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坊市制度的說起,聊一聊宋朝的「地攤經濟」和城市管理學

　　「地攤經濟」可以說是當下最時髦的的國內熱點，可地攤經濟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古便有之。改革開放後，地攤經濟更是經歷一個發展高峰期，不少大老闆都是在那個時候靠著擺地攤賺了第一桶金，例如聯想創始人柳傳志擺攤倒賣過舊家電，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後蹬過三輪，賣過冰棍。

　　

　　△電視劇《大江大河》中，通過賣饅頭和倒賣電器起家的楊巡

　　進入新世紀後，隨著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地攤小販因為無照經營、影響市容、侵佔道路、衛生問題而成為城市管理者眼中必須根除的「文明毒瘤」，小販和城管之間的衝突成為那個時期最尖銳的城市管理問題之一，城管一度與「壞人」劃上等號。

　　

　　△2009年，因不滿城管暴力執法，四川南充爆發數千人的遊行抗議活動

　　近幾年，隨著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者素質的提升，城管和小販之間的衝突不再像以前那樣尖銳，取而代之的是整齊的街道和摩天的大樓。可本應走向消亡的地攤經濟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而重生，甚至出現了城管主動叫小販擺地攤的「奇聞」。

　　從冤家到朋友，城管和小販之間的身份轉變，不僅反映了中國目前對於恢復經濟的強烈願望，更體現了新時代的城市管理者對如何管理一座城市，如何服務廣大市民的工作思路的轉變。

　　

　　事實上，管理者如何管理城市，如何造福百姓，如何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繁榮，是一個貫穿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社會問題，我們現在辯論的地攤經濟問題，古人同樣無法迴避。今天，我們就從坊市制度說起，聊一聊宋朝人是如何管理他們的「地攤經濟」的。

坊市制度的建立和瓦解

　　裡坊是中國古代城市中最基本的居住單位，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周朝在營建洛陽城的時候，為管理殷商遺民，用一道圍牆將周人和商人劃分在不同的居住區，稱為「裡」，連通不同「裡」的大門稱為「閭」。正如我們把鄰居稱為「鄰裡」，「裡」這個字最早的意思就是指宅院、街坊。

　　秦漢時期，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和人口的激增，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居住的人口越來越多，而為了管理好城市，裡坊制度日益完善。例如西漢的長安城，就被劃分為160個裡，「室居櫛比，門巷修直」，專門形容房屋排列整齊的成語「鱗次櫛比」由此而生。到了唐朝，隨著長安城的興建，裡坊制度達到鼎盛，「坊」的稱呼取代了「裡」，並開闢專門進行商業活動「市」，因此也稱為坊市制度。

　　

　　△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的裡坊模型，一個大方塊就是一個坊

　　給強迫症患者上一張唐朝長安城的平面圖。唐朝長安城，作為百萬人口聚居的國際性大都市，除了皇城、宮城、禁苑等皇室居所，整座城市被分為東西兩市和108坊，「千百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堪稱強迫症患者的福音。

　　

　　△唐朝長安城

　　可要是讓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整齊劃一的城市裡，我是不願意的。

　　長安城的一座坊就有故宮那麼大，四周築有圍牆，東西南北各開一道門，由士兵把守，定時開閉；從四道大門延伸出橫豎兩條街道，將每座坊分成四個小坊，再築一道圍牆開兩個門；每個小坊內還有兩條小巷，將小坊分為四片居住區。你以為自己住的是高檔小區，實際上你住的只是小隔間而已，俄羅斯套娃都沒有這樣套的。

　　

　　住的地方小點沒關係，最要命的是，長安城的居住區和商業區是分開的，也就是坊市分離：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必須在東西兩市進行。如果我不幸住在城南的安德坊內，我想去出門打個醬油，我就要花一個多小時走上5公裡才能到東市，而且還要趕早，因為唐朝有嚴格的宵禁政策，到了晚上還沒有回家就要在我屁股上打20個板子，情節嚴重的還要砍頭。

　　

　　古人和我們一樣，也不想跑那麼遠的路買東西，也想吃宵夜，於是，唐朝的「小販」和「城管」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尤其是安史之亂後，朝廷權威的下降加速了坊市制度的瓦解（唐朝的歷史，就沒有和安史之亂沒關係的......）。

　　有侵佔街道違規搭建的，有鑿開坊牆無照經營的，還有夜不歸宿通宵營業的。不管是「諸侵街巷、前摸者，仗七十」，還是「一切不許，並令毀拆」，破壞坊市制度的行為就是屢禁不止，到唐朝末年，更是發展到「一街幅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的程度。

　　唐朝之後是五代十國的大亂世，統治者忙著爭奪天下，城市裡的小老百姓也在爭奪自己的「天下」。到了後周時，京城汴梁的坊市已是形同虛設，侵街為舍，佔道行商已是普遍現象，官府不得已作出妥協，規定「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於五步之內種樹掘井，修蓋涼棚。」

　　宋朝建立後，城市的商業更加繁榮使得城市裡居住的人口越來越多，臨街開戶的情況越來越普遍，百姓的生活起居吃穿用度已經離不開商業活動，這時的坊市制度已然成為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可大宋的官家還想重建坊市制度，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都做過拆毀違章建築的事。

　　

