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共同利益取向是一個關乎生存的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下的抗疫與世界
1．「致良知」：蘊含抗疫的力量
薛曉源：人類正在經受一場百年一遇的災難，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迄今全球確診病例超過2559萬人，死亡人數超過85萬。面對疫情，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當下和未來。施寒微先生飲譽國際漢學界，巴拓識先生是德國第一位撰寫王陽明哲學研究專著的哲學家。我想與作為漢學家和人文學者的你們一起，從中國文化深厚的歷史底蘊去看中國抗疫，並探討後疫情時代。
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著名漢學家，代表作有《中國簡史》。
施寒微：中國嚴格遏制疫情的政策是成功的。由於政府機構及早採取行動，危險得以避免。人們對政府認真負責的行動抱有很高的期望，政府機構尤其經受了挑戰。疫情顯然增強了人們對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國也是多極化世界中合作構架的有力參與者。對中國而言，與國際社會的經驗交流，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經驗交流，已經達到一個新的維度。最重要的是，國內高效的基礎設施和集中治理經受了一次考驗。國際社會應該分享中國的經驗和中國從危機中獲得的啟示。
巴拓識：中國是第一批遭遇疫情影響的國家，或者說，新冠病毒意外地以當時人們完全未知的狀態突然出現在中國人面前。中國科學家在研究新冠病毒方面做了寶貴的開拓性工作；中國的醫療工作者以崇高的犧牲精神救治了感染者；中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嚴格的遏制措施，給之後其他國家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中國能夠成功地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
薛曉源：人們注意到，儒家文化所輻射的東亞地區，包括韓國和日本，在這次抗疫中表現不俗。有人認為，東方人的思維、行為方式和傳統文化對抗疫有支持意義，人們從儒家思想中汲取靈感和智慧，對抗疫起到了良好作用。
巴拓識（David Bartosch），德國跨文化哲學學會會員，代表作有《「無知的博學」與「良知」——庫薩的尼古拉與王陽明哲學研究》。
施寒微：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一樣，社會責任意識根深蒂固。這種社會責任意識可以用儒家傳統來解釋，也可以用歷經幾百年時間完善起來的社會建設來解釋。「集體先於個人」的口號被認真對待。這兩者共同構成了成功遏制流行病蔓延的決定性先決條件。中國的成功首先會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產生激勵作用。如果將中國式的成功作為一種範式化來進行學習和交流，那麼中國式的成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高度分化的現代工業社會，個人和群體支撐的共同利益取向是一個關乎生存的問題。
巴拓識：在中國的政府決策者成長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行為會不斷受到嚴格的訓練和多方位的評估，要做到德才兼備。歸根結底，「德」才是判斷的最終依據和行為指南。這種對「德」的重視建立在中國儒家的倫理體系上。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王陽明把這種持續不斷的道德修養的自我完善理解為「致良知」。從根本上講，人是善的。這種意識支撐著人的整個生命過程，它直接地、反覆地反映在人所有的行動與決定，成為個人行動的指導原則。良知蘊含巨大的能量和耐力、公平和正直。誰能夠從內心中的良知出發行事，誰就能夠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判斷。順便說一句，德國詩人歌德在濃縮了他畢生經驗的詩篇《遺囑》中，也提到了同樣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看到東亞地區的政府與人民在對抗新冠病毒的過程中迅速地制定出有效的抗疫方針，並且自覺地把這些方針融入實際行動中去，可以看到這種「良知」與「致良知」在社會危機治理中蘊含的巨大力量。
2．「知行合一」：在逆境中需要不斷學習和應變
薛曉源：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次疫情充分考驗個體與社會的關係，考驗個體的小忍與群體抗疫的大局的內在互動，考驗社會的堅忍和大義等重大社會倫理問題。
施寒微：中國有一個長期傳統，就是從小處著眼、從大處著手來思考和解決問題，思考城市與農村、各省與中央、個人與社會各方面的關係，比幾乎任何其他文明都要多樣化。儒家思想、道教、佛教，以及各種學派和繪畫、詩歌等，都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都為中國人所用。此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說，都可以理解為中國的財富。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世界及其可能性、對新的解決方案有著植根於文化的開放態度。
薛曉源：中華文明歷經5000多年，經受過災難的磨礪考驗，這使中國文化具有「韌性」，這「韌性」大象無形，卻澎湃有力，是中華民族克服艱難困苦的制勝法寶。
薛曉源，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兼基地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作有《飛動之美——中國文化對「動勢美」的理解與闡釋》。
施寒微：中國人的頑強和中國文化的堅韌，也是基於中國人內在的多樣性與和諧性，即便存在一些差異和矛盾。正因為中國在其漫長的歷史中，總能找到應對挑戰的新辦法，正因為中國表現出極強的學習能力，所以今天的中國可謂是典範。這與其說是在中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如說是中國本身具備學習潛力。中國既可以借鑑自己的歷史，也可以借鑑世界其他地域的經驗。中國的變遷史不僅是一部整個中國的歷史，也是其各個組成地區的歷史。在內部交流的背景下，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在一個可以與歐洲相提並論的領土面積上，進行交流的可能性是多樣性中保持統一性的一個極好的前提。
