接單做起，等積累了資本與技術，就自創了品牌。這個道路，其實就是金正濓所說的日本道路。亞洲最早搞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就是日本，而且搞成了。
不假裝樸正熙搞的是完全的自由經濟，只是說，他選擇通過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順應了自由貿易與全球分工的大趨勢。在此基礎上，他仍學日本搞產業政策。
韓日關係正常化
外交為內政服務。樸正熙政府要發展經濟，韓日關係正常化是重中之重，尤其確立在出口導向戰略之後更拖不得。其一，出口導向學的就是日本。其二，1964年東京奧運會召開之時，日本已是發達國家了。韓日一水之隔，韓國想承接日本的產業轉移，吸引來自日本的資金、技術與管理，與日本關係正常化勢在必行，否則日本企業家會因為憂慮反日與投資沒有保障而不敢在韓國下注。
英雄所見略同。後來鄧小平認識到要推進改革開放，必須與美日邦交正常化，所以復出後，最初出訪的國家為日本與美國。1978年10月，鄧小平出訪日本。1979年1月底2月初，又出訪美國，那時距中美兩國建交還不到一個月。美國是韓國的盟邦，不在話下。但日本就不一樣了。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逐步吞併了韓國。二戰後韓國獨立建國。在韓國知識界與輿論界，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高漲。這種情緒掣肘了韓國改善與日本關係的努力。政變後，樸正熙把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視為外交重點，考慮到國民情緒，許多外交努力是秘密進行的。
1961年10月20日，韓日第六次會談，由於雙方分歧巨大和各自國內的反對，會談被拖延。1961年11月，樸正熙訪日，雙方就加速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達成共識。
索賠權問題。1962年10月，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鐘泌訪日，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達成《大平-金備忘錄》。根據這份備忘錄，日本提供無償、有償經濟合作資金，來解決韓國提出的索賠權問題。
2005年，韓國公開了有關1965年「韓日索賠權協定」主要協商結果的5份文件。韓國要求日本向103萬多名曾被日本徵兵和徵用的韓國人總共賠償3.64億美元。經過協商，樸正熙政府從日本接受了相當於賠償性質的3億美元無償資金、2億美元有償貸款和3億美元私人貸款。
道歉問題。1965年2月17日，日本外相椎名訪韓，其到達聲明說：「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歷史中也有一段不幸時期，對此我實在表示遺憾，也進行了深刻反省。」這是日本首次正式對韓國日據時期的統治表示道歉，排除了日韓正常化的一個障礙。為了這個道歉，韓國的外交人員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韓日基本條約。隨後，韓日外長為達成韓日基本條約做最後的談判，有兩個分歧嚴重的基本問題，一是兩國間所有條約無效的起始時間，韓國主張從1910年日韓條約籤訂算起，日本主張從1951年舊金山合約籤訂算起，實質是日韓合併時代的合法性問題。二是大韓民國的管轄權問題。韓國要日本承認「大韓民國是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只同意將韓國的管轄權局限於停戰線以南，以保留與朝鮮建交的權利。
最終，這兩個問題得以解決，日韓基本條約籤訂，日韓關係正常化。在條約正式文本中，「確認1910年8月22日以前大日本帝國與大韓帝國間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協定業已無效」（第二條），韓國的要求得以滿足。「據聯大第195號決議所明示，確認大韓民國政府是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條），韓國的要求形式上得到了滿足，但這是一種表述，兩種解釋，雙方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日韓關係正常化、吸引日資來韓，是韓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核心一環。此後，韓國經濟開始起飛。樸正熙能夠頂著民意做出這樣的決策，殊為不易，該堅守的堅守，該勸說的勸說，該妥協的妥協，該擱置的擱置，顯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以最小代價達成邦交正常化。
結語
最後，對樸正熙時代的右派威權做兩點評價。
其一，這種右派威權並不完美，儘管是商業導向與出口導向的，但政府手中的權力與資源實在太多太大，這就必然導致設租尋租。樸正熙是一個勇於自我犧牲的理想主義者，本人的廉潔沒有問題，但他的下屬就未必了。
而且，政府產業政策的結果，是資源向政商關係好的大企業轉移，這就造成了大財閥現象，給經濟帶來了系統性風險。2012年，韓國三星的營收佔GDP的20%，試想三星要是垮了，韓國該倒退多少年。三星的做大做強正是受惠於樸正熙時代的產業政策。
其二，根據第一點，樸正熙的右派威權是打了折扣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過大的政府權力掣肘作用會越來越明顯，所以有內生的不穩定性，進一步轉型的要求也就提上日程。也許完美的右派威權是穩定的，但問題在於現實世界沒有完美的右派威權。
不過，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樸正熙的右派威權，就沒有自由、繁榮與文明的現代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