　　△北宋東京汴梁城

　　儘管官府三令五申，侵街問題卻越反越嚴重。宋真宗上位後，決定好好整治一下汴梁的市容市貌，可當他調查一番後發現，侵街的不僅僅是普通百姓，就連達官貴族也參與其中。宋真宗雖然頂住了壓力，拆毀了違章建築，還在街道上豎起了表木，重新制定宵禁政策，可沒過多久，劃分街道的表木就被人拔掉，不僅沒有解決侵街的問題，甚至出現了私鑿運河的侵河現象。

　　

　　△電視劇《清平樂》中，開在民坊內的點心鋪子

　　宋仁宗即位後，終於認識到所謂的侵街不過是老百姓被生活所逼而做出的無奈選擇，也是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必然變革，於是下令取消宵禁政策，也不再強求恢復坊市。此後，商業活動不再局限在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小販們可以自由的在街道上叫賣，商人們可以根據市場需要自行選擇商鋪地點，百姓們也不用擔心因犯夜而受罰，可以盡情享受繁榮都市帶來的便利。

　　

　　△電視劇《清平樂》中，官員在東京夜市聽評書

　　裡坊制度的瓦解，使宋朝的商品經濟空前繁榮，東京汴梁一度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大都市。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錄下東京城的繁華景象：「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鮮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水滸傳》中，賣炊餅的武大郎，賣刀的楊志，賣肉的鄭屠戶和賣包子的孫二娘

宋朝是如何管理地攤經濟的

　　在唐朝，百姓按照不同的職業被劃分到不同的坊內居住，並設有一名坊正掌管坊門的開閉，同時負責「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查非違，催驅賦役」等工作。可隨著坊市的打破，一些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考驗著宋朝的城市管理水平。

　　

　　首當其衝的就是行濫，也就是假冒偽劣問題。古代沒有食品安全法，也沒有商品檢驗，市場上的商品是否是假冒偽劣產品根本無法判定，於是宋朝便將「國企」生產銷售的金玉器、鐵器、紡織品、瓷器、酒類和茶類等大宗商品定為正品，民間生產的一律視為「山寨貨」。可國企的產品價格不太親民，大多是百姓更願意買「地攤貨」，至於商品的質量和價格只能靠百姓自己的一雙眼和一張嘴和商販博弈。

　　

　　除了假冒偽劣問題外，物價管理也是一個難題。由於「地攤貨」的盛行，宋朝官府很難根據商品的好次來確定物價，因此除了糧食這類關係到社會穩定的商品，大多數商品都沒有嚴格的價格管制。不過，宋朝也會做「時估上報」這樣的物價統計：地方州縣每個月都需要向中央匯報物價情況，再由三司部門綜合全國範圍的物價情況，製作「物價統計報告」，如果出現嚴重的物價紊亂，中央就會平抑物價，穩定市場。

地攤經濟的興起是城市管理水平的進步

　　對比一下，唐宋時期官府和民間在坊市制度存廢之間的較量，同中國當下的城市管理者和流動商販之間的博弈何其相似。

　　唐宋時期的城市管理者為了城市規劃的整齊劃一，為了道路的通暢，為了方便社會的管理，用一道道圍牆將所有的百姓都圈在裡坊之中，將所有的商業活動的局限在小小的東西兩市之中，破壞坊牆的要罰，佔道經商的要罰，夜不歸宿的也要罰，可百姓不是令行禁止的士兵，不是電腦程式控制的AI，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不願意被「囚禁」在高高的圍牆之內，也要享受文明發展帶來的成果。最終，坊市制度在百姓的倒逼之下被打破，這才有了《清明上河圖》上的欣欣向榮。

　　

　　現在的中國同樣如此。地攤經濟雖然不再適應當下高速發展的社會，也不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質的改變，相較於經濟意義，地攤經濟重獲新生對於城市管理理念的轉變更具有現實意義。一個普通人，既要吃飯、工作、睡覺，也要唱歌喝酒，要消費娛樂，要和人交往，如果他生活的地方只是一個上百萬人同時睡覺的小區，生活質量又從何談起？

　　我曾經玩過一個叫《放逐之城》的小遊戲，在遊戲中，居住區裡要有市場，不然居民會因為來不及吃飯而餓死；還要有酒館，不然居民的幸福度會降低；工作的地方不能太遠，不然會因為趕路而降低效率。現實中的城市管理也是一樣，不可能將工業區、居住區、商業區等不同功能完全劃分整齊，強迫症式的審美是要不得的。

　　CBD，創業園區，開發區很重要，這是城市繁榮的體現，可便利店、蔬果店、小飯館，甚至是不起眼的地攤同樣重要，這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離不開的要素。一個城市的管理者，出於片面的審美，以文明和衛生的名義消滅地攤，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懶政？

　　

　　倘若一座繁華的城市，沒有了隨處可見、提供差異化服務的小販，這樣的城市總缺少了點菸火味。我更願意在上班的路上，可以在早點攤買一個煎餅，方便又美味，下班了和朋友去燒烤攤喝酒擼串更是痛快，這才是普通人眼裡最美的市容市貌。城市管理者要做的不是將所有的地攤一刀切地趕出城市，這既不方便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更斷了邊緣群體的活路，如何管理好地攤經濟，如何保障和規範商販的經營活動，如何維護市民的消費權益，這才是城市管理者應該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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