巴拓識：我想中國實踐成功的秘訣在於極強的應變能力。這種成功建立在延續了幾千年的堅韌不拔的品質和靈活應變的決策上。在不同的時期，針對不同的問題，決策者們會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以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去執行方案，去解決問題。其中既有對「知」的把握，又有對「行」的執著。這是一種不斷學習帶來的智慧，如果能夠在逆境中自信自覺地運用這種智慧，就能夠為克服未來面臨的困難帶來決定性的影響。
薛曉源：施寒微先生把這種特有「韌性」理解和概括為極強的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巴拓識先生把這種特有的「韌性」理解和概括為對「知」的把握和對「行」的執著。我認為「韌性」是王陽明提倡的「知行合一」思想的現實呈現。我們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能解讀出「韌性」活潑的生命力和氤氳鼓蕩的張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經把孔子的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奉為做人與治國的最高價值理念。在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天，我想這句至理名言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3．「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類是一個整體
薛曉源：這次疫情衝擊了國與國的關係、社會以及人們的心理。不確定性、恐懼感、緊張感、衝突感有可能在後疫情時代明顯存在。中國傳統文化講仁、講義、講禮、講道，講行為的道德規範，這對後疫情時代處理國與國關係、人與人關係應該有所啟發。
施寒微：國際社會應從當前的疫情大流行中吸取經驗。在疫情流行過程中，國際關係中的一些弱點變得顯而易見，加強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凸顯。此外，人們應該避免自己對感染疾病的恐懼危及社會聯繫。面向未來的疾病預防需要對感染風險進行新的思考，也需要對疫苗接種和整個衛生系統進行新的審視。全世界都必須審視衛生系統的方方面面。中國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自己改善衛生系統的方法。
巴拓識：我在比較研究中國和歐洲的哲學思想時發現，其實不僅僅是中國，幾乎所有的文化都強調善意、正義和良好的行為規範。但是中國在社會人文結構上卻走出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在儒家的語境中，人的首要任務是專注於現實生活，專注於人們能夠實際解決的、理性認識的世界，專注於人作為個體與社會整體的關聯性，專注於完善自我的行為方式，其中提供了很多社會治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導，這在疫情後的重建和反思中，會是人們急切需要的。
施寒微：這場大流行病表明，今天部分人類面臨的危險必須被理解為全人類面臨的危險，要以這種意識與危險進行鬥爭。因此，任何社會的平衡和小範圍內對正義的尋求，必須在大範圍內經受考驗。只有確保全人類的生存基礎，才能長期確保個別民族和國家的生存基礎。儘管落實「同一個世界」理念面臨著重大挑戰，然而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也為了每一個國家的利益，除了建立一個和平而多極的世界，我們別無選擇。然而，對這樣一個世界認知的抵制正在反覆出現，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努力，勿忘建立一個和平與和諧世界的目標。
8月20日，在日本東京，行人戴口罩走在澀谷街頭。新華社記者 杜瀟逸攝
建設這樣一個世界，環境問題和資源獲取問題是核心問題，籤訂國際協議、建立相關機構才能保障這類問題的解決。中國近年來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人類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所有國家的努力，而中國以其日益增長的經濟潛力，在這種共同利益保障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巴拓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個處理當今國際問題的關鍵詞和正確的出發點。這句話不僅僅出現在中國，在古代的埃及、希臘、敘利亞、波斯和印度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美洲的土著人的智慧中也能找到。在歐洲，古羅馬人雖然也提出過這樣的想法，但可惜的是他們並沒有堅持這樣做，這也許是古羅馬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有類似的思想。
我認為，這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一種道德直覺，是王陽明「良知」的實踐方式。而既然不同文明都認同這樣的道德準則，那麼在當前人類共同面對巨大挑戰時，我們應該喚起不同文明的「良知」，建立起公認的道德原則，把人類看作一個整體來一起面對問題，而不是只顧及某個國家或者某個人的私利。
4．致人的生命於不顧，是棄「良知」
薛曉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涉及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思想，其中哪些思想在後疫情時代具有指導社會的現實性？
施寒微：交互性思想，以及天、地、人合而為一的思想，是精神人文主義的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變體中都被反映出來，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可以找到許多例子。拓展對動物與人類之間感染途徑的了解，必須帶來對人與環境相互關係的一種新的意識，特別是在資源保護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對自然的理解是很特殊的，認為人與自然從一開始就並非對立存在的，而是由兩者形成了一個統一體。這種理解可以為人類解決環境問題作出新的貢獻。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將環境問題列入科學、實踐和政治議程，與其他任何大國都不大一樣。中國可以通過加強與各國的合作，為全球環境保護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
巴拓識：中華文明是最古老的定居農業文明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保存得很好。這種以農耕為基礎的社會不僅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意義，也決定了一些特定的中國社會心理形態。要想成功地耕耘一片田地，就必須依靠一個社會群體的相互協同合作，一個人是無法完成大規模的耕作行為的。我們感到，這種理念也被中國提升到現代國際經濟合作理念層面。
中國想要建立一種長期合作的國際夥伴關係，並且提出了雙贏的理念。中國古代哲學家墨子已經提出了這種雙贏的思想。從農耕社會來看，其中包含著一種成功的邏輯：如果一方邀請另一方進行農業合作，那麼每個參加者都應該根據自己付出的勞動獲得一份應得的酬勞。在當今各方面的國際合作中，這種合作原則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當然，這種合作也要建立在對自然的關註上，如果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那麼自然環境會因承受極大的負擔而迅速變得貧瘠，貪婪即使能夠帶來短期的利潤，到最後卻會失去一切。
這些道理聽起來非常簡單，但我們在國際範圍內卻發現，人們在不斷地做出錯誤的決定。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類似的簡潔但經典的道理，它們不僅適用於現代中國，也適用於其他文明。因為其中提到的解決方法，可以為目前人類文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問題提出解決的新思路。特別是在後疫情時代，一些被疫情嚴重衝擊的國家應根據各自的文化特點調整發展路徑，這都需要一些中國的智慧。
薛曉源：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的內心修養，王陽明「心學」影響至今500多年，仍有很強的生命力。
施寒微：心性修養是中國文學、文化和教育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是人類尊嚴的核心，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可適用。儒家認為個體的安身立命離不開教育和修養，由此產生的學習和自我教育原則使得一個人能夠為自我完善而不斷努力。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需要通過教育和指導才能成為善人。今天我們知道，人如果不進行學習，就會錯失目標。
巴拓識：剛才我提到了王陽明和他的「致良知」概念。他的思想學派被人們稱為「心學」。「心」是他的核心理念。這裡的「心」不是只局限於某個人的心臟，而是指一種人具有的基本而純粹的生命力，它與人的意識一致，也與我們的仁愛之心一致。這種愛不僅是對人類同胞的愛，而且是對所有自然生命的愛。王陽明也稱這種無處不在的意識為「靈明」。這是一種極高的智慧，因為這樣一來，人與有機世界和無機世界之間就被無條件地統一起來，「心」與「理」，以及世界的發展過程就是一致的，也就是王陽明認為的「心外無物」。用現代語言來解釋就是說，我們的世界是純粹的人的世界，我們像魚一樣在人的意識中遊動，並不能脫離意識而生活，整個世界的進程都在人的意識範圍內。
依據這樣的中國傳統哲學的理念，我們可以為一些目前存在的重大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今天人類擁有最現代的科技，宇宙飛船不斷探索外星世界，最新的生物科技不斷帶來新的治療方案，以延長人類的生命等等。但是，技術發展和社會建設不能脫離「心」的問責，不能忘記人存在的最本質的意義，不能沒有「良知」。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就非常明顯地看到，有的所謂的發達國家，即使他們掌握很高的醫學水平，卻是如何背棄最基本的「良知」，也就是置人的生命於不顧，而深陷困境中。在疫情穩定或是結束後，應該大力鼓勵人們去反思疫情帶來的危害，重新設計和調整公共衛生系統，解決其他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次疫情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人類面臨的大流行病。希望人們能從中汲取教訓。
5．「和而不同」：學會接受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
薛曉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對建立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係有什麼借鑑意義？
施寒微：孔子的「和而不同」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即使有分歧也要進行和解，這適用於國際關係。但在孔子那裡，也是指「君子」保持和諧，但不隨波逐流。需要指出的是，「和諧」建立在兩根支柱之上：相互尊重和社會公正。這種正義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分享。因為沒有對參與的分享和組織，人類的未來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參與和分享的機制並不是首先在全球範圍內實行的，而是從小範圍開始，從家庭開始，從鄉村和城市開始，最後再到整個國家。這樣的分享和參與的文化，必須一次次地被保護和被重新塑造。在構建「和諧」社會和世界中，中國將發揮的主導作用從未像今天這樣重要。
巴拓識：我認為，一個國家除了「硬實力」和「軟實力」，「和諧實力」也是極為重要的。「和諧」這個詞，我們需要正確地認識。「和諧」並不是一種妥協，而是一種將張力進行平衡的精妙智慧。我們的生命歷程與社會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處處充滿緊張和衝突。而只有在緊張和衝突中，人自身才會進步，社會才會發展。和諧這個詞最早來源於音樂，要想樂器發出優美的樂音，就必須把琴弦繃到恰當的張力。太松就沒有聲音，太緊就會被崩斷。
把「和諧」放到國家發展的語境中，我們可以看到「硬實力」和「軟實力」是指國家單一方面的能力，而「和諧實力」則是處理社會矛盾的更重要的實力。甚至對於當今國際關係中的衝突，也可以用「和諧實力」來解決很多問題，讓不同國家達到差異上的互補和共同點上的共鳴。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首先學會接受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同時也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然後與其他文明合作共同發展，才能在下一次全球範圍的大災難中保證全人類的生存。
（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彭蓓翻譯）
《光明日報》（ 2020年09月02日 12